帝舜踪迹在安康（节选） - 姚氏宗亲网

安康曾曰金州、曰魏兴、曰西城。《水经注》说：“西城有虞舜祠”，《元丰九域志》也说:“西城县，本姚墟之地。”妫墟之名，由来已久，早在战国末期，先秦史官们记录和保存下来的历史档案资料编成的《世本》里就说:“饶内，舜所居。一作妫墟。”是以妫墟即安康应无疑义。故《汉书·地理志》汉中郡下首书西城，应邵注曰：“《世本》妫墟，舜之所居。”据此则可证迟至东汉时，西域仍被认为是妫墟之地，帝舜就住在这里。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曰:“汉水又东经妫墟滩，《世本》曰‘舜居妫墟，在汉中西城县’。或言妫墟在西北，舜所居也。或作姚墟，故后或姓姚，或姓妫。妫、姚之异是妄，未知所从，余按应邵之言，是地于西城为西北也。”郦道元在这里特别将一些研究者讹“西城”为“西北”的说法订正过来。接着又说：“汉水又东经西城县故城南，《地理志》汉中郡之属县也。汉末为西城郡。……城内有舜祠，置民九户，岁时奉祀焉。”

有关舜在安康的传说，典籍浩繁，不胜枚举，取其要者，还有唐杜佑《通典》、徐坚《初学记》、宋王存《元丰九域志》、罗泌《路史》。明万历版《兴安州志》甚而记载有：“明隆庆己巳，土人耕田得釉陶脊兽，甬道及剥落残碣，依稀记‘大舜陶渔河滨处’，闻于朝，建祠春秋享献”的出土实物。这一切都说明，舜居安康的传说，并不都是穿凿附会，空穴来风，而是有典籍可据的。因此著名学者徐旭生，倾毕生精力研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面对大量史料，也承认说:“今陕西南部安康(汉西城县)也有关于舜的传说。”而河南大学的两位研究者，在《我国史前都邑的特点》一文中，就直截了当地说道：“舜都，包括饶内(陕西安康)等地。”

古代安康数易其名，秦曰汉中、汉曰西城、魏曰魏兴、晋曰安康，以后又有金州、兴安之异。后人研究历史，有多据当时地名而言者，因此不少典籍中西城、魏兴、金州、安康互出，溯其源实为安康—地，故《汉书·地理志》西城下注应邵曰“《世本》妫墟，帝之所居”。这里的西城，便是今天的安康。

1988年4月，安康市五里乡柳家河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上层，发现一件红色夹砂陶塑人面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魏京武同志，经过研究考证，断定这件陶塑人面像“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人类。并在1991年5月出版的《考古与文物》上撰文介绍说：“这件人面像的五官位置恰当，比例正确，可以看出为一两颊比较消瘦的中、老年男子形象。”

毫无疑问，这件陶塑人面像，是父系氏族社会男子的象征，从另一角度讲，这件陶塑人面像，又是柳家河原始聚落中的男子形象。该塑像用的是写实手法，当有所本，因此被塑像的男子，必须在聚落中地位崇高而又深受大家敬爱者，才能获此殊荣以资世代瞻仰。《世本》曰：“妫墟在西城西，舜之居。”汉魏以来，注释者咸将妫墟指汉北(今安康市汉水北岸中渡台)。汉北中渡台为秦汉时西城遗址，所谓西城西，应是安康西区月河川道一带，才是传说中的妫墟，也叫姚墟，是有虞氏氏族的发祥地。舜是这个氏族里地位崇高而又深受大家敬爱的人物，因此这件陶塑人面像，又极可能是虞舜的形象。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氏族人口日益繁衍，为求继续发展，一部分人就要向外迁徙。于是其中一支向北，搬迁到距柳家河遗址五里之外的高阜上居住，形成新的聚落，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五里火车站东发现的柏树岭遗址。197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这里进行试掘，证实柏树岭遗址完全含庙底沟文化内涵。精美的石器，红陶黑彩的纹饰，是这个遗址的特点。以后，他们溯月河而上，自石泉马岭坝(马岭坝遗址位于池河口)沿汉水西去；另一支则向南，越过月河，搬迁到距柳家河遗址五里之外的鲤鱼山脚居住，即今天的四合乡张家坝遗址。鲤鱼山的名字，被后人望文生义而演绎为民间传说，讲的是樵夫和鲤鱼姑娘相恋的故事，东拼西凑，似曾相识，极不可靠。而鲤鱼山的谐音快读则是“历山”二字，又据当地民间传说，当年大舜犁于虞山，故鲤鱼山，又是“犁虞山”之讹。所以这里才是“舜耕历山”之处。《路史·后纪》载，舜父瞽叟与后母，因为尤宠爱后母之子象，视舜为眼中钉，“咸欲杀舜”（《帝王世纪》）。舜在家里实在待不下去，才离开父母搬到离父母不远的历山脚下居住，故《路史·后纪》又说：“舜耕历山，思慕父母，见鸠与母俱飞相哺，盖以感思。”所以万章问孟子道:“当初舜去到历山耕田的时候，常常的号叫哭泣，对着怜爱人的天，什么事让他这样号叫哭泣呢?”孟子说：“是怨自己不能得到父母的疼爱，并且思慕父母缘故。”贤孝如舜这样的人，离家出走，一定不会很远，因为他时刻企望着回到父亲和继母身边，以尽做儿子的孝道，张家坝遗址与柳家河遗址相距五里，隔河相望，咫尺之间，是舜离开父母的最佳住处。

张家坝新石器时代遗址，1981年文物普查发现。遗址北濒月河，南依鲤鱼山麓，面积约12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仅03~08米，出土遗物除少数生活用具如夹砂红陶罐、钵、盆、瓮外，大部分是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铲、石锄、骨耜及刮削器。1983年当地村民还在遗址北缘月河取沙时，发现两件长约30公分的大型石斧。从出土文物和文化层堆积厚度来看，这里显然未聚成邑，只是一个小小聚落，这与舜的传说基本吻合，舜耕历山，父母并未因他的企慕而回心转意。得不到父母疼爱的舜，在此居住时间不长，便和聚落中的人或沿月河而下，或翻过长岭，来到汉江边，在今天的中渡台住了下来。虽然离开父母远了一点，但也只有三十里之遥。他心里还在企望着能回到父母身边。

中渡台原来零星住着几家人家，也算是一个小小聚落。生产方式比较落后，主要靠渔猎伐山，烧制的陶器滥恶粗劣，人民的生活很苦。舜自历山来此，首先教这里的人制陶，烧出来的器具皆不苦窳；然后又教这里的人结网捕鱼，捕获的鲜鱼大而且肥。他的德行使大家钦佩，于是这里的人都争着让地叫他居住，仰慕舜的人也纷纷归附，人口骤增，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汉水中上游一个比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这就是“虞舜陶渔河滨处”。

中渡台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绝大部分被现代村庄和安康铁路分局段、站、医院和家属区迭压。但在遗址区内基建施工取土探知文化层厚约3米，遗存十分丰富，上层为秦汉时期遗物，出土有绳纹板瓦、简瓦、涡纹瓦当、云纹瓦当，铺地砖和下水管道，并且在遗址中出土了西汉时期封泥一块曰“西成之丞”，足证这里便是秦汉时期西城遗址。下层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存，可采集到大量夹砂红陶片、石器、骨器和蚌刀，除生活用具外，还有大量石网坠、陶网坠、陶纺轮、陶锉等生产工具。1990年4月间，位于中渡台中部的市江北中学，在修操场时，又于地下08米处出土明代万历四十六年石碑一通，碑高15米、宽060米、厚015米，圆首楷书大字曰“虞帝陶渔河滨处”。证之明代万历《兴安州志》载“隆庆己巳，土人耕田得剥落残碣，依稀记‘大舜陶渔河滨处’”，绝非同一石碑。残碑已佚，因而不知立于何时。但中渡台既是故西城遗址，奉祀虞帝的时间便可上溯到西汉，《汉书·地理志》、《帝王世纪》、《水经注》、《通典》、《初学记》直到宋代王存撰《元丰九域志》都说“西城县故城内有虞舜祠”，可见其奉祀年代的久远，关于立碑时间或汉或唐，已经无法考证，然而江北中学出土的这通石碑，则无疑是明隆庆己巳岁发现残碑后，“闻于朝，奉敕创建崇祀”时重立之碑石。从以上调查研究中，我们基本上可以清楚看出：舜出生于柳家河(妫墟)、耕于鲤鱼山下张家坝(历山)、陶渔河滨(中渡台)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