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福建姚氏状元，向卢美松先生讨教 - 姚氏宗亲网

【摘要】福建省文史馆前馆长、省方志办前副主任、研究员卢美松依据长乐姚坑《姚氏族谱》认定南宋状元姚颖、姚勉为福建籍长乐人。本文根据三省地方志记载，对其所编、所撰质疑讨教，认为卢美松认知起点错误、逻辑起点错误乃至一系列价值取向错误，结论谬误，误导福建文宣、误导读者。福建史上姚氏无状元。《福建省志》亦编入福建籍“一甲”“前三名进士”，贻误历史，一误再误。

卢美松先生曾任福建省文史馆馆长、地方志办副主任、研究员。以其精研地方志，文望尊隆，名闻闽省。2006年曾主编出版《福建历代状元》①，收入南宋状元姚颖、姚勉为福建人。2016年撰写《长乐有姚氏一门两状元》刊于《海峡都市报》②，予以进一步肯定。笔者驽钝，读后纳闷：福建史上姚氏未中状元，何来竟有两个，而且是“同宗状元郎”？百思不得其解，因奉劄讨教。

伏案查阅福建现存最早地方志《三山志》，未见梁克家记载淳熙五年状元姚颖为福建籍状元；其后弘治黄仲昭《八闽通志》、万历何乔远《闽书》、康熙陈轼、乾隆郝玉麟《福建通志》、万历林燫《福州府志》、弘治《长乐县志》，悉未见记载南宋姚颖、姚勉籍贯为福州府长乐县，“选举志”、“人物志”、“学宫志”、“文物志”等，亦悉未见记载其为福建福州府举人、进士，遑论状元！

作为时任福建省文史馆馆长、福建省方志办副主任、研究员，长期从事地方志、地方掌故研究，民间相信其说不疑；况著述丰赡，权威不二，当下福建无与匹敌者，孰敢怀疑！然而涉及姚氏族史，在下疑义难解，每查阅文献，辄见所记与卢先生所论不一，亦未见蛛丝马迹相关者。因疑卢先生断定南宋状元姚颖、姚勉是福建籍、长乐人、姚能举之後，不实！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8年、2003年出版《福建省志》③先后将姚颖、姚勉列为福建籍“一甲进士”“前三名”，以建国后新编志书正式予以肯定并收录在册，白纸黑字，成为福建志史一项“重大怪事”。严肃之省志，因此留污。而若按卢先生雄文，则颠覆福建宋、明、清、民国地方志“选举志”，福建科举史应重写！

“我前一段做过状元调查，现在大家知道状元书出得很多，福建的状元写得不够实在”“状元调查关键找族谱，所有的家族他都要记载自己家族曾中过的状元。我们这个调查肯定是实在的”“所以我要重编《福建历代状元》这本书”④诚然此乃卢先生认定福建籍状元之起点！

据此，可知，卢先生做过调查，调查过长乐姚坑民国二十年《姚氏族谱》⑤，该族谱不但写有状元姚颖、姚勉两个，还写有一个状元姚晔：“状元公讳晔，乃大录公之季子也（按：原文作“录”），生于端拱二年正月初一丑时。······大中祥符元年戊申正奏第一名”。既然“这个调查肯定是实在的”，卢先生胡何在《福建历代状元》一书只收录姚颖、姚勉，而摒弃姚晔？固非长乐人，毕竟同是“福建人”，何以轻此厚彼？

所谓“大录公之季子也”，此“大录公”，指宁德西乡（今宁德洋中镇姚溪尾）肇基祖姚坦⑥。按闽东姚氏族谱记载，姚坦是长乐姚坑肇基祖姚能举五世高伯祖。若按长乐姚坑《姚氏族谱》所说，则“状元公讳晔”为姚能举四世“曾伯祖”。既然姚能举“状元裔孙”可以列入《福建历代状元》一书，何以姚能举“曾伯祖晔”就不能同等并列？

长乐姚坑《姚氏族谱》对其“状元公姚颖”，着墨不多，大约15行525字；卢先生擅为之补充与改写，约略530字（不包括开篇与过渡段）。若“初名廊”、“御笔改其名为颖”、“初授承事郎”、“因其岳父为左丞相”“出为平江府通判”、“其坊表、墓域、碑记俱在长乐西乡”、“应是其后人迁浙后所记”、“叶适为其撰墓志铭”等等。

第一，姚坑族谱记“公原廓名”“奉御笔改名颖”，卢先生依何改作“初名廊”而舍弃“廓”？这种舍弃，完全悖离长乐姚坑《姚氏族谱》。盖廓，指西乡姚廓，淳熙八年辛丑江伯虎榜武举。

长乐姚坑《姚氏族谱》所称“状元公颖”，由姚廓拔高而来。姚廓“省试第一人”，宁德讹传为殿试状元。长乐姚坑嫁接入谱，“母本”姚廓、“父本”姚颖，培育出长乐“状元公颖”。福建长乐姚颖与浙江鄞县姚颖，一假一真，除同姓同名外，没有任何关联。质言之：假姚颖由西乡姚廓嫁接而来，皮肉皆西乡姚廓；真姚颖，浙江人，淳熙五年戊戌科一甲第一人。武举变“武状元”，淳熙八年变五年，长乐谱已作“换身术”。卢先生将浙江姚颖套在长乐姚颖身上，又进行一系列“变脸术”，惜“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1，此宗虞者，何许人氏？福清人、长乐人？宋淳熙二年正奏进士，《三山志》记：福清六人，长乐五人。梁克家于姚宗虞名下注“字晋叔，福清人”。难道卢先生发现新证据推翻梁克家注释？

2，《宁波府志》所誌鄞县状元姚颖世系，与姚坑《姚氏族谱》所“记”长乐“状元公姚颖”世系，卢先生理应了如指掌。请问：有同之者否？何以迥异耶？何以《福州府志》无记？“长乐姚颖”“祖父姚能举”，鄞县姚颖祖父孚、曾大父阜、父辈姚伯伦，皆进士。名与字，何以相左如此之大？按卢先生断定乃“其后人迁浙所记”，则鄞县姚氏岂不“数典忘祖”、“诬祖乱宗”？

4，卢先生博学，因再请教：淳熙五年姚颖榜第二名叶适《叶适集》、隆兴元年进士楼鈅《攻媿集》、淳熙八年进士袁燮《絜斋集》，皆姚颖同时代人，其著作有否记述姚颖祖籍“福州”“长乐”抑或简略至“闽”一字？

第八，卢先生大作开篇劈头第一句：“福建诸多科举盛事中，有一件奇事，是同村一所学堂明教堂，不到百年时间，竟然出现了三位状元。他们是姚颖、姚勉和陈文龙。姚颖与姚勉还是相隔三代75年的同宗状元郎。”此开篇之语，如爆竹响彻晴空，压住全文。“在姚颖之后的第四代族孙（玄孙）中，又出了一位状元姚勉，据说也是出自明教堂的教育，所以该学堂旧址旁，至今还矗立着据称是第三位状元陈文龙手书的‘三元台碑’。”一段中，下“据说”“据称”表示非我说、非我称，不确定，则前面放炮后面泼水第二，“长乐姚勉”读书姚坑“明教堂”，卢先生改作江西“海觉寺”，师从乐雷发。如此一改，反，自相抵牾，表明心虚不“实在”！

卢先生在着意改写、包装长乐“状元公讳颖”之后，阵马风樯，梦笔生花，再牵援改写、扭捏包装长乐“状元公讳勉”，肯定并鼓吹“姚氏家族前后相隔仅75年，出两个状元，一时传为佳话”，“在姚颖之后的第四代族孙（玄孙）中，又出了一位状元姚勉”，“姚颖与姚勉还是相隔三代75年的同宗状元郎”。

长乐谱写“状元公讳勉”，着墨略多于“状元公讳颖”，约有184字。卢先生文亦细，达30行1050字，亦辛劳矣。下面请领略卢先生如何刓员方竹，包装“长乐状元郎姚勉”：

第一，长乐姚坑《姚氏族谱》“状元公讳勉”生于绍定二年（1229），卒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享年六十九岁”（？1294-1229=65）。请注意：“长乐姚勉”生于南宋，死于元朝！而卢先生偏改为“姚勉（1216-1262）”“年仅47岁”，69-47=22，生于南宋，死于南宋，比“长乐姚勉”短寿二十二岁。

2，卢先生将长乐“元台碑”更名为“三元台碑”⑦。据长乐姚坑姚氏族谱“明教堂元台碑文”，谓“宋状元陈文龙”作。句有：“龙生也晚，仰慕前哲，不觉勃勃思奋，携朋姚勉淬励斯堂，宝祐元年勉兄廷对第一，着先鞭矣。”卢先生否定“长乐姚勉”读书明教堂，客观上亦否定陈文龙“携朋”姚勉淬励斯堂之说，实质上说明“元台碑文”全然伪托。盖陈文龙非长乐人，乃莆田望族之後。

3，读书不在明教堂，表明：明崇祯十四年辛丑夏允彝纂修之《长乐县志》（俗称“夏志”）卷九收录“元台碑文”是不良僭伪，在“选举志”“人物志”了无印证。

第三，“长乐姚勉”“配夫人陈氏”，卢先生为之“改娶”竹庄、梅庄“姐妹花”，“为丰城名儒邹春谷”之女，早逝。长乐谱则记“妣卒于贞元元年”“享年六十九岁”“生子三”。史实是：新昌姚勉妾黄氏生一子，名元夫，“告庙，立而嗣之”⑧。

第五，无论姚颖，抑或姚勉，其字、号，在卢先生笔下分别混合长乐姚氏族谱与浙、赣志书所记，琳琅满目，既毕露包装痕迹，又暴露虚妄心机：尤其另加括弧以示，进退自如。

第六，卢先生依据江西《新昌县志》等资料详细介绍宝祐元年状元姚勉身世、行状与宦绩。请问：《江西通志》《瑞州府志》《新昌县志》《民国盐志》记“新昌人”、“天德乡人”、“高安人”、“灵源人”，有见记“祖籍长乐文岭镇姚坑村”一字一句否？

4，《姚勉集》“菊坪朝奉致政圹誌”、“奕世状元坊记”⑩所记叙新昌姚勉先祖名讳字号，与卢文所书、长乐姚坑族谱所记，无一相同，卢先生作何解释？何以避而不谈？

族谱是记载家族血脉延续、气脉相接之民间史书，容不得作假。族谱作假，纵使一丝一毫，都将扭曲世代传承之真实。诡称、冒认所造成的不真实，就是诬祖乱宗。在下相信卢先生与姚坑姚氏一样，都读过姚坑《姚氏族谱》所录前人姚谊序言中关于“不附会”“不牵强”“不可以不实”之遗训，因建议：都跳到局外，以第三者角度自我审视所写、所编，对照长乐姚坑《姚氏族谱》，而后揆别是非、甄别真假，如何？

在下非常欣赏易中天在其著作《品三国·附录一·心平气和说空城》中说的一句至理名言：“我的说法毕竟于理不悖，于史有据。”⑾在下理解：于理不悖者，逻辑不悖常理；于史有据者，治史注重证据：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以此验证卢先生有关论述长乐姚氏“状元郎”，既缺证据，又悖逻辑，堪称典型之“紊乱扭捏，牵合扳援”⑿，扰乱闽姚族史，扰乱福建志史，殊不可取！究其因，在下以为：

第一，认知起点错误。作为治史专家，卢先生不会不知晓一句流行于史学界之“口头禅”：“族谱不靠谱”！族谱最不靠谱者，恰恰在于民间修谱者出于虚荣心、装点门面、招展族望而随意给祖先加冠晋爵，比比皆是；有甚者，若郭宗韬拜汾阳，虚荣作祟，插错香炉烧错香；更甚者，若王诡太原、李冒陇西，附会冒滥，乱认祖宗。自隋兴科举至清光绪废，中国史上姚氏文武状元一共8个。而我闽东长乐、宁德、古田姚氏族谱“记载”有宋“状元”12人。若按卢先生“状元调查关键找族谱”，则《福建历代状元》一书，姚氏入选者，何止仅长乐姚颖、姚勉二人？作为治史研究员、方志办高官，不甄别真伪，研覈是非，竟将诡称为“真”、冒认为“是”，能不误入歧途欤？

第二，逻辑起点错误。以民间族谱为起点，任而如何辛劳包装、改写，悉皆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长乐诡称姚颖、姚勉是长乐“状元公”，卢先生认同，并首先肯定南宋状元姚颖、姚勉“祖籍长乐文岭镇姚坑村”。以此为起点，所有推论皆错！因为长乐姚颖、姚勉，与鄞县姚颖、新昌姚勉，除同名同姓外，没有任何逻辑支撑点，亦无任何逻辑联系点。即使同名同姓，鄞县、新昌者，乃殿试御笔亲颁；长乐姚坑者，乃瞀儒涂鸦蒙人，岂可当真！以此为前提，剪辑江西、浙江地方志有关江西新昌状元姚勉、浙江鄞县状元姚颖资料，补丁黏贴到长乐“状元公讳颖”“状元公讳勉”身上，如同鲁迅说的“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那样拼凑起来的脚色⒀，既不像长乐状元公，也不像浙赣状元郎，人不人，鬼不鬼，徒遗笑料而已。

第三，立论错误，举证臆造。治史立论，必须引征足够证据论证立论之正确；若是孤证，尚难成立。卢先生首先依据姚坑《姚氏族谱》认定南宋状元姚颖、姚勉“祖籍长乐文岭镇姚坑村”。如何证明其“祖籍”长乐？一番扭捏包装之后，无法举证其中联系点，竟以一句“应是其后人迁浙后所记”敷衍，拿不出任何证据说明何人迁浙、何时迁浙？即使举证一二、那怕三两字亦可！盖卢先生心中无数，笔下无墨。至于演绎“还是相隔三代75年的同宗状元郎”一语，更加离谱，根本无法从浙赣地方志剪辑片言只字以举证两人之间血缘世系关系，以确证立论之可信。如此臆断，如此臆造，是史学家、研究员所为也欤?治史举证靠臆造，奚信？

第四，白眼闽志，令人愕然。卢先生谓“福建······载籍记述甚少，地方志甚至没有提及，只浙江、江西的地方志中有载”。此处“有”“没”不含糊，俨然卢先生考遍闽浙赣三省地方志之感慨，令人愕然不解。试问：

2，福建“地方志甚至没有提及”，何故耶？若是福建籍状元，独占鳌头，琼林赐宴，“一朝看尽长安花”，荣耀八闽，省志能不“提及”？隋唐明清不表，单就南北宋闽省中状元者异姓不计其数，唯独遗漏“姚氏状元”？

3，卢文谓“只浙江、江西的地方志中有载”，有载其为“祖籍长乐”、本是“同宗状元郎”？有记载“姚颖曾祖姚存诚、祖姚能举、父姚宗虞”、“姚勉曾祖子材、祖珪、父震”？古代科举乡试、会试投状均需如实填写举子曾祖、祖、父名讳。卢先生作为地方志专家、省地方志办副主任、研究员，料于国子监、北京图书馆查阅过古籍文献，胸有成竹。则允冒昧请教：南宋姚颖投状书祖姚孚而非姚存诚，岂不诬祖？姚勉投状书曾大父姚旦而非姚子才，岂不乱宗？

4，福建现有省志，自宋梁克家《三山志》，历明黄仲昭《八闽通志》、何乔远《闽书》、清郝玉麟《福建通志》至陈寿祺、梁章钜《福建通志》、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州府志》，等等，难道这一串主笔全都昏昏然竟将“长乐状元公姚颖、姚勉”全给遗漏？尤其梁克家，与姚颖同时代人，《三山志》成书于淳熙九年，与姚颖中状元于淳熙五年，相距才四年，竟忘而漏记？岂不怪事？若是，前几年卢先生访问日本复印带回被日本侵略军掠走之《八闽通志》，应重新校点，补上长乐“状元公讳颖”“状元公讳勉”，岂可再阙如也！窃斗胆疑问：殆其历史观、志史价值观偏离，导致认识起点错误、逻辑起点错误、对文献价值取向错误，终致白眼闽志。是与其爵位有些不太协调，甚至讽刺意味，然否？

第五，不论其立论动机如何，其最终结果都是错误的；尽管卢先生处心积虑倾尽最佳手段改写、剪辑、包装，然而不仅不能使其立论立起来，恰恰相反，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否定了长乐姚坑《姚氏族谱》所描述的“状元公讳颖”“状元公讳勉”身世，否定了“祖籍长乐”“同宗状元郎”，否定了“竟然出现了三位状元”之说。卢美松陷入自相抵牾、自相混淆旋涡而不自悟。斯诚可悲又可笑。我们不清楚卢先生当初动机目的如何，但从他在《吴航书院国学讲坛录》似可窥视其历史观、志史价值观之偏离：不是先甄别“族谱不靠谱”处，批而判之而后取舍之。相反，认定“我们这个调查肯定是实在的”。于是乎导致认知起点错误、逻辑起点错误乃至价值取向等一系列错误。任其采用一系列剪辑、包装、改写乃至不惜臆造等等手段，刓方为圜，重悂貤缪，越陷越深，涸辙自困！

究其错误，深为其惋惜。首先，作为文史专业研究员、曾经官居福建省文史馆馆长、身兼福建省方志办（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因此大失身份与颜面，太不值得；其次，负面影响至广至深，给长乐县政府、福州市宣传部门在文庙、在报刊、在影像制作诸方面，踵步不实宣传，枉花纳税人钱，蒙骗百姓；第三，主编选入《福建历代状元》⒁，编入《福建省志》⒂，瞒过党政，欺天罔人，留污历史，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对此，什么时候追责都不过期！

③《福建省志》“人物志”，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62页“历代一甲进士表”。《福建省志》“教育志”，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81/82页“福建历代进士前三名表”。

本文，欢迎宗亲广为转发，以使更多姚氏宗亲明白关于“福建史上姚氏无状元”问题，不可以讹传讹。有不同意见，可以反驳，但反对像蓬佩奥那样无逻辑、乱骂人。共同遵守“于理不悖，于史有据”原则，去伪存真，还原历史本真。姚恩健。

千百年来，在人们思想烙印中，状元桂冠代表着一方人文才华最高贵象征。在古今中外各领域名人名才中，宁波人之众，与宁波文化名邦的深厚积淀，也与当地的状元文化历史有着密切的关联。自隋唐至清代以来，共有1300年的科举制历史中，我国共出过592位状元，浙江省有60位，其中宁波人就有12位。有关宁波籍第一位状元是姚颖(祖籍鄞县云龙镇姚家浦)，还是张孝祥(祖籍安徽历阳乌江镇)，几百年来在官方与民间不少文史著作中，各有不同的论据。经笔者几十年来论据与实据的考证，在古籍姚氏宗谱中，切实载有姚颖状元遗像、宋皇上敕令、姚颖世表排行，并姚颖状元坊旧居遗址曾是笔者童年时代的旧居地。由论据与实据证实宁波籍第一位状元是姚颖，其实际故居就在宁波姚家浦村旗杆墙门，又称锣鼓墙门。而张孝祥无相关实据可证，故在史料和考古论据中缺乏说服力。

姚颖，字洪卿，号苍辰，生于宋代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宁波姚家浦村人，在5岁时就能过目不忘被称为神童，在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考中状元。无论在朝廷或地方任官，上下官民都很崇敬他。他也是历史上592位状元中德才最杰出的一位状元。很值得现代官民学习。在平江府(苏州)任官期间一次灾害抢救工作中，由于连续昼夜劳累，病逝在平江府官署中，时年淳熙十年十一月十三日。故姚颖的墓址相传有两处，一处在苏州，一处在宁波鄞县阳堂乡延寿山(旧称)。当时为纪念姚颖，宁波的街楼名开始有了状元巷、状元坊、状元楼，及状元红(酒)、状元糕、状元装及状元歌谣等的状元冠名，并在海内外广为流传。

姚家浦村，古村名姚浦，又名姚家畈，现在宁波鄞州区云龙镇的西侧，地形境左绕云龙碶，右弯铜盆浦，前列九曲河，后座嘉墩山(现已成平丘)。这里原是历史上文化悠久的姚氏大族居住地，在村的远近周围也有多个姚氏隶属自然村，如村东近徐前的姚朗桥，村西近钟公庙的姚家村，村南近横溪的梅林，北延宁波大梁街小梁街。历代各隶属村地的姚氏子孙，每逢过年过节都来到姚家浦的祖先祠堂祭祖。姚氏基业的繁荣昌盛自姚氏七世姚颖起，姚家浦就兴旺发达，各类文化学堂渐增：如状元坊大院西的南轩书院、村东侧的鄞县小学等。历代姚家浦村有一庙四堂一旗四杆之称，即三圣庙，一本堂、惇叙堂、德尊堂、拜经堂和黑底黄龙的族旗及祠堂门前的二柱旗杆与状元坊墙门前的二柱旗杆。在原姚家浦村的拜经堂内，曾设有姚颖塑像。上述格局在国内也很罕见。

由史志宗谱记载，姚家浦历代曾出过多位大名人，如一世的贡元姚子雅、二世兵部员外郎姚世仁、三世户部侍郎姚允让、四世进士姚希、五世扬州判官姚公式、六世名臣姚伯伦、七世状元姚颖、八世进士姚元股、姚元哲、九世进士姚梦荐、十世太守姚守鸾等等。如单以姚颖一族就有进士名臣十多位，整个村历代进士将近二十位，仅次于全国有名的走马塘进士村。以姚氏宗谱十二个字历代祖训的“全忠孝、勤耕读、守礼法、积善良”与十二字历代家训的“父子亲、兄弟睦、长幼序、男女别”为品德守则，姚氏村内如有小辈子女媳妇不尊敬长辈父母公婆或学生不尊重老师，或有道德败坏行为，严重的要受到“开祠堂门”在祖宗像众人前受族长教训。又如在村内有不规矩不文明打架吵骂，或在路上或河中乱丢垃圾都会受到众人的指责。

姚家浦村与姚颖状元的不少历史古迹和原村的地理风貌美景，如今已大都变样。特别是姚颖故居旗杆墙门、状元坊大宅院，原貌都已残缺。当今在姚氏惇叙堂祖堂上的有在南宋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时的状元姚颖像，在姚氏德尊堂祖堂上的也有太守公姚守鸾像。最近新建的姚家浦状元历史文化礼堂内也均有呈现。

姚颖，一般的书上都写“宋庆元府鄞县人”，按理说，与慈溪不相干，也用不着我多罗嗦了，但慈溪历代县志却都收录了，所以，又不能不提。这里涉及到一个有趣的话题，就是抢名人。这与民间修谱乱认祖宗，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古已有之的。

天启《慈溪县志》卷九就收有姚颖传，并特别标以“正误”，还在传文后写了按语：“颖，慈姚氏之祖也，郡志误作鄞人，应改正。”光绪《慈溪县志》本传则云“世家吴兴，后徙明州”。其实光绪县志的编者还是实事求是的，在卷十九“选举上”姚颖条下作了以下说明：“按，颖世居鄞县。曾祖阜，祖孚，皆登进士，详《絜斋》《攻媿》《水心》诸集。《嘉靖志》列入鄞县，确有依据。姚中丞凭私家谱，援入邑志，未为允当。特相沿已久，姑仍之。”这样一来，事情就很清楚了，原来问题出在天启志的主编姚中丞姚宗文的身上。本来，慈溪、鄞县两家相争还不要紧，都属宁波府，并且姚颖在府学前建有状元府，还有状元坊。最近忽然跑出个福州长乐也来凑热闹，在新编的《长乐市志》中说姚颖是长乐姚坑人。但有人不认可，《宋代状元谱》作者周腊生教授认为，长乐提供的材料与历史记载相左。

姚颖（1150—1183），字洪卿，光绪《慈溪县志》卷二十五本传中说他“五岁读书过目不忘，十岁能属文，试乡校占前列，博士疑之，别命试于前，应手成章，时号神童”。师事郑锷。淳熙五年戊戌（1178）进士，对策集贤殿，讲贯中庸、大学之旨，论敌国事尤为详备，谓当今之务在于振作士气，乘敌之隙以攻之，受孝宗褒奖，擢为第一，时年29岁。授承事郎，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厅公事。除秘书省校书郎。到任之日，部下以雌黄涂掉数字，请姚颖在上面写几个字，“以应故事”，也就是说，照常规装装样子而已。姚颖“不欲循袭，非手校真有伪舛，不下笔也”。当时秘书省并非单单管理图书资料，而是“言路多选于馆中”，所以颇有些红包送过来。姚颖“不启书，加以缄封而还之”。他是右丞相王淮的女婿，要求避嫌外调。于是，添差通判平江府。决讼以制豪强为旨。淳熙十年，姚颖“祷旱劳悴，感疾以终”，年仅34岁。墓在鄞县阳堂乡延寿山。他有两个儿子元哲、元特，分别任连江县、安仁县主簿，“亦皆修谨嗜学”。

姚颖少年老成，光绪《慈溪县志》云“颖在髫龀，嶷然已有成人风”。天启《慈溪县志》又说“颖冲澹谨重，特有雅量，力学勤苦兼洽，而文章精俊详述。然退藏抑损，常愿出人后，居官若不敢有所为，其所为唯恐人以为能也。”《鄞县通志》也记载了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退后一步，其味愈长，乘流则逝，遇坎则止，安所遇而已。”表明了他的为人之道。他的著作，据光绪《慈溪县志》“艺文”所记，有《家集》十卷，似未流传。《全宋诗》收有他的诗二首。

其实，关于姚颖的原始材料，因该去考查他同时代人留下的文献。如袁燮为他写的《行状》，见《絜斋集》卷十五，叶适、楼钥为他写的《墓志铭》，分别见《叶适集》卷十三和《攻媿集》卷一○七。我因手头无书，也就罢了，正是惭愧，也请姚状元原谅。不过，这里必须说一句的是，新编《鄞县志》（中华书局，1996年版）将姚颖的生年写错了，弄成1140年，早了整整10年，这是极不应该的，从中也可说明，编写地方志来不得一点疏忽，否则就会出差错。

来源：新浪微博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03e635010006wt.html 2007-02-12

　　戴松岳在《宁波党校学报》2004年第5期和2006年第4期，分别发表了《慈城状元述略》和《慈城鼎甲考》，认定慈城第一个状元为姚颖，第二个为方山京，随后便是姚涞、杨守勤。除这四位外，作者还提到了南宋胡应时，称其是“宁波府的第一个武状元”。

　　魏金水在《情系中华》杂志2002年10月号发表《古邑历千载慈城五状元》一文，亦称慈城有五状元，分别为宋代莫纯、胡应时、方山京，明代姚涞、杨守勤，此文竟把莫子纯误写成莫纯。此外，蔡文质《千年古县城——慈城镇》（见《四明揽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也持此说。

　　综上所说，慈溪历代状元有六人与此相关。但事实上，历代志书都记载不一，需要我们梳理史料，逐一考证。

　　本文所述，只罗列主要说法，引证主要史料，介绍主要事迹，不作烦琐的学究式的所谓考证，行文也以随笔形式表述，而非正儿八经的学术论文。明代余姚武状元孙堪为横河孙家境村人，现已划属慈溪市，故亦附于篇末。宋胡应时史料奇缺，难以成篇，先述于篇首。

　　胡应时，生卒年不详，事功亦不详。最早记载在《宝庆四明志》卷十：“胡应时，以绝伦升第一名。”科举年份失载。戴松岳《慈城状元述略》中认为是宋高宗时的武状元。考光绪《慈溪县志》卷十九“选举”则记庆元五年（己未1199年）胡应时中陈良彪榜，“为第二名，以绝伦特与第一名恩例。”并有附注云：“按《宝庆》《延祐志》：衣冠盛事，武举状元胡应时以绝伦升第一名。”其实，光绪志已承认此科武状元为陈良彪（福建长乐人）。宋朝武举中设置绝伦科，在此科的弓马比试中，胡应时武艺绝伦，被皇帝特与第一名恩例，享受武状元所有的待遇。胡应时父胡光，为淳熙十一年（1184年）武进士。

　　姚梦荐，庆元府慈溪县人。宋度宗咸淳元年乙丑科阮登炳榜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