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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我国文明社会肇始于虞代 [打印本页]

作者: 闽南姚斌 时间: 2014-3-4 14:45
标题: 我国文明社会肇始于虞代

我国文明社会肇始于虞代

——兼论济水中下游流域为有虞氏“龙兴”之地

张华松

一

太史公当年著《史记》，将《五帝本纪》置于夏、殷、周《本纪》之上，似乎是把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作为一个朝代、共有一个土德来对待的，然而在战国邹衍的原始五德终始说中，有虞氏却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朝代，而且是第一个朝代。徐北文先生曾经指出：

关于王朝的更迭按五行相胜的学说，李善《文选·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注引《邹子》说：“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这四代正是按儒家《书经》的上下限即虞、夏、商、周而确定的。邹衍心目中的代表土德的王朝，也即中华第一个王朝是虞舜，按五行，土是黄色的，所以也可称虞舜为“黄帝”，在最初并非指后出的所谓的轩辕氏［1］。

稽诸先秦典籍，有虞氏确实是先于夏朝而存在的一个朝代，相关资料不胜摘引——《墨子·明鬼下》：“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非命下》：“子胡不尚考乎商、周、虞、夏之记?”《左传·成公十三年》：“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国语·郑语》：“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周礼·考工记》：“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商君书·开塞》：“周不法商，夏不法虞。”《慎子·逸文》：“孔子云：‘有虞氏不赏不罚，夏后氏赏而不罚，殷人罚而不赏，周人赏且罚。’”《吕氏春秋·审应览》：“今虞、夏、殷、周无存者。”总而言之，都认定夏商周三代之前有一个虞代。

其实，“三代”作为一个历史时间的集合概念，其内涵也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最初所指并非夏、商、周，而是虞、夏、商。徐鸿修先生研究认为［2］，“虞、夏、商的三代概念早在西周初年即已形成”，并列举了两个最能说明问题的证据：其一，《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史墨语：“三后之姓，于今为庶。”春秋时姬姓仍为嫡姓，所谓沦为庶姓的“三后(王)”，显然是指虞、夏、商三个独立的朝代。其二，《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陈、杞、宋合称“三恪”，陈为虞之后，杞为夏之后，宋为商之后，共同受到周人的礼遇。始于周初的“三恪”说，是虞、夏、商三王历史地位相埒的确证。

《韩非子·显学》记载：“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两千余岁。”按《竹书纪年》殷496年，西周257年，合计恰好753年，证明“殷周七百余岁”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准此，“虞夏两千余岁”，似乎也就不是完全毫无根据的妄说。《竹书纪年》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则虞朝就有1529年的历史了。这个数字显然有些不可信，但是有虞氏存续时间颇长似乎还是可能的。当然，所谓有虞氏，并非后来的汉、唐、宋、明那样的王朝。事实上，在绝大部分历史时间里，有虞氏只是一个东夷部落国家，只是到了虞舜的时候才得以取代唐尧而成为黄河流域的共主，夏禹受禅为帝以后，有虞氏作为地方政权依然存在了很久。

关于有虞氏的世系，战国成书的《帝系》(载《大戴礼记》)云：

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牛，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

《史记·五帝本纪》同此。《孟子·离娄下》曾说舜“东夷之人也”，因此所谓有虞氏出自黄帝是不可信的，但是说有虞氏出自颛顼，还是值得重视的。《左传·昭公八年》载晋史赵语：“陈，颛顼之族。陈氏得政于齐，乃卒亡。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至于遂，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赐之姓，使祀虞帝。”这里明言虞舜的后裔陈人为“颛顼之族”。正因为颛顼系有虞氏之始祖，《国语·鲁语》才有“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的记载，而《礼记·祭法》也有“祖颛顼而宗尧”的说法。

颛顼之后，有虞氏的重要人物是虞幕。《国语·郑语》载史伯语：

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

虞幕因为有大功德于天下，故能同夏商周三代始祖禹、契、弃相提并论。虞幕的功德是“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韦昭注：“协，和也，言能听知和风，因时顺气，以成育万物，使之乐生。”也就是说，虞幕发明了以律吕测气定候以助生万物的候气法。这种预测天气物候的法术十分神秘，对于早期农业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惜隋唐以后失传了。

又，《国语·鲁语》记载：

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

杼是协助其父少康完成夏朝中兴大业的名王，上甲微是伐灭有易氏以报杀父(王亥)之仇的商族先王，高圉、大王都是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的周人先祖。虞幕与此四人相提并论，也受到后世子孙的报祭，证明他是有虞氏的著名先王。

综上所述，有虞氏作为一个部落国家可能在颛顼时代就形成了，迨及虞幕的时候，更有了很大的发展。再从上引《左传》“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一语看，有虞氏政权一直到瞽瞍也都是存在着的。又，《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可知瞽叟可能作为有虞氏的君主，还曾担任过唐尧朝廷的乐官。为此，我们说《史记·五帝本纪》所谓“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可能是不足凭信的。

既然如此，那么如何看待大舜崛起于民间的种种传说呢?比如在《史记·五帝本纪》以及更早的《孟子·万章上》都记载道，帝尧听说大舜屡遭家人的迫害，却“不失子道，兄弟孝慈”，便有心培养他为接班人。为了考验大舜“齐家”的能力，帝尧将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他，并“赐舜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舜发达后，象与父母犹“日以杀舜为事”——大舜登梯修缮仓顶，他们就在下面撤梯纵火；大舜下井掏挖泥沙，他们就在上面填土坠石。总之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所幸大舜总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一次，象以为舜必死无疑，就向父母提出瓜分大舜财产的计划：“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也就是说大舜的牛羊、仓廪都分给父母；干戈、琴、弤弓以及舜的二妻都分给他自己。当象喜冲冲地去接收舜的财产时，却见舜正坐在床边弹琴，一时回避不及，只好敷衍了几句表示思念和亲热的话。舜以德报怨，对象说：“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也就是：你替我去管理这些臣民百姓吧。

以上传说都发生在舜尚在“畎亩之中”——耕稼历山的时候。传说终归是传说，不是信史，然而其中却包含着许多的历史真实，折射出许多的历史影像：

其一，大舜淘井表明当时已经有了水井。这与《世本》“伯益作井”的记载以及龙山时代水井普遍出现的现象若合符节。水井是人类定居生活的重要标志，也是市井城邑出现的重要条件。

其二，象谋财害命，应该是当时财产私有化现象的反映。而龙山文化遗址普遍发现小型的住房遗址，不少房子遗址除了有生活工具外，还有生产工具、粮食、窖穴等伴随出土，说明住房的主人显然是具有独立经济的个体家庭，不但具有消费的职能，而且也具有生产的职能。

其三，舜要象管理自己的臣庶，一方面证明舜绝非寒微出身，另一方面也证明当时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有了统治与被统治的阶级关系。

其四，象将生活所必需的仓廪和牛羊分给父母，而自己独取干戈、琴、弤弓，似乎表明这几件东西非同一般，而应该是社会地位和权力的标志与象征。

根据以上的析论，我们重申有关大舜崛起于民间的古史传说可能是不足凭信的，历史的真相应该是大舜在受禅为帝之前，就是有虞氏的君主，甚至是东夷族团的领袖；大舜耕稼渔陶于东夷各地，主要是出于示范和教化的目的，或者如孔子所说的那样，是出于救世的目的。《韩非子·难一》记载：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

二

故史渺茫，文献无征，有虞氏作为一个东夷古国或东夷古国联邦，它的政权构成和权力运作究竟如何，我们一概不得其详。至于入主中原以后的有虞氏政权，也就是虞朝的情形，古代文献却有比较多的记载，即以《尚书·尧典》为例，举其荦荦大者［3］，如：

“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就是观察斗柄所指方向来认识四季不同星象和物候特点，来安排民生首要的农事活动及有关生活处理和行政设施。

“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天子五年巡守一次，其他四年，诸侯按四方分别各朝京师一次。朝见时，诸侯口头奏陈他的治绩，然后明察他的实际功绩，按他的功绩来赏赐以车马冠服。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以在衣服冠履上用不同颜色画像之法施行象刑(象征之刑)，以流放之法宽宥犯罪以代替五刑，以鞭笞为办理公事而犯错误者所用之刑，可以用金来赎刑。凡过失造成不幸灾害，可直赦之。有恃而犯，且始终怙恶不悛，则必处刑。

分官设职——任命禹做总领百官兼平治水土的司空；任命弃做主管农政的稷官；任命契做司徒，并告诫他要“敬敷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在宽”；任命皋陶做兼掌军事和刑狱的士官，并告诫他如何施行五刑以及五种流刑，做到“惟明克允”；任命垂担任主管百工职事的共工之官；任命益做主管山林草木鸟兽的虞官；任命伯夷做主管礼政的秩宗，并告诫他要“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任命夔做乐正，并提出乐教的原则和目的是“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委任龙做纳言之官，要求“夙夜出纳朕命，惟允”。最后号召二十二大臣(此处任命的九官9人，外加四岳1人、十二牧12人)各尽其职，并规定了考绩的方法。

由《尚书》之《尧典》以及《皋陶谟》、《禹贡》等篇看，虞朝有整套的官僚机构，有军队和法律，有贡赋，也有观象授时的制度，总之是早期国家应有的一切专政机构赫然具备，虞廷之治的规模和水平都是相当可观的。当然，由于《尧典》等篇的晚出，所记内容的真实性是要打些折扣的，但是《尧典》等篇保存了许多传自古远的珍贵的原始资料，反映了若干的史实和史影，则是毋庸置疑的。即以刑法来说，先秦文献每每有“皋陶作刑”的记载［4］，而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龙山时代的中国北方社会的确进入了“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阶段［5］。再以乐教来说，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距今八九千年的骨笛，到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遗址出土的五六千年前的杯形陶笛，再到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四千五百年左右的竈鼓和特磐，无不证明我国史前音乐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而有虞氏又是一个在音乐文化上有突出贡献的世家，因此虞朝乐教达到《尧典》描写的高度，并不足奇。《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在孔子看来，虞舜韶乐“尽美矣，又尽善矣”，既是上古音乐的最高成就，也是虞舜文化的典型代表。

可是，人们往往以夏商周秦四代祖先禹、契、弃、益不可能同为虞廷大臣，从而怀疑或否定《尚书》中的虞廷之治。其实，只要我们承认虞廷二十二大臣原本皆属于各自方国的君主［6］，那么二十二大臣中，有四人或者及身称王(禹)，或者后裔称帝(契、弃、益)，就完全有其可能。或曰：禹、契、弃、益分别为夏、商、周、秦之始祖，四代始祖共事于虞廷，终归是天大的巧事，因此似无此可能。对于这个问题，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有一番话颇具启发意义，他说：“中原，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包括之前的尧、舜，其后的秦，共五代，均以尧舜时代洪水为其祖先源头……”［7］夏、商、周、秦四代在禹、契、弃、益以上的世系因为有上百年洪水的涤荡和隔绝而没有传下来，则是可以理解的。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集中体现，由虞廷之治，我们看虞代属于文明社会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另外，检视先秦典籍，就会发现虞代文明灿然可观，而且文献在记述虞代文明成果的时候，往往又与夏商周相提并论，即以《礼记》为例，如：

鸾车，有虞氏之路也；钩车，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有虞氏之旗，夏后氏之绥，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牺象，周尊也。

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学也；泮宫，周学也。

有虞氏之两敦，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有虞氏之绥，夏后氏之绸练，殷之崇牙，周之璧翣。(以上《明堂位》)

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祭法》)

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人贵亲而尚齿。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年之贵乎天下久矣，次乎事亲也。(《祭义》)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表记》)

当然，《礼记》成书于战国时代，所言不乏历史化的神话内容和理想化的虚构成分，然而其中总有相当的史实存在，绝非完全出于后世人的臆造，而且有些内容也是臆造不出来的。已故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论及《礼记》有关虞夏商周四代文明，曾有这样一段令人深思的文字：

当然，在《礼记》中言古帝王者绝不止此，但具体文化事业可言者，仅此四代，或者是夏、商、周三代。这不是后人的伪托或编造，乃出于巫史相传，根据史实可以判定虞夏商周为中国文明之滥觞及发展阶段。所谓“虞夏之质，殷周之文”，由质而文，也就是由滥觞到发展，正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如果说在两千年前能够编造出这种符合发展的史实，是没法想象的。［8］

所以，只要我们对于古史传说予以科学的鉴别和分析，就有理由相信，有虞氏作为一个时代是真实存在的，中国文明正是肇兴于这个时代的。

作者: 闽南姚斌 时间: 2014-3-4 14:46

我国文明社会肇始于虞代

——兼论济水中下游流域为有虞氏“龙兴”之地

张华松

三

济水为古之四渎之一，是与河、淮(最初可能是指今山东境内的潍水)、江(最初可能是指今山东、江苏境内的沂水)并驾齐驱的历史文化名川。

《尚书·禹贡》记载：“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济水中下游故道，依据《水经注·济水》等典籍以及历代学者的考证，大致为：济水从今河南荥阳、原武、封丘、兰考一线迤逦而东，至山东定陶，又东北至今巨野，其间南分为菏水，通泗水。济水又东北入古巨野泽，有濮水自西来注。济水北出巨野泽，进入今梁山、东平境内，有汶水自东来注。由此北而折东，先后经今东阿、平阴、齐河、长清、历城、章丘、邹平、高青、博兴、寿光等市县而入海。历城以上至东阿间的济水故道大致就是现今的黄河河道，历城以下至大海的故道大致就是如今的小清河河道。

有了以上交待，我们再来从文献和考古几个方面来考察，就会发现豫东鲁西以下的济水中下游流域是有虞氏入主中原之前的“龙兴”之地。

(一)虞舜行迹大致不出济水中下游流域

有关大舜的生平，《孟子·离娄下》中的十几个字显然过于简短，却是最有权威性的：“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汉代赵岐注云：“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也，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

诸冯，清人焦循《孟子正义》引赵佑《四书温故录》以为在今山东诸城。按《汉书·地理志下》琅琊郡诸县：“(王)莽曰诸并。”汉代诸县即今山东诸城，春秋时代称“诸”。王莽改易地名，嗜好复古，“诸并”应是诸县在春秋以前的古名。“冯”与“并”二字在上古时代音同，可以通假，“诸冯”即“诸并”，足以证实赵氏有关诸冯即诸城的观点是正确的。

负夏，仅从字面上说，“负”一如“负海”之负，有背负、近临之义，那么负夏的地望就应该在夏族聚居地之东，也就是今豫东鲁西一带。《礼记·檀弓上》：“曾子吊于负夏。”郑玄注：“负夏，卫地。”卫都帝丘，疆域以今豫东濮阳为中心，东境曾以济水为界，与鲁国毗邻。因此，负夏要在卫地或秦汉东郡的范围内确定。

鸣条，也是商汤征伐夏桀之地，事载战国两汉各种典籍，其地望据清代学者金鹗、雷学淇以及近代学者的考证，在陈留即今河南开封附近［9］。

以上三地，诸冯位于山东半岛东南滨海之地，而迁居之地的负夏以及卒地鸣条都在今鲁西豫东的古济水流域。

大舜早年从事农工商渔等各项生业，转徙于东夷各地，“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管子·治国》)，负夏仅是他的众多迁居地之一。有关大舜早年行踪的比较典型的文献资料还有：

昔舜耕于历丘，陶于河滨，渔于雷泽，孝养父母，以善其亲，乃及邦。(上博战国楚简《容成氏》)

是故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濒，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墨子·尚贤下》)

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举利之。此所谓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管子·版法解》)

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之，秀士从之，人也。(《吕氏春秋·慎人》)

昔舜耕于历山，期年而田者争处埆，以封壤肥饶相让；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当此之时，口不设言，手不指麾，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淮南子·原道训》)

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淮南子·原道训》)

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史记·五帝本纪》)

在大舜从事各种生业的地名中，耕稼的历山，据目前统计全国不下十五处，仅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一书就提到五处，它们分别在今天山东济南历下、山东菏泽、山西永济、河北涿鹿、浙江上虞。那么，真正的舜耕之山究竟是哪一处呢?判定的标准应该主要有两点，一是空间的，即舜耕之历山应该在东夷地区；一是时间的，即舜耕之历山应该是冠名最早的。

以空间的标准来衡量，山东境外的历山都应排除在外，因为上古时代东夷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就在山东半岛；以时间的标准来考察，山东境内唯有济南的历山冠名最早。

根据《水经注·济水》的记述，历城县故城城南面对历山，历山上有舜祠，历山下有舜井，舜井旁有历祠。舜井是一个“泉源竞发”的泉群，发源于此的河流叫历水，历水自历城东门外汩汩北流，然后折向西北而注入历水陂，同发源于泺源(今趵突泉)的泺水混流，又一路向北注入济水。最初的历城是依托历水和泺水建立的。

历城之名始自汉初，春秋战国称历下。《史记》记载，公元前555年，晋平公伐齐，齐灵公与战历下，齐师败走［10］。公元前225年，“秦兵次于历下”［11］。历下者，历山之下也。由此可见济南历山之名春秋战国就已存在。倘若我们继续向上追溯，就会发现济南历山之名至迟西周时期就出现了，三个强有力的证据都来自西周铜器铭文［12］：

其一，史密簋为周懿王时器，据器铭记载，当时，南夷、莒、虎、会、杞夷、舟夷等广伐东国，周王命师俗率领齐国军队为左路军，命史密率领族人以及莱、白、历三国军队作为右路军，分道合击长必。“东国”在周代主要是指济南以东的山东半岛。此次战役，双方阵营的各邦国都在今山东半岛，则历必为济南之历。

其二，师鼎为周厉王时器，铭文记载，淮夷侵扰东国，周王令师埆率领齐师以及纪、莱、历三国诸侯前去御敌。齐、纪、莱俱在山东半岛北部，则历与其地相近，必为济南之历。

其三，与师鼎同时器的禹鼎铭文记述禹伐噩侯之战，文中有“亦唯噩侯御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内”。噩，方国名，地在今济南西南不远的古济水西岸，噩侯御方攻打周朝的东国，抵达历内。历内者，历汭也，也就是历水曲隈之地，正是历城古城之所在。

历、历下、历水、历汭，皆因历山而得名，证明济南历山之名至迟西周就已存在，其时间的悠久和沿革的历历可考都是菏泽历山所不能比拟的。

确定了大舜耕稼的历山在古济水南岸的济南，我们再来看其他地名：

雷泽，又名雷夏泽。《尚书·禹贡》：“雷夏既泽，灉沮会同。”灉、沮二水同汇于雷夏泽。《史记集解》引郑玄曰：“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正义》引《括地志》曰：“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按雷夏泽故址在今山东菏泽市东北六十里，学者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堌堆遗址调查，已将上古雷夏泽的范围准确划定在今鄄城与郓城之间，水域面积约在一百平方公里左右［13］。在《水经注》中，雷夏泽位于濮水之北、瓠子河之南，而瓠子河是汉武帝元光年间河决瓠子之后，东南注于巨野泽而形成的一条河流，原本也应该属于济水流域。

寿丘，《史记集解》引晋人皇甫谧曰：“在鲁东门之北。”即今山东曲阜。其实“寿”字古音同“桃”，寿丘即桃丘［14］。《春秋·桓公十年》：“公会卫侯于桃丘。”杜注：“桃丘，卫地。济北东阿县东南有桃城。”可见“寿丘”不必远求，就在今天东阿县的桃城铺。舜“作什器于寿丘”，何为“什器”?《史记索隐》云：“什器，什，数也。盖人家常用之器非一，故以十为数，犹今云什物也。”也就是陶器以外其他杂器，木漆器为其大宗。据《禹贡》，漆是兖州入贡的特产，乃至后世的济水流域仍有漆园、漆城［15］。《韩非子·十过》引由余语云：“臣闻……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舜伐木作器，“流漆墨其上”，原来他还是漆器的发明人呢。

常阳，即成阳(成常双声)，故址在今山东鄄城境内。“灰于常阳”，实为“反于常阳”，“灰”、“反”形近而讹，“反”、“贩”同音假借，那么“贩于常阳”就是指做生意于成阳了［16］。

河滨，黄河之滨。马世之先生依据史念海、郑杰祥等学者的研究结果，认为虞舜时代到殷商时代，黄河故道在河南濮阳境内穿过［17］，那么，大舜制陶的“河滨”应该就在濮阳境内的古黄河东岸，与济水支流的濮水近在咫尺。

服泽之阳，是帝尧举用大舜的地方。《战国策·秦策四》：“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鲍注云：“开封之东北有逢池，或曰宋之逢泽。”逢与服双声，可通假，故逢泽即服泽，在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北［18］，也在济水流域的附近。

综上所述，大舜一生尤其早年行迹，基本不出古济水流域。

作者: 闽南姚斌 时间: 2014-3-4 14:46

我国文明社会肇始于虞代

——兼论济水中下游流域为有虞氏“龙兴”之地

张华松

(二)有虞氏集团古国大多集中在济水中下流域

大舜妫姓，一说姚姓，以虞为氏。关于大舜姓氏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徐北文先生考证认为，“虞”字的本训是驯养捕猎兽类的职官；“妫”字从“女”从“为”，“为”字乃以手牵象之形，证明“大舜的祖辈应是掌虞的驯象员”；以姚为姓，来历却比较复杂。“姚”之读音同于“窑”、“陶”，说明有虞氏原本精于陶艺，而舜所继承的妇翁帝尧陶唐氏也以制陶著名，因为不仅甲骨文中的“尧”字像人头顶陶器的土坯往窑中去烧，“尧”字读音又与“窑”、“陶”相同，而且“陶唐”这个连绵词也是从“陶”字衍生出来的。因此，大舜“除了继承其父系妫姓之外，又兼祧妇家之‘陶唐—尧—姚’的同音假借之姚姓，在那时父系制度初立之际，有此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19］。

有了以上的文字作铺垫，我们再来探讨上古有虞氏古国的分布状况。

1邹国

《水经注》卷五《河水(五)》：“漯水又东，径邹平县故城北，古邹侯国，舜后，姚姓也。又东北，经东邹城北。《地理志》千乘郡有东邹城。”邹平县故城在今山东邹平县城西北，其北侧的黄河河道为漯水故道，南边的小清河为济水故道。按《汉书·地理志》，邹平，置县，属济南郡，其西境可能包括今章丘东北、济阳东南之边地。与邹平同属济南郡的县份，还有一个梁邹，在今邹平东北境。据《地理志》，梁邹东北还有一个东邹县，属千乘郡(郡治在今山东高青东北)。邹平、梁邹、东邹，沿济、漯二水自西向东一线排开，大概就是上古邹国封域的大限，战国时代齐国著名的三邹子(邹忌、邹衍、邹奭)应该就诞生在这一带［20］，都属于有虞氏的苗裔。

2辕国

辕或作袁。《通志·氏族略·以字为氏》：“袁氏，亦作辕，亦作爰，妫姓，舜后。”辕国于春秋时为齐地。《左传·哀公十年》：“夏，赵鞅帅师伐齐……于是乎取犁及辕。”杜注：“祝阿县西有辕城。”汉晋祝阿县故址在今济南市槐荫区段店镇古城村，辕城在祝阿县西，以今地理度之，大致应该在黄河(古济水)对岸齐河县境内。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辕，据顾祖禹《方舆纪略》，在今山东德州地区禹城县西北。一云在禹城县南百里。”应以后说为是。禹城县南百里的齐河袁营或许就是妫姓辕国故城所在。

3邿国

邿，或写作寺，传统有邿为妊姓、姬姓、姞姓、姜姓诸说，然而根据长清万德镇出土的西周晚期邿国铜簠上的“邿中媵孟妫宝簠”铭文［21］，邿为妫姓，可无疑矣。

1995年，在长清五峰仙人台发掘的六座邿国高级贵族墓地(其中包括一座邿君墓)，时代最早者为西周晚期，最晚者为春秋晚期偏早阶段。从出土器物、葬式和用鼎制度上看，“具有深厚的土著文化特色”［22］，证明邿是一个土著的东夷方国。

邿是小国，疆域大致在长清境内齐长城以北的五峰、张夏、万德、崮山一带。齐灵公二十二年(前560)夏，邿国发生内乱，鲁国以“救邿”为名，出兵吞并了邿国［23］。据传世彝器寺季簋“寺季故公作宝簋”铭文分析，邿国的亡国之君大概就是铭文中的这位“故公”邿季。

4遂国

《左传·昭公八年》载晋史赵语：“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至于遂，世世守之。”杜注：“遂，舜后，盖殷之兴，存舜之后而封遂，言舜德乃至于遂。”杜注盖本自《世本·姓氏》：“遂氏，商封舜之后于遂，以为氏。”然而从史赵语中，我们看不出遂立国的具体时代。

《春秋·庄公十三年》：“夏六月，齐人灭遂。”杜注：“遂国在济北蛇丘县东北。”《春秋左传注》：“《世本》亦云‘遂，妫姓’。其地当在今山东省宁阳县西北，与肥城县接界。”也就是古济水重要支流汶水下游岸侧。

5缗国

缗国，亡于夏末。《左传·昭公四年》载楚椒举语：“夏桀为有仍之会，有缗叛之。”又《左传·昭公十一年》载晋人叔向语：“桀伐有缗，以丧其国。”缗国背叛夏朝，招致夏桀的讨伐，可见缗国是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诸侯方国。春秋时，缗国故地属于宋国。《春秋·僖公二十三年》：“齐侯伐宋，围缗。”《水经注·济水》引邹衍曰：“余登缗城以望宋都。”缗城故址“在今山东省金乡县东北二十五里，旧名缗城阜”［24］，位于古巨野泽东南岸。

关于缗国的族姓，杨伯峻先生引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十云：帝舜后，姚姓［25］。

6虞国

《史记·陈杞世家》：“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索隐》：“按：商均所封虞，即今之梁国虞城是也。”虞城，今属河南省，与鲁西南毗邻。另据《左传·哀公元年》载吴大夫伍员语，夏朝初叶，太康无道，帝相失国，帝相的遗腹子少康，为躲避寒浞之子浇的迫害，投奔有虞氏，有虞氏的君主虞思“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少康因此安顿下来，并借助有虞氏的力量而开始了光复夏朝的大业。由此可见，虞国无疑是大舜虞朝的嫡传，其在夏初仍然拥有较大的国力。此后直到殷商时期，有虞氏“或失或续”，有名可考的君主有箕伯、直柄、虞遂、伯戏［26］。

以上虞舜一系的六个邦国都集中在古济水中下游流域或附近，它们立国于此一般是有历史渊源和背景的。换句话说，这些邦国在当地的历史大概能上溯到虞舜时代，原本都是有虞氏集团的重要成员。由此，我们还可以推想，春秋时代，来自陈国(周初封国)的作为虞舜苗裔的陈氏，之能在三百年的时间里逐渐取代姜齐，原来与齐地济水流域曾是有虞氏集团邦国的密集分布区，有些“族姓”基础，大概是有一定关系的。

(三)典型龙山文化古城大多分布在济水中下游流域

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曾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最先发生社会分层和分化，从而迈开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当不晚于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500—前2600年是普遍文明化的过程；公元前2600—前2000年当已初步进入文明社会”。公元前2600—前2000年正是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他说，“不论怎样，龙山时代应该大体上相当于古史传说的唐尧虞舜时代。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尧舜时代已经是初具规模的朝廷而不是什么部落联盟”［27］。而根据我们以上的论列，既然夏代以前有一个虞代，且虞代也是有世系可考的，那么用龙山文化的有关资料来认识虞代的社会当然也是可以的。

宏观审视我国东部早期历史，就会发现其文化中心有一个从东向西的逐渐转移的过程，大汶口文化如此，龙山文化也是如此。山东龙山文化(也称作典型龙山文化)中心的西移开始于龙山文化晚期(约公元前2200年)，栾丰实先生曾对海岱地区龙山文化诸遗址所属期别进行过划分，发现山东东部的龙山文化遗存多属于第一、二、三期，第四期以后的龙山遗存很少；相反，山东西部的龙山文化，属于晚期的遗存比比皆是，分布得十分普遍。方辉先生根据这一考古文化现象，认为“海岱龙山文化晚期先民曾有过一次由东南向西北地区的迁移，而且有一定的规模，以至于在聚落形态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28］。那么，我们回头来看古史中有关大舜行迹的记载恰好与考古学揭示的东夷民族大迁徙的史实相吻合。

如上文所述，舜生于诸冯，也就是今山东诸城。诸城及其周遭一带滨海地区，早中期龙山文化相当发达，呈子遗址(诸城)、三里河遗址(胶州)、丹土遗址(五莲)、两城镇遗址(日照)、尧王城(日照)、东海峪(日照)等都是著名的龙山文化遗址，其创造者是否与西迁之前的有虞氏集团有关呢?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西迁以后，大舜耕稼、渔、陶、作什器、贸易以及定居地，都集中在古济水中下游流域，而古济水中下游流域正是龙山文化遗址的密集分布区，自东而西的重要遗址如营子、利城、村高、寨卞、桐林、前埠、丁公、小庞、史家、鲍家、小荆山、城子崖、西河、焦家、尹屯、台子高、尚庄、教场铺、大柳杭、前赵、周河、红堌堆、景阳冈、青堌堆等等，不胜枚举［29］。以上遗址都属于城子崖类型龙山文化区。由此向西南，济水故道及其支流两岸的鲁西南和豫东，遍布上百个以堌堆面貌呈现的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学界一般将它们归入王油坊类型，虽然文化面貌十分复杂，属于海岱龙山文化向中原龙山文化的过渡形态，然而与城子崖类型龙山文化之间存在一种密切的内在关系。

城池的出现是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诚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30］。那么，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典型龙山文化古城遗址的分布状况。

迄今为止，山东境内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共有八处［31］，它们是：

1日照两城镇城址。发现有龙山文化的三重环壕、房址、窖穴、灰坑、墓葬等遗迹。

2五莲丹土城址。发现大汶口文化及龙山文化早、中期的前后相继的三个城圈，城内面积分别为95、11、18万平方米。

3寿光边线王城址。城址分为内外相套的两个城圈，大城面积约57万平方米，小城面积1万多平方米。小城建筑年代约为龙山文化早期阶段偏晚时期，大城建筑年代约为龙山文化晚期偏早。

4临淄桐林城址。城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始建年代不晚于龙山文化中期，下限在龙山文化晚期。

5邹平丁公城址。城址面积约11万平方米，始于龙山文化早期偏晚，终止于岳石文化时期。其间曾经数次大规模增筑。龙山城址中还出土有陶文。

6章丘城子崖城址。城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在龙山城垣内侧又有岳石文化城垣，岳石城面积约17万平方米。

7茌平教场铺城址。城址面积约40万平方米，城内中部偏东有大小两座宏伟的夯筑台址。

8阳谷景阳冈城址。城址面积约39万平方米，城内中部偏北也有大小两座宏伟的夯筑台址。

上述已被普遍确认的山东龙山文化的八座城址除了山东半岛东南滨海地区的两座，其余六座都分布在古济水流域或侧近。在张学海先生绘制的《山东地区龙山文化城址分布图》中，共标出十七处龙山文化城址［32］，其中在鲁西古济水流域及附近的城址还有皇姑冢、王家庄、前赵、王集、大尉、乐平铺、尚庄等七处，这些城址据张先生研究，分别隶属于景阳冈中心城和教场铺中心城，为龙山文化城组中的二级城。如果把二级龙山城也计算在内，那么山东境内的龙山文化城址更是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济水中下游流域，这一分布状况的出现决非偶然，一定与有虞氏组团的西迁有关，其中有些龙山文化城或许就是有虞氏方国的都城。

至于那座龙山古城最有可能是大舜受禅为王之前的都城呢?上引《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在大舜众多的迁居地中，负夏无疑是最重要的一处［33］。既如上述，负夏不出卫地或秦汉东郡的范围，根据这一线索，我们赞同阳谷景阳冈龙山城最有可能是大舜都城的判断。张学海先生曾说，“笔者曾认为虞舜可能在茌平教场铺龙山古国，现在觉得更可能在景阳冈龙山古国境内”［34］。至哉斯言。

早期文明一般发祥于大河流域，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现象。就我国而言，久已消失的济水就是这样一条伟大的河流。她西接黄河，东通渤海，中途分出一条菏水连接泗水，而泗水又与淮水相通。她的河道深阔，水清流缓，两岸是肥沃的平原，物产丰饶，得天独厚。她不仅可以提供灌溉取水之便，还可以提供舟楫交通之用以及鱼蚌蒲苇菱藕之利。她是早期人类的乐园，是孕育文明的摇篮。而通过以上考论，我们看古史传说中虞舜早年的行迹不出济水中下游流域，有虞氏一系的古国大多集中在济水中下游流域，而典型龙山文化古城也大多分布在济水中下游流域，这一切都证明济水中下游流域是有虞氏族团的重要发祥地，是我国第一个朝代——有虞氏王朝的“龙兴”之地。

注释：

［1］《徐北文文集》，济南出版社，1996年，第80~81页。

［2］徐鸿修：《“有虞”为独立朝代说——兼论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先秦史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页。

［3］版本与释义俱以顾颉刚、刘起《尚书校释论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为据。

［4］如《吕氏春秋·君守》。

［5］张光直：《早商：夏和商的起源问题》，载田昌五主编《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11页。

［6］从《尚书·皋陶谟》所记虞廷君臣赓和的民主平等情形看，虞舜是天下诸侯万邦的共主，远没有形成秦汉以后那样严格的君臣隶属关系。

［7］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130页。

［8］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7~328页。

［9］顾颉刚、刘起：《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892~893页。

［10］《史记·晋世家》：“平公元年，伐齐，齐灵公与战靡下，齐师败走。晏婴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战?’遂去。晋追，遂围临菑，尽烧屠其郭中。东至胶，南至沂，齐皆城守，晋乃引兵归。”晋平公元年(前557)，为齐灵公二十五年，据《春秋》三传以及《史记·齐太公世家》等，本年晋齐之间无战事。另外《晋世家》所述晏婴语以及后续战役经过，皆大致与《左传》所述齐灵公二十七年齐晋平阴之战相同，因此可以肯定《晋世家》“晋平公元年”的“元年”应作“三年”，所指应是同一次战役。“靡下”，《史记集解》引徐广曰：“靡，一作‘历’。”则靡下即历下。由此可证明平阴战后，又有历下之役。

［11］《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12］铭文详见陈秉新、李立芳《出土夷族史料辑考》，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

［13］张启龙：《从鲁西南堌堆遗址看古泽薮地望》，载谢治秀主编《齐鲁文博》，齐鲁书社，2002年。

［14］徐北文：《大舜行迹考》，载《海岱居文存》，齐鲁书社，2006年，第29页。

［15］见《水经·济水注》、《太平寰宇记》卷十三曹州冤句。

［16］徐北文：《大舜行迹考》，载《海岱居文存》，齐鲁书社，2006年，第28～29页。

［17］马世之：《濮水流域虞舜史迹探索》，《中州学刊》2001年第3期。

［18］徐北文：《大舜行迹考》，载《海岱居文存》，齐鲁书社，2006年，第28页。

［19］徐北文：《大舜后裔姓氏考》，载《海岱居文存》，齐鲁书社，2006年，第39~41页。

［20］邹衍墓在章丘境内。《太平寰宇记》卷十九齐州章丘县：“邹衍墓，在县东十里，高一丈。”按北宋章丘县城故址在黄巾固，即今水寨城子庄。其东十里，大约在今章丘刁镇旧军附近。

［21］昌芳：《山东长清石都庄出土周代铜器》，《文物》2003年第4期。

［22］任相弘：《山东长清县仙人台周代墓地及相关问题初探》，《考古》1998年第9期。

［23］详见《左传·襄公十三年》。

［2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401页。

［2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1252页。

［26］详见《左传·昭公三年》载晏婴语。

［27］严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物》1999年第10期。按，严文明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龙山时代”的概念，详见严氏《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6期。

［28］方辉：《岳石文化衰落原因蠡测》，载方辉《海岱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8页。

［29］详见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山东分册(上)·山东省龙山文化遗存分布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07年，第54页。

［3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2页。

［31］以下数据资料分别来自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山东分册(下)》(中国地图出版社，2007年)相关词条；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31～236页；张学海《东土古国探索》，载《张学海考古论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231~235页。

［32］见《张学海考古论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

［33］按《孟子》“迁于负夏”，即迁居负夏。《淮南子》等书理解为“贸迁”之“迁”，称舜“就时于负夏”，显然是不足训的。

［34］张学海：《从考古发现谈鲁西南地区古史传说的几个问题》，载《张学海考古论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310页。

（《齐地历史与济南文化》，齐鲁书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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