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陵古城记 - 姚氏宗亲网

背靠一座山，环会两条江，筑成一座巍峨的方城。城“不墉而高，不池而深，不关而固”。城的森严与“名”的宏阔凝结在一起。城起于兵戎，“名”寓于无限。城有兵卫和弓弩手把守着，或盘查，或厮杀，拒敌于坚城之外；“名”则无挂无碍，精神追求者可进出两便，去留自由。这就是零陵。

零陵名字是我国夏代出现的34处重要的古地名之一。当然，有了名字并不就等于有了城市。但无论其出身于山之名抑或出身于区域性地理之名，后来零陵古城都与这一名称的原初“意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意义”是她的灵魂，名字是她的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讲，零陵古城的名称存在历史已有3000多年了。

零陵即舜陵。《山海经·海内南经》云：“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据郭璞考证，苍梧山即九疑山，九疑山的核心山峰称三分石(或三峰石)，史称舜峰，在九疑山之南(山之阳)；九疑山之北(山之阴)有朱明峰。《九疑山志》载，朱明峰又称丹朱峰，为丹朱葬所，因而印证了《山海经》的记载。另外，《山海经·海内经》云：“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这是我国最早出现零陵地名的文献。按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统计：“零陵是我国夏以前已出现的三十四处重要古地名之一。”该图集也许就是根据《山海经》提供的材料作出的判断。《山海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1000年［1］。舜帝“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此外，还有《国语》、《帝王世纪》、《礼记》、《吕氏春秋》、《管子》等文献以及《湖南通志》、《永州府志》、《零陵县志》、《九疑山志》等都有零陵、舜陵、九疑的记载。尤其是司马迁，他把舜帝葬所干脆称为零陵。由此可见，零陵名称的原初含义就是舜陵。只不过，这里的陵，是山的意思。另一条证据是九疑有泠水，“泠”“零”相通。九疑曾属泠道县。王莽改称泠陵县。后来，舂陵、泠陵两县并为营道县。营道，意思是践履道德。这不又与舜帝明德如合符契了吗?

零陵的“零”不是数学中用来计量的“0”的概念。对此，本书第一章已作了详细考辨。笔者要强调的是，人类在计算中知道用“0”，是很晚的事，据文献学家庞朴先生认定，印度在9世纪，中国在12世纪。此前，我们祖先在筹算时，是用空档来表示这个空无的［2］。《说文解字》解释“零”为“碎”，零散也。“零”也是“实有”之“无”的“零”。零陵即散而无定之陵。散而无定，与九疑山实际情形相合。九疑山，“九”，多也。“世称九峰相似，望而疑之，谓之九疑。”(元结)

现在我们来谈这个“陵”字。远古时代称“山”为“陵”，叫山陵。据中国陵墓史研究专家杨宽先生研究，帝王高大的陵墓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25年战国中期秦惠文王安葬之墓。而古代人死之后葬在山上，不封不树，类似今天某些少数民族的“天葬”。总之，春秋战国时期以前的舜陵，就是九疑，也就是零陵，三个名称三位一体。春秋战国以后的王陵，其实就是陵墓，再不含山陵的意思了。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实行州县制，将零陵郡改制为永州总管府。永州得名于永陵。《九疑山志》明白地说：“零陵又名永陵。”大约从北魏温子升《舜庙碑》那句颂舜之词引申出来的吧?他说舜帝“疑山永逝，湘水长违”。北宋地理学家乐史《太平寰宇记》也说：“舜陵一名永陵，自古禁樵采，置守陵户。”零陵有“永山永水”为此种说法提供了佐证。“永陵”，永念之陵也。由此看来，把“舜陵”称为“零陵”、“永陵”抑或将零陵、永州作为郡邑古城之一地二名，均表露了人们对舜德的怀念之情。文献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近人撰联“孝感天地，德播人间”。舜创道德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传承、发展，历4000余年而不衰，并成为现代道德理念的基石，其皇皇历史功不可没!

从境域变迁情况看，零陵、永州两个重要的古地名，有名之先后，交互使用的特殊情况。永州在隋以前称零陵，隋朝以后，永州、零陵成为一地二名。零陵在夏商周时期，属荆州之域。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国南境。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郡县制，置零陵县，属长沙郡，县治所在湘江北岸广西全州咸水乡。零陵县名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

西汉初，汉高祖改长沙郡为长沙王国，零陵县属长沙王国，治所仍在广西全州咸水乡。元朔五年六月壬子(公元前124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日)，汉武帝首封长沙王刘发之子刘贤为泉陵侯。侯国辖今零陵区、双牌、祁阳、祁东、东安县地。农历六月二十六日这一天，就是零陵城的生日。侯国都城称泉陵城，在今零陵城北，东山之西，今零陵泉陵街一带［3］。泉陵城邑的面积不足明代零陵城的三分之一。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析长沙国，增置零陵郡，零陵县、泉陵侯国同属零陵郡，零陵郡治仍在广西全州，辖7县4侯国(7县：零陵、营道、泠道、始安、营浦、洮阳、钟武；4侯国：泉陵、都梁、夫夷、舂陵)。零陵郡地域包括今湖南省永州市全境以及邵阳、新宁、洞口、武冈、绥宁、城步、衡阳、祁东等地，广西省全州、兴安、灌阳、资源、桂林、临桂、阳朔、灵川、永福、永宁等地，土地面积9万余平方公里，比今天的永州市大4倍。

东汉时(25)恢复零陵郡，郡治在泉陵。改泉陵侯国为泉陵县，泉陵县与零陵县(治所仍在广西全州咸水乡)同属零陵郡。辖区也有所扩大。对此，康熙《永州府志》讲得很明白：“零陵本汉泉陵县，东汉郡治于此。”这一年，是零陵城的命名年。此后直到明清零陵都是郡(府)县同城，且城址始终没有更易。泉陵城成为零陵郡治所之后，城邑有所扩大。三国时，零陵在吴蜀两国的争夺战争中不断加固城墙。吕蒙夺取零陵之后，又进行了大规模修葺。当时吴军司马将军府设在千秋岭。

此后2000余年，零陵县、永州府治所均设在零陵城。纵使历史工匠不厌其烦地试图拓展自己的空间，而城郭的身量却一直未变。在古代，城市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宋代便是典型的例子。内忧外患，宋朝折腾了200年，零陵城也就折腾了200年。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开庆元年(1259)、景定年间(1260—1264)，零陵城曾三次修葺城府，筑城墙，增两廓，最后一次筑外城共长达八里多。明洪武六年(1373)曾进行过一次大的修葺，加高了城墙，城厢周9里27步，高3丈，阔145丈，城门7座(东南西北四门，太平、永安、潇湘)，并各建楼其上。后又增建德胜楼、望江楼、鹞子楼、五间楼凡四座。

至清前期，城内有12街18巷25坊，城区重要街道按“两纵八横”布局，纵向有正大街，北正街、后街；横向有府正街、新街、文星街等。河西愚溪旁有柳子街。城内主要建筑有府衙、县署、万寿宫、高山寺、濂溪书院、府学宫、县学西斋……历史上不乏著名建筑，名气大的要算潇湘楼、鼓楼、钟楼和镇永楼了。

潇湘楼在城北潇湘二水合流处苹岛的东岸，是一座千年古建筑。最早建于唐代，五代之后湘口驿站在此，直到清康熙年间，因湘口驿迁于城内，楼遂崩废。潇湘楼是古人游览必登之所。刘禹锡、柳宗元、米芾、范成大等名家均有题咏，宋范纯仁曾题“江天一馆”，故又改称“潇湘馆”。

鼓楼位于正大街，始建于咸淳三年（1267)。这一年，郡城贡院忽产硕大玉芝一株，邑人视为祥瑞之兆。故元御史伯颜九成曾题“芝城”两大字于斯楼之上。钟楼旧在府衙后面的万石亭旁，明弘治十二年知府王爵迁建于府衙东侧，即原零陵军分区院内。钟、鼓二楼累遭兵火，历代宰官多有修葺。最后一次重建两楼是在清顺治十一年(1654)，由永州知府李策鼎主持修建。两楼为姐妹楼，均系砖木重檐结构，陡拱彩绘，“飞甍隆栋，高出云表”，为零陵古城两处重要建筑。志载，钟楼之上，置巨钟两口，其一原为太平寺钟，钟上刻有汪藻铭文；鼓楼之上悬大鼓一面。其时，每辰时击钟报时，暮时击鼓，故“晨钟暮鼓”历来为太平盛世之写照。

镇永楼，又名转角楼。《零陵县志》载：“镇永楼在府城北隅雉堞之上，旧名鹞子岭。”明代嘉靖二十四年(1545)，永州知府彭世济创建。塑真武像以镇。万历三十五年（1607）通判张季麟施田为香火费。清康熙三年(1664)，副将彭世勋、知县朱尔介先后重修。道光二年(1822)总兵鲍友智与知县丁照复修。除主楼外有山门、土皇阁、玄帝殿及两旁道院等建筑。于今，这座经历了370余年的永州古建筑早已倾坍。镇永楼巍然煌然。战时，登楼四望，观察敌情，一目了然，调兵遣将，必操胜券，故名镇永楼；平时，为百姓凭栏远眺，休闲观光的佳境。故零陵俗语云：“永州有个转角楼，半截砌在天里头。”

清代康熙年间修编的《永州府志》上有一幅《零陵县四境图》［5］。最近，在偶然的机会中，赵卫平在零陵楚江墟的《莫氏族谱》中发现了另外一幅《永州府图》。这也许是最后目击者绘制的一张零陵古城城厢图，弥足珍贵。时间在1928年［6］。从这两张图中，我们还依稀可见当时零陵城厢的概貌。城内街道由北至南，分东西两条：东边，北正街、后街；西边，正街。东西横向则有府正街、新街、文星街等。

20世纪30年代生活在永州(零陵)城的李茵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古城印象。她这样记述零陵的城门：“北门，因为它是北路的要道。第一道城门关了，中间有几间铺子。有几家人家住在城门洞里。再进城又是一座城楼子，大城门都是用石坨子砌起来的。”北门毁于1936年。那年，湘桂公路延伸到零陵。“北门把原来的青石板路废了，加宽了蛮多。那些铺子都是退去好几尺、丈把远。北门城楼和城门洞都没有了，那城楼上‘铲除共匪’的大字也一起拆掉了。”“大西门是一个水旱码头，它靠在去河西的浮桥边。它又是一个搭船的大站。早上，凡要去冷水滩、蔡家铺、曲河的都要到大西门来坐船去。要去衡阳、长沙的坐大船。要去河西买糙米的，也要过浮桥去，那浮桥一天繁忙得很，总是走得轰隆轰隆的响。”

潇湘门是临潇水最北的一道门，“潇湘门是个水旱码头，那里也停船。运来谷子、煤、油或者是玻璃公司做玻璃的原料(一些雪白的石头)”。“潇湘门的街上，一天到晚除了做小生意的和箩行挑运货物的，再就是挑河水卖的苦力。每天来来往往多是到河里去洗衣、洗菜的，生活单调无味的。但是城墙的内面，城楼子上，除了一个叫花子住的地方，再就是一大片高低不平的旷野。”与潇湘门的贫穷繁忙相对照，“东门是永州一个最清静的门了”。那里很少有人去，只有挑针线担子的沿街摇小摇鼓叫卖。这里建有几家乡下地主的公馆，卖粮食是公馆的营生”［7］。

他们感叹零陵文人太多、太棒。从溯沅湘而游九疑的司马迁，到对零陵圣迹多有品题的蔡邕；从为民请命的元结，到唐宋“八大家”几乎都思想过、慨叹过、笔耕过零陵；位列宋代“中兴四大诗人”的杨万里、范成大、陆游都放笔吟咏过零陵；宋代理学“圣人”周濂溪、中坚张栻发端于零陵……

他们感叹零陵之地太灵。幸运之人自不必说，逆境之人在这里因祸得福。屈原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之叹在这里最容易找到知音。夷獠之乡愁，羁心之逡巡，缧囚之痛苦，窜宦之凄凉……全可以衍伸为忧国忧民的心志、放旷峭拔的雄文。从而，零陵让他们不朽。

零陵是块宝地，山水透着睿智，透着诗美。谁踏上这块土地，都会流连忘返。历史寓于零陵多重含义，要紧处，也有三重：在官宦商贾眼中，她是水陆通衢之地；在军事战略家眼中，她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文人士子眼中，她是迁客骚人官宦名贤的流寓之地。古城这三重职能打造了零陵的特殊身份。零陵，中国文化静穆的守护城。

令人心醉的东山由北向南延伸，成为天然屏障，又使南风轻易吹遍城里每个角落。城北起伏而开阔，是理想的外城之廓。范成大写潇水环城：“一水弯环罗带阔，千古零陵擅风月。”整座零陵城就装在潇水弯环的“罗带”中，三面环水，是天然外城之池。宋代吴之道在内城观赏零陵城时是这样一种感受：“永去天虽远，人蒙厚泽，耕凿相安。自有不墉而高，不池而深，不关而固。”(康熙《永州府志》卷19)他说虽未筑城墙而东山却很高峻，虽没挖城池而潇水成了天然深池，虽没有修雄关，却有天然关口使城坚固无比。活脱脱，零陵天造地设。

三国时，孙权两次遣大将吕蒙取零陵，第一次写信劝零陵守城郝普投降。郝凭险而拒不投降。吕蒙深知强攻难以奏效。在城北两里筑吕蒙城守候。其时刘备自蜀亲至公安，遣关羽进益阳争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孙权进驻陆口，使鲁肃将万人屯兵益阳拒关羽。情况十分紧急，孙权飞书召吕蒙，命他舍弃零陵，急还助鲁肃。吕蒙得书，秘而不宣。即召郝普故友邓玄之密见郝普。谎称蜀左将军在汉中，为夏侯渊所围，关羽在南郡，刘备面临孙权攻势，首尾倒悬，救死不得，哪有兵力援救零陵。若吕蒙强攻，郝普身死无疑，而百岁老母戴白受诛，岂不痛哉!郝是忠孝之士，权衡利弊，只好出城投降。吕蒙在潇水船上接受郝普投降。吕蒙握着郝的手一道下船，语毕，将孙权之书给他看，并拊手大笑。郝方知上当。吕蒙用计轻取零陵，留下吕蒙善战的佳话［8］。据说，古龙兴寺的前身正是吕蒙故宅。怀素从龙兴寺古井中淘出“军司马印”汉铜印一枚，从此爱不歇手，常在其得意之作中钤盖。在怀素眼中，只有吕蒙的“军司马印”才配得上他的壮士拔剑、神采动人的狂草。

零陵僻远但不闭塞。零陵居楚粤水陆之要冲，“北扼荆湘，南控百粤(又称百越)”，是古代两广地区进入中原腹地的主要通道。广东广西古称百粤，又因地处五岭之南也称岭南。由两广进入内陆地区必经逾五岭。在我国历史文献中，“五岭”不仅指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和大庾五座大山，也指由北至南的五条通道。《晋书·地理志》、唐杜佑《通典》等采此说，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载更为清楚：“五岭之说，旧以为皆山名，考之，乃入岭之涂(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入南雄，二也；自湖广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州入广西之贺县，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骐骧认为，在这五条路中，由全(州)入静(桂林)，由道州入贺州两条通道是最主要的，也是开发最早的。据郭仁成先生《楚国经济史新论》一书考证，远在春秋建国时期，楚国的版图已延伸到南越，一处达广西全州以南地区，一处达道州以南地区，而这两处正是楚越两条通道之所在，即是说，其时两条古道事实上已经形成，郭的这一观点也可以从20世纪两广地区出土的大量春秋战国文物中得到佐证。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始，零陵事实上成了打通西南水陆交通枢纽。

元诗所写九疑郡即零陵郡。但当时自湘江往西南，船到兴安便再也无法前行。秦始皇命监御史禄率士卒凿渠运粮，于公元前214年建成了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项伟大工程——灵渠。灵渠的修建，使船只可以由湘江入漓江，由漓江再接桂水，入岭南西江，从此疏通了湘漓水系。零陵成了中原进出大西南最经济便捷的水上通道。

秦时人的第二大壮举是修驰道和峤道。秦始皇在志满神驰之时，曾想学古代帝王巡视天下，下令修“东穷燕齐，南极吴楚”的驰道，“道广五十步(69米)，三丈而树，厚筑路其外，隐以金椎”(《汉书·贾山传》)。因工程浩大，当时仅修至离零陵80里的湘水北岸，湘水之南接峤道。《方舆纪要》曰：零陵驰道在“永州府东南(北)八十里，阔五丈余，类今之河道”。

自秦以降，交趾南越人反叛频仍，修峤道意义重大。不仅解决了官民驿传铺递(类似邮递)，而且为进军岭南打开了陆上通道。东汉时对零陵、桂阳峤道又进行了一次大的修葺。为了实现前一条峤道功能，秦汉间在零陵境内便逐步实行十里一小铺、县设总铺的交通管制方式，并设有车马和相关管理人员。

公元前221年，秦大将王翦南征，因交通受阻，征服南越进兵缓慢。公元前217年，秦军为了同百越人作战，在丘陵山区修筑了马车可通行的峤道。《永州府志》载，“秦置五岭之戍，修萌渚之峤”。江华白芒营“是其一焉”。峤道是南方的山地大道，路宽五尺，中间用鹅卵石、碎石铺面。从衡阳过零陵，经百家渡过潇水，沿潇水穿高山，经道州、过江华。马车一溜烟，便到达广信、梧州。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又增修了一条170公里长的新道。新道多用鹅卵石和青石块铺成，可通马车。它连接道州峤道。新道起于双屋凉亭，经江永麦岭、青山口、黄龙至富川古城。路宽1~15米，都为鹅卵石或青石铺成。从此，潇湘北通云梦，南极广信［9］。汉武帝平定南越，开发岭南、百越的经贸，峤、新二道，功不可没。值得一提的是，零陵城南门外两里的百家渡为古峤道过潇水的重要官渡。柳宗元在《袁家渴记》中载：“渴上与南馆高嶂合，下与百家濑合。”这百家濑就是百家渡。杨万里写有四首《过百家渡绝句》，其一、三首云：

于是，在楚南，衡岳镇其后，九疑峙其前，潇水南来，湘江西会，而零陵岿乎其中，风风火火一个大都会的气派就这样形成了。这里，北有祁阳，祁山祁水环拱献秀，为城之卫；西为东安，文璧清溪，著奇南服；南为道州，潇水夹两山而流，陆瞰不测之渊，水多错陈之石，为郡城金汤之池；这里，九疑三江之秀，江永都庞瀑带，江华壮丽奇险……如此，纵横九万平方公里，居楚越水陆之冲，遥控百越，横接五岭。

若将零陵同长沙、桂阳、武陵放在一起作横向比较，则更能说明问题。在建城时间、辖区面积、人口、城厢空间诸方面作综合比较，零陵城排名第二，仅次于长沙古城［10］。史志有称零陵“雄据州邑之胜，故以之用兵，则易守而难攻；以之生聚，则种植樵渔，无所不宜”。

虞舜，一位4000年前出身贫寒，道德高尚的普通帝王，在中国百姓、官家心上是扎了根的。久而久之，百姓心中的崇拜，就会向神灵延伸，既然舜崩葬之地在九疑(零陵)，舜的英灵在楚国的神灵世界便成了主宰之神。楚灵王时，在都城仿舜陵构筑了堂而皇之的“章华台”，可见舜帝英灵在楚人心目中的地位。屈原写道：“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表明他要去九疑山向舜帝的英灵倾诉。在楚辞中，帝舜成了地位显赫的众神之首：“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离骚》)“九疑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九歌·湘夫人》)

自汉以降，舜灵渐渐衍化成仙家。始作俑者是《九疑山铭》的作者蔡邕。他写道：“遂葬九疑，解体而升。登此崔巍，托灵神仙。”之后，先有东晋王子年《拾遗记》言九疑有服者长生的圆洁之珠；次有陶弘景《真灵位业图》，将舜列入“第三左位”的真正仙家谱系；后有唐末五代《太平广记》的《王妙想》篇，完全将舜说成是在九疑山修道成仙的人了。

至此，自春秋至五代，中国文化人完成了帝舜从人间帝王到神灵、仙家的三重衍化。在三重衍化的阐释中，儒墨两家祖述了作为帝王之舜。自汉代起，帝舜受历代帝王尊崇，成为封建社会信史的基础。而作为神灵、仙家之舜，则成为文学、宗教的题材，衍伸于文人的笔下。其中由舜之二妃，又衍化为湘灵、湘君、湘夫人、斑竹和湘灵鼓瑟等神话传说，由传说凝而结之为潇湘情绪，再由潇湘情绪凝而结之为中国凄怨相思的诗歌境界，这种诗的境界成为中国诗学和诗话学挖采不完的宝藏。这就是中国文化中令人百思不解的零陵诗神创化过程。

二妃溺湘的故事是潇湘诗名的起因。刘向的《列女传》将二妃塑造成帮助舜帝巧妙躲避家庭迫害的贤妻；《史记·秦始皇本纪》则述二妃死后葬于江湘之间，其灵为神，名“湘君”。秦汉之后的文献或谓二妃俱溺于湘江(郭璞)，或将二妃称为《九歌》的“湘君”、“湘夫人”、湘灵。围绕着二妃从征的故事，人们的创作热情历久不衰。张华《博物志》、任昉《述异记》便附会出斑竹泣怨的名典。故事深得民间响应。秦代的湘妃祠、湘阴的黄陵庙、零陵的潇湘庙等等，湘灵的祭祀凭吊之所比比皆是。潇湘庙官民祷拜有加，且历久不衰。

如此，二妃从征故事便衍化成了中国传统文学中凄怨、相思诗风的典型意象了。从“蛾眉对湘水，遥哭苍梧间”(唐人郎士元《湘夫人》)，到“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李白《远别离》)等等。在众多的潇湘诗的洪流中，刘禹锡的《潇湘神》二曲堪称代表作：

幽怨凄清，秋水离迷的意韵，不知牵动了多少人的情思。刘禹锡是柳宗元的挚友。他的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关涉了零陵香零山、潇湘夜雨(能指)两大名迹的意义阐释(所指)［11］。前曲是香零山的诗意溯源。香零山即香草零山。《离骚》云：“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香草有盛衰，人生也有衰老，内在美也会凋萎。“美人”，象征忠正耿介的圣君名贤，如尧舜禹汤等。后曲对潇湘夜雨作了诗意言说。二妃美人美情全汇集在这里了。距离产生美。潇湘夜雨，一种缥缈含蓄美，一种融会了生命激情的美，也是一种朦胧的意境之美(日本人把它解释为物哀美)。人触此“雨”如感彼泪，因有感而动情：悲哀的、壮美的、凄怨的、相思的等等都有。这就是湘灵的魅力。

配合凄怨情韵的另一湘妃意象，并同时化出琴曲意味的，是湘灵鼓瑟典故。屈原《远游》：“张《咸池》奏《承云》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咸池》、《承云》、《九韶》分别为尧、黄帝、舜的音乐，都是至美之乐章，原本是欢乐祥和之乐，战国秦汉间盛传于世。到了唐代“湘灵鼓瑟”的清美和乐情韵发生了逆转，而以凄怨色调蔚成诗坛热咏之典。天宝十载便曾以此为题进行进士考试，留下了钱起著名的篇章《省试湘灵鼓瑟》：

此诗轰动京畿，钱起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成名。从此，钱诗声誉鹊起，湘妃故事和琴曲的诗作、散文、小说不绝如缕，而其中的清怨相思情韵更是深入人心。从南齐谢玄晖“停骖我怅望，辍棹子夷犹”(《新亭渚别范零陵诗》)，到杜甫的“不见湘妃鼓瑟时，至今斑竹临江活”(《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再到韩愈的“逡巡又过潇湘雨，雨打湘灵五十弦”(《梁园惠康公主挽歌二首》)……

潇湘意象美感魅力的另一个来源是舜帝弹五弦歌《南风》的传说。“韵含湘瑟切，音带舜弦清”(潘存实)之唱如悠远无痕的秋水，流浸到元曲、宋词、明清小说之中，深切浑融，挥之不去了。潇湘像一位美人，袅袅如秋风，纤纤若浩月。其风姿，其神韵，既潜通古今，又光照未来。由此而见，潇湘意象具有多么广阔、恒久的美感统摄力和诱惑力!

潇湘是一种境界。潇湘的声音是大自然之乐，泓澄清澈，波浪回旋之中有天籁般的旋律。潇湘的情感是大自然的诗，轻霞流烟，秀澈清湄之间深藏着幽怀缱绻的情怀。在中国文明史上，她不仅仅是地理学上的两条普通江河，她的道境“大美不言”，她的美境“神人以和”，她的情境“净洁空阔”：

潇湘内容积淀为形式，成为汉民族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这种关注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的人生观和生活信念，就是一种灵与肉融合的审美境界。从潇湘的流衍可以看出，中国的人文精神躁动于殷周之际的忧患意识，又积淀了时代变迁中的乐感文化，从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人文精神，一种忧乐圆融的人文精神。潇湘正是宏观意义上的中国人文精神的文化符号。

［3］郑元日等：《湖南永州市鹞子岭二号西汉墓》，《考古》2001年第4期，第60页，永州市鹞子岭二号西汉墓为第三代泉陵侯刘庆之墓。司马迁《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班固《汉书·王子侯表》等对泉陵侯国多有记载。汉武帝元朔五年六月壬子（前124年六月二十六日）首封节侯贤（长沙定王之子），第二代为戴侯真定，第三代倾侯庆于黄龙元年继位（前49），第四代“侯骨嗣，王莽篡位，绝”（侯骨因王莽篡位而国绝，其无谥号便是证明）。

［9］广信，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前111）统一岭南后，在广信（今广东封川与广西梧州交界处，亦即贺江，桂江与西江汇合处）设交趾郡，管辖秦时之南海、桂林、象三郡，可谓岭南首府。后分广东，广西即以广信为分界点，其东曰广东，西曰广西。

［10］《后汉书·郡国志》载，东汉时四城人口分别为：长沙255854户，1059372人；零陵郡212284户，1001578人；桂阳135029户，501430人；武陵46672户，250913人。据《湖南通志》载，西汉荆州领六郡一国，其中湖南三郡一国，即长沙国，零陵、桂阳、武陵郡。此四城建城时间及明洪武前后城厢周长，城高，城门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