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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简论孟子述论虞舜 [打印本页]

作者: 闽南姚斌 时间: 2014-2-28 13:14
标题: 简论孟子述论虞舜

简论孟子述论虞舜

孟祥才

虞舜是司马迁《史记》一书认可的五帝之一。如果我们承认今文《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古文《尚书》中的《舜典》、《大禹谟》都是真实地记述尧、舜、皋陶、大禹的文献，那么，就应该承认他们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其后，先秦的经书和子书，几乎都或多或少的记述过这些人物。比较而言，在先秦经书和诸子中，对虞舜记述和议论最多的大概首推《孟子》，所以后人有孟子“言必称尧舜”的品评。你看，是孟子第一个指出舜出生于诸冯，是东夷之人：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1］

这里，孟子将舜与文王推尊为“先圣”和“后圣”，肯定他们的所作所为几乎一模一样，有着共同的道路。

在《孟子》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孟子是如何精心塑造舜的圣人形象的。

首先，孟子将舜说成是“天命攸归”的天子，他之成为人间的帝王是因为天将天下授予他。请看孟子是怎样得出这一结论的：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簒也，非天与也。《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2］

这里，孟子保留了天这个人格神上帝的权威，继承了周公的“天人感应论”，大谈“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继而振振有词的说，尧将舜推荐给了天，天就以“行与事”昭示天下，表示了自己对舜继承天子之位的认可。叫舜主持祭祀，所有神明都来享用，这便是天接受了；叫他主持工作，工作搞得很好，百姓很满意，这便是百姓接受了。孟子认为，这就是天授予他，百姓授予他，而不是天子授予他，因为天子不能拿天下授予人。舜帮助尧治理天下二十八年，这不是某一个人的意志所能做到的，而是天意。后来，尧死了，三年之丧完毕，舜为着尧的儿子能够继承天下，自己便逃到南河的南边去。可是，天下诸侯朝见天子的，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却到舜那里；打官司的，也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却到舜那里；歌颂的人，也不歌颂尧的儿子，却歌颂舜；所以说，这是天意。这样，舜才回到首都，坐了朝廷。如果舜自己居住于尧的宫室，逼迫尧的儿子让位给自己，这就是篡夺，而不是天授了。《泰誓》不是说过么，“百姓的眼睛就是天的眼睛，百姓的耳朵就是天的耳朵”，正是这个意思。这里，孟子尽管保留了天的权威，但他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古训，最终将百姓的拥戴作为舜继承天子位的最根本的原因，此处透出的显然是孟子强烈的民本意识。

孟子不仅以“天授”肯定舜继承天子之位的合法性，而且充分肯定舜治国、理政、抚民的历史功绩，在批判农家学说时，他有一段雄辩滔滔的议论：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3］。

这就是说，尧在“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的关键时刻，举荐舜承担治国抚民的重任，舜没有辜负尧的信任，上任伊始，即举荐益、禹、后稷、契等贤明智慧之人分任方面主官，疏导洪水，驱逐野兽，教民稼穑，制定法规和人伦准则，使社会走上有序运行的轨道，从而建树了巍巍功德。

其次，孟子将舜表彰为大孝之人，是实践孝道伦理的最高典范。

孟子赞扬舜是一个“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4］的人。说他以虔诚的孝道之心对待父母，父母喜爱他，虽然高兴，但不因此而懈怠；父母厌恶他，虽然忧愁，却不因此而怨恨。终生以得到父母的欢心为指归。所以孟子说：“天下大恱而将归己，视天下恱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5］在舜看来，不能得到父母的欢心，不可以做人，不能顺从父母的旨意，不能做儿子。舜竭尽一切心力来侍奉父母，结果他父亲瞽瞍变得高兴了，天下的风俗因此转移；瞽瞍高兴了，天下的父子的伦常也由此确定了，这便叫做大孝。相反，虽然帝尧打发他的孩子九男二女跟百官一起带着牛羊、粮食等东西到田野中去为舜服务；天下的士人也有很多到舜那里去，尧也把整个天下让给了舜；舜却只因为没有得到父母的欢心而像鳏寡孤独的人找不着依靠一样不开心。得到天下士人的喜爱，是谁都愿意的，可在舜却不足以消除忧愁；美丽的姑娘是谁都喜爱的，可舜得到了尧的两个女儿做妻子，却不足以消除忧愁；财富是谁都希望得到的，可舜富而至于占有天下，却不足以消除忧愁；尊贵是谁都希望获得的，可舜尊贵至于做了君主，却不足以消除忧愁。这是为什么？因为在舜看来，只有得到父母的欢心才可以消除忧愁。一般人，在幼小的时候，就怀恋父母；懂得喜欢女子，便想念年轻而漂亮的人；有了妻子，便迷恋妻室；做了官，便讨好君主，得不着君主的欢心，便内心焦急得发热；只有最孝顺的人才终生怀恋父母。到了五十岁的年纪还怀恋父母的，我在伟大的舜身上见到了。接着，孟子又对舜的“不告而娶”进行辩白。再后，又对舜面对父母和弟象凶险地谋害自己而一忍再忍、一让再让的行动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可是，当这一连串的谋害全告失败，而舜已经贵为天子的时候，他却没有对父母、兄弟实施报复，而是给予弟弟封地，使之尊贵体面、衣食无虞。这样做，万章很不理解，于是问孟子：“舜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兜发配到崇山，把三苗之君驱逐到三危，把鲧充军到羽山，惩罚了这四个大罪犯，天下便都归服了，这是因为讨伐了不仁的缘故。象该是最不仁的人了吧？舜却以有庳之国来封他。有庳国的百姓又有什么罪过呢？对别人，就加以惩处；对弟弟，就封以国土；难道仁人的做法竟是这样的吗？”显然，万章的追问是以公平为前提的，而孟子却以公平服从于亲亲来为舜的有失公平的做法辩护：“仁人对于弟弟，有所忿怒，不藏于胸中；有所怨恨，不留在胸内，只是亲爱他罢了。亲他，便要使他贵；爱他，便要使他富。把有庳国土地封他，正是使他又富又贵。本人做了天子，弟弟却是一个老百姓，可以说是亲爱吗？”在孟子看来，舜已经把建筑在亲亲基础上的孝悌发挥到极致，身体力行到极致了。

接着，孟子通过回答咸丘蒙的问题，认定舜对父母的孝道达到了“孝子之至”的最高水准：

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尧老而舜摄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

咸丘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此之谓也。《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6］

这里咸丘蒙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舜代尧做了天子，尧便率领诸侯向北面去朝他，舜的父亲瞽瞍也向北面去朝他，舜见了瞽瞍，显得有点跼促不安，这是真的吗？这里咸丘蒙提出的问题，或许是真实的历史，或许是自己的假设。但孟子从“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尊君理念出发，坚决予以否认。咸丘蒙根据《诗·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提出第二个问题：如果舜做了天子，而瞽瞍却不是臣民，又是什么道理呢？孟子先是否认咸丘蒙对《诗·北山》的解释，不正面回答咸丘蒙的问题，而后就是大讲贵为天子的舜以天下养父母，已经达到了孝敬父母的极点：“孝子孝的极点，没有超过尊敬他的双亲的；尊敬双亲的极点，没有超过拿天下来奉养父母的。瞽瞍做了天子的父亲，可说是尊贵到极点了；舜以天下来奉养他，可说是奉养的顶点了。”所以这里根本就不存在舜是不是瞽瞍儿子和瞽瞍是不是舜的臣民的问题。人们在阅读《孟子》时，可能不止一次地发现他对经典解释的随意性，其实所有这些解释，都是为宣扬和论证他的基本理论服务的。

大概由于孟子主张无条件地对父母行孝，他的另一个学生桃应就提出了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于是师徒之间有了如下一段对话：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爱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热，乐而忘天下。”［7］

这自然是一个假设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孟子给出的答案，是从亲亲出发，不惜让舜破坏法律，也不能让他犯法的父亲被绳之以法。而为了维护亲亲的原则，更让舜如弃敝屣一样的抛弃国君的位子。这个假设当然与舜毫无关系。孟子只是借此表达自己的一种理念而已。

正是因为孟子特别重视孝悌伦理，所以他一再颂扬舜在孝悌方面的卓越表现，并归结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8］

第三，孟子更多的是揭示和颂扬舜的超乎常人的品德与智慧，如“乐取于人以为善”：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舎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于人为善。”［9］

这里，孟子先赞扬子路高兴别人指出他的缺点，赞扬禹向提供善言的人敬礼，接着突出舜对于善言善行虚心接纳的态度：对于行善，他没有别人和自己的区分，抛弃自己的不是，接受人家的是，非常快乐地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自己行善。从他种庄稼、做瓦器、做渔夫，一直到做天子，没有一处优点不是从别人那里吸取来的。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自己行善，这就是借同别人一道行善。所以君子最高的德行就是借同别人一道行善。

如“倾心向善”：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10］

这里，孟子赞扬舜对于善言善行的倾心向往和闻之即行的坚决和迅疾，说他好像江河的决了口，哗啦啦狂泻奔流，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得了。

如“孳孳为善”：

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11］

这里，孟子将善与利对立起来，赞扬舜的努力行善，认为这是区分舜和跖的根本标志。

如“由仁义行”：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12］

这里，孟子赞扬舜是保持住了人异于禽兽的那点最重要的东西，因此他就成为区别于庶民的君子。他懂得事物的道理，了解人类的常情，所以能够从仁义之路而行，而不是把仁义作为工具、手段使用。所以他在另一个地方就明确说：“尧、舜，性之也。”［13］意思是尧、舜的实行仁义，完全是出于本性。这就是说，舜是从内心服膺仁义的君王，他坚信仁义的真理性，因而心悦诚服地实践仁义。

以上简要摘引和评述了《孟子》一书所记载和评论的有关于虞舜的主要事迹，在孟子心目中，舜是三代之前事迹最丰富、事功最辉煌、品德最高尚的圣帝名王。他记述的舜的事迹，大部分都有所本，基本上都出自《尚书》、《易传》、《左传》、《国语》、《论语》等典籍，但他的记述尤其是评论，则鲜明地展示出儒家的观点，突出表现在对舜钟情仁义和孝悌理念的张扬。因为儒家正是通过对这些理念的倾情阐发构筑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也正是通过仁义和孝悌使儒家思想与舜这位圣帝名王的思想若合符契地接轨了。

孟子对虞舜的记述和评论，对虞舜的历史诠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我们不仅在孟子之后的诸子对虞舜的历史诠释中看到孟子的影响，而且在诸如《史记》等史学著作中更能够发现对《孟子》文本的直接袭用。孟子通过对舜的仁义和孝悌理念的张扬，从而借助舜的威名增强了儒家思想的威势，同时也使舜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弘扬，使舜的威名得到进一步的放大。虞舜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就这样相得益彰地取得了双赢的结果。

注释：

［1 ］《孟子·离娄下》。

［2 ］［4 ］［6 ］《孟子·万章上》。

［3 ］《孟子·滕文公上》。

［5 ］《孟子·离娄上》。

［7 ］［10 ］［11 ］［13］《孟子·尽心上》。

［8］《孟子·告子下》。

［9 ］《孟子·公孙丑上》。

［12 ］《孟子·尽心下》。

（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编：《第三届中国大舜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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