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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舜族早期居地及三迁考 [打印本页]

作者: 闽南姚斌 时间: 2014-3-5 00:30
标题: 舜族早期居地及三迁考

舜族早期居地及三迁考

王晖

舜的部族与出生地为何地?《孟子》、《史记》等古书有“东夷”和“冀州”等几种完全不同的说法。但结合《管子》等古文献来看，舜部族有“三迁”之说。舜“三迁”地望和途径反映了史前大洪水的历史背景，通过传说中舜“三迁”地望和途径的考察，通过虞舜传说与今天的考古发现进行比较，可以推定舜部族早期居地在今浙北会稽一带。

一、虞舜为“东夷之人”及其迁徙原因考

古文献中有关舜早期居地大致有五说，这五种说法差别甚大。

1舜为东夷诸冯人。《孟子·离娄下》述孟子之语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孟子》十分明确地指出舜为东夷之人，但他所说舜的具体出生地“诸冯”地望并不清楚。

2舜本为冀州之人，在今晋南蒲州、虞乡一带，此说以司马迁、皇甫谧、郦道元等为代表。《史记·五帝本纪》“舜，冀州之人也”；《太平御览》卷八一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谓舜“家本冀州”；郦道元《水经·河水注四》说法亦同。

3《世本》等谓舜居汉中西城县的妫墟，其地在今陕南汉中市洋县县城之东。《汉书·地理志上》“汉中郡·西城”下颜注引应劭曰：“《世本》：妫虚在西北，舜之居。”《水经·沔水注上》云：“汉水又东径妫虚滩。《世本》云：舜居妫汭，在汉中西城县。”《后汉书·郡国志五》“汉中郡”下云“成(城)固，妫墟在西北”。按，舜所居妫墟之地，或云在汉中西城，或云在汉中城固，这应是不同时期的政区归属不同［1］，按《水经·沔水注》所言其地应在今汉中市洋县境内。

4《括地志》等书认为舜生之地姚墟在濮州雷泽县之东，即今山东省荷泽市与郓城之间。《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姚墟在濮州雷泽县东十三里。《孝经·援神契》云舜生于姚墟。”《水经·瓠子河注》云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作洮城，或谓桃城亦作姚城，因姚墟而名，即舜所生之地，又谓大城阳县故城西北十余里有雷泽，即舜所渔之地。［2］

5《风土记》等书认为舜为姚姓，为浙北上虞人，汉上虞故县距余姚有七十里。《太平御览》卷八一引《风土记》佚文云：“舜，东夷之人，生于桃丘妫水之汭，损石之东。旧说言舜，上虞人也。虞即会稽县，距余姚七十里。如宁上虞南乡也，后为县。桃丘，即姚丘也，方相近也。今吴比亭，虞滨在小江里。县复五十里，对小江北岸，临江山上有立石，所谓捐石者也。斜角西南揩(阶)，俗呼为蔫公崭高石也。”［3］《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会稽旧记》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

上面所言舜出生地有东夷诸冯冀州(晋南)、汉中西城县(陕南)、濮州雷泽(山东东南)，浙北上虞这五种说法。这几种说法中只有《孟子》舜为东夷诸冯人的说法地望模糊不详外，其余地望都是比较清楚的。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看，《孟子》、《世本》及《史记·五帝本纪》最应值得注意，尤其是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孟子》。《世本》，成书有战国、秦代、秦汉之际几种说法，而且舜为陕南汉中西城县人的说法只见于《世本》，似为孤证，姑且不论。其余四说古文献中屡有记述，而且与下文所述舜部族“三迁”说也是遥相呼应的。

笔者认为，《五帝本纪》所言舜为“冀州之人”实际上是舜数次迁徙最后定居的地方，并非舜族原居地。孟子所说舜为“东夷之人”是对的，是首先要肯定的。但“舜东夷之人”为何地、“诸冯”在何处则需要考察了。上引《括地志》等书认为舜为濮州雷泽人、《风土记》等书认为舜为浙北上虞人，均符合《孟子·离娄下》所言舜为“东夷之人”且距周文王有千里之遥之说。但从古注、古书所谓舜三迁等说法来看，则使我们更倾向于舜本为浙北上虞之人的说法。

东夷“诸冯”与“负海”之地。东汉赵岐《孟子章句·离娄下》卷八注云：“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赵岐虽言“诸冯”等为地名而“负海”，但仍未确定为何地。清焦循《孟子正义》说“赵氏盖略闻诸冯之地之负海而未得其实，故浑而言之”，此言推测有理［4］。赵岐虽不十分清楚“诸冯”之地，但大概还知道“诸冯”的地理位置是“负海”，也就是说是背负着大海。浙江上虞一带北面正是杭州湾，古代建筑大都坐北向南，其地理位置正“负海”而居。这一地理位置的特征明确支持舜为浙江上虞人的说法。据赵岐之说并详细考察“诸冯”之地，《风土记》等佚文所说舜为上虞人的说法是可信的。

除了《风土记》与《孟子·离娄下》及赵岐注可以互证之外，汉初陆贾《新语》亦有其佐证。《新语·术事》云：“圣人不用珠玉而宝其身，故舜弃黄金于崭岩之山，捐珠玉于五湖之渊，将以杜淫邪之欲，绝琦玮之情。”此说提供了舜活动踪迹的地点，但“崭岩之山”在何处呢?笔者认为这就是《太平御览》卷八一引《风土记》中所记的“俗呼为公崭高石”，“崭岩”盖即“崭高石”。此“崭高石”《风土记》谓“雅称”是“捐石”，而“捐石”正是舜所生之处：“生于桃丘妫水之汭，损石之东。”而“五湖”先秦文献多指吴越一带的五湖，不管“五湖”是今苏南太湖的别称，还是指太湖东岸与太湖相通的五个湖［5］，结合“崭岩之山”，说明舜活动之地在苏南浙北一带则是可以肯定的。这说明舜生于上虞之说并非孤证。

浙北上虞一带留下的古地名“虞宾”应是舜族在其地活动的遗迹，但魏晋南北朝以来学者不知舜何以会活动在偏远的上虞一带，便把舜部族在浙北上虞居住的传说改造了，或说“虞宾”是舜避丹朱之地，或言是舜后裔所封之处。《水经·阳江水注》引《晋太康地记》谓上虞县南虞宾、王莽会稽，是舜避丹朱之处。《五帝本纪》正义引顾野王及《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江南道二》谓越州余姚县是舜后支裔所封之地。这些说法是不对的，如果传说中舜在会稽上虞一带居住的话，这只能是在尧舜时期大洪水之前，而决不会是在其后。正如下文所说，考古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证据。

二、舜族三迁考

一般说来，除了突出的特征之外，有关历史人物的古史传说很难从考古文物资料方面得到证明。但值得注意的是，舜有关史迹在考古学文化上由比较确切的证明，而且新石器晚期龙山时代东南良渚文化与陶寺文化也有文化交流的明证。

1.古文献所见舜活动之地考

古书记载的几种说法实际上是舜曾经活动的地区：濮州雷泽县之东的姚墟是舜族向中原迁徙的第一站，而冀州虞乡一带是舜族迁徙的最后落脚点；并非原居住地。

《史记·五帝本纪》云：“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五帝本纪》中所说舜的活动之地也常常见于其他古文献中。《墨子·尚贤中》云：“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的说法还见于《管子·版法》、《吕氏春秋·慎人》、《新序·杂事一》、《淮南子·原道训》、《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等书篇。今上博《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简13也有相同的说法：

尧为善兴贤，而卒立之。昔〔者〕舜静（耕)于鬲丘，陶于河滨，渔于雷泽，孝养父母，以其新（亲），乃及邦子。

《韩非子·难一》叙述事件则更为详细，但渔、陶之地与上述说法略异：“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此说亦见《说苑·反质》。上述不同说法可列表如下：

舜事迹	舜事迹所见古文字与古文献资料
耕历山	《楚竹书·容成氏》、《墨子·尚贤中》、《管子·版法》、《吕氏春秋·慎人》、《韩非子·难一》、《史记·五帝本纪》、《新序·杂事一》、《说苑·反质》、《杂言》、《淮南子·原道训》、《帝王世纪》
陶河滨、渔雷泽［6］	《楚竹书(二)·容成氏》、《墨子·尚贤中》、《管子·版法》、《吕氏春秋·慎人》、《史记·五帝本纪》、《新序·杂事一》、《淮南子·原道训》、《帝王世纪》
灰(贩)于常阳［7］	《墨子·尚贤下》
尧举舜于服泽之阳	《墨子·尚贤上》（《尚贤中》作“尧得之服泽之阳”)
作什器于寿丘	《史记·五帝本纪》
时(莳)负夏	史记·五帝本纪》、《尚书大传》

从上可见，《韩非子·难一》、《说苑·反质》中所说“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如果说“雷泽”依《五帝本纪》集解引郑玄之说就是“东夷”的话，那么《韩非子》、《说苑》所云与其他文献中所说“渔雷泽，陶河滨”之说正好相反。

舜耕历山之地有三说，一谓在今晋南蒲州河东县，一谓在越州余姚县，一谓在妫州。(1)郑玄等学者认为舜所耕历山即河东蒲州河东县雷首山，即今山西永济境内［8］。(2)高诱等学者认为舜所耕历山在济南成阳一带，即今山东菏泽市东北近30公里处［9］。(3)舜所耕历山即唐越州余姚县［10］。

舜“渔雷泽”古文献中有三说。一谓唐濮州雷泽县，在今河南濮阳市一带［11］，一谓雷泽异文作“濩泽”，其地在唐河东道泽州阳城县，在今山西晋城市阳城一带［12］。三谓雷泽在苏南太湖一带［13］。

舜“陶河滨”之地有两说，一谓在今山东定陶一带［14］，一谓在晋南蒲州河东县［15］。

另外《墨子·尚贤下》有“灰（贩)于常阳”，孙诒让《墨子间诂》巷二引洪赜煊注云：“‘灰’当是‘贩’字之讹，《尚书大传》‘贩于顿丘’。”又引毕沅注“常阳”云“疑即恒山之阳”。《墨子·尚贤上》说“尧举舜于服泽之阳”，《尚贤中》作“尧得之服泽之阳”，毕沅认为“服泽”盖即“蒲泽”，清蒲州府：孙诒让认为“服泽疑即(《孟子·离娄篇》)负海”［16］。《史记·五帝本纪》还说舜“作什器于寿丘”，集解引皇甫谧曰寿丘“在鲁东门之北”，即今山东曲阜。《五帝本纪》又说舜“就时（莳)负夏”，集解引郑玄注云“负夏，卫地”，《孟子·离娄下》谓舜从出生地诸冯“迁于负夏”，《五帝本纪》索隐引《尚书大传》言舜“贩于顿丘，就时负夏”，“顿丘”春秋时为卫国之地，见《诗经·卫风·氓》，所以郑玄说负夏为卫地大概可信。

上面所说舜活动诸地中除负夏为卫地之外，《五帝本纪》索隐、正义引诸书对历山、雷泽、河滨、寿丘的地望说法纷纭不一。但大致在今晋南蒲州虞乡、唐濮州雷泽县、汉会稽郡上虞、汉鲁县（寿丘，今山东曲阜)及汉卫国之地(负夏，今河南濮阳清丰一带)等地。笔者认为古书传说言舜活动区域多，实际上是与多次迁徙有关。舜族后来多次迁徙，最后才定居在晋南一带。

2虞舜三迁考

《庄子·徐无鬼》：“舜有膻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至邓之虚而十有万家。尧闻舜之贤，举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来之泽。”

《管子·治国》“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吕氏春秋·贵因》“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尸子》亦同。而《史记·五帝本纪》则改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一改动实际上是与司马迁认为舜“冀州之人”的看法是一致的，故历山、雷泽、河滨、寿丘、负夏等地依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所言皆在晋南。此说是不对的。《孟子·离娄下》云：“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这种舜“东夷之人”之说正好与先秦诸子言舜有多次迁徙相合，舜大约初为东夷之人，后逐渐由东向西迁徙直至晋南一带。《战国楚竹书(二)·子羔》从第1简到第8简都是谈舜的身世和被尧选为接班人的情况，其中第5简云：“……或以摣而远，尧之取舜也，与之言礼，悦□……”从下句看，上话“以摣而远”显然仍是谈舜的情况。“摣”本作上“鹿”中“且”下“又”的三合之形，可隶定为“摣”，而应读为“阻”。此“阻而远”与《诗·秦风·蒹葭》“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中“阻而长”用意同，都是指道路艰险难行而且路途遥远。“以摣而远”中的“以”是“因为”之义，盖说舜所居之地到尧所居的晋中南之地，道路险阻而遥远。这正好与先秦文献所说舜有多次迁徒的情况相合，也与《孟子》所说舜为“东夷之人”的说法相应。舜早期居地并非像司马迁《五帝本纪》等所说是“冀州之人”，舜属“东夷”何地虽不能遽定，但他由遥远的东方向西数次迁徙，最后定居晋南的路线却是可以断定的。

综合舜早期活动在古文献各种传说，一说舜在上虞南乡，即今浙江余姚一带［17］。一说在山东定陶至郓城之间，古为大野泽周围一带，《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中所说“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莳)于负夏”中的地望多在这一带。笔者以为后说是对的，舜部族就是从古东夷一带逐渐向西迁徙而到达晋南的。

《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冀州之人也。”依正义舜属唐蒲州河东县一带，即今晋南永济之西。实际上司马迁所说是舜在大洪水时期的居地，并非最初居住地。《孟子·离娄下》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如前所说，舜出生地为东夷，且与周文王所居岐邑有千里之遥，诸冯依据王逸章句所说为“负海”之地，古书《风土记》所说舜本居上虞是可信地。由于大洪水舜时曾频繁迁徙：《管子·治国》云“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三)徙成国”，此说亦见《吕氏春秋·贵因》及《尸子》等［18］。说明舜部族曾经有过多次迁徒［19］。

结合各种古文献，笔者认为，浙北上虞应为舜族最初居地，为今曲阜的寿丘及山东定陶至郓城之间的“雷泽”一带应是舜族首次迁徙之地。而在卫地的“负夏”可能就是舜族的再次迁徙之地了。而“历山”“河滨”一带的晋南就应是舜族迁徙的最终居地了。

三、舜族由东南向中原迁徙的考古学及语言学证据

不仅历史地理表明舜族来自东夷浙北上虞一带，而且从今天的考古发现看，有关舜历史传说事迹也暗示了：舜大概是从新时期晚期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区迁徙到晋南一带的。

1.舜族本属良靖文化说

笔者认为浙北上虞是虞舜部族最早的居住地，此地正是在良渚文化的区域中。古史传说的虞舜为何时?古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我们可以根据《孟子·离娄下》的记述推测而出。《离娄下》说舜与周文王出生地相隔千里，其“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书·无逸》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可知文王寿命近于百岁。若以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伐纣之年，这样看来，舜距今4100至4200年左右［20］。而良渚文化大约距今5300年至4000年左右，说明舜生活的时代正在良渚文化晚期。而从下面古史传说舜登立为帝筑“璜台十成”的故事中，我们也可看到舜与良渚文化的密切关系。

良渚文化的衰变和消失是史前大洪水以及江湖泛滥的结果，这样浙北上虞一带留下的舜族古地名“虞宾”，就不是《晋太康地记》所说舜为避尧子丹朱而临时居住之地：因为在尧舜大洪水之后，上虞一带经过大水的毁坏和淤泥堆积，不可能再为人居住。而有的占书上说是舜的支裔分封于此，亦无可靠证据。只有《孟子·离娄下》说舜为东夷人与《风土记》说舜本来就居住在上虞一带的说法才是比较可信的。

2.舜筑十重“璜台”与良渚文化“大土合”

古文献记述舜时曾修筑雄伟高大的十层高台。《楚辞·天问》说：

舜闵在家，父何以?尧不姚告，二女何亲?厥萌在初，何所亿焉!璜台十成，谁所极焉?登立为帝，孰道尚之?

《天问》这一段本是谈帝舜史迹的，但东汉王逸注却说“璜台十成，谁所极焉”是言殷纣之事，宋洪兴祖补注进一步说是言桀纣之事。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一句之前是说舜娶尧二女的故事，其后一句“登立为帝，孰道(导)尚(上)之”是说舜是在谁的引导下而登上帝位的。显然这二者之间的“璜台十成，谁所极焉”也应是说舜的故事。今人汤炳正、李大明等先生认为此句是“指舜登帝之台”［21］，笔者以为此说是对的。但“十成”是指十重，极言其高大之貌；“谁所极焉”是说谁为舜修成了这极为雄伟高大的“璜台”呢?这一句与下句是可以连起来的：修成了十重高的“璜台”，舜于是在此“登立为帝”。

作者: 闽南姚斌 时间: 2014-3-5 00:31

舜族早期居地及三迁考

王晖

《天问》说舜即位时修高大台榭而登立为帝，这在其他古文献中也是有记载的。《国语·吴语》云：“昔楚灵王不君，其臣箴谏以不入。乃筑台于章华之上，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这就是说楚灵王所建章华台是仿照帝舜台而筑成的。但东汉韦昭注却说：“舜葬九疑，其山体水旋其五，故壅汉水使旋石郭，以象之也。”依韦注，楚灵王所筑章华台是按照帝舜所葬石椁墓堆的式样建成的。笔者以为韦昭此说是不对的。因为《国语·楚语上》也记载了楚灵王所筑章华台的名称、用途，决不是韦昭所说是墓堆高台一类：

灵王为奉华之台，与伍举升焉，曰：“台美夫!”对曰：“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穗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而以佥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不闻其以观大、视侈、淫色以为明，而以察清浊为聪……先君庄王为匏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木不妨守备，用不烦官府，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罢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举国留之，数年乃成，愿得诸侯与始升焉，诸侯皆距无有至者……故先王之为台榭也，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台度于临观之高……瘠硗之地，于是乎为之；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官僚之暇，于是乎临之；四时之隙，于是乎成之……若君谓此台美而为之正，楚其殆矣!”

从上段引文伍举与楚灵王的对话中可见，楚灵王人工所筑章华台不过相当于先王的“台榭”，而台榭一般作用不外乎“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官僚之暇，于是乎临之”。而先王楚庄王时修筑的“匏居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可见楚灵王人工所筑章华台虽然华美高大、奢侈豪华，只不过是军队检阅、武装演习、晾望国都吉凶之气、以俎豆祭祀鬼神的场所。这种情况完全不像是韦昭注所说像舜墓地高台。笔者以为《吴语》中所说楚灵王的章华台“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是说章华台与帝舜台的气势规模相当，舜所筑的这种高大台榭不会是墓地，而应是《天问》中所说“登立为帝”时的“璜台十成”。为《天问》所惊叹而为楚灵王所模仿的帝舜高台，在先秦时代一定是无比宏伟壮观，到春秋战国时的人们，仍然为之感叹。帝舜台的修筑地点应是在他即位的晋南一带，但这种人工修筑的高台并非个人的创意，也并非晋南土著的文化特色。笔者以为，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看，它是来自东南良渚文化区。

在考古发掘中，人工修筑的高台最突出地出现在新石器晚期良渚文化的遗址群中。1986年在良渚遗址范围的反山发掘了良渚文化贵族墓地［22］，这座贵族坟山是人工筑成的土台，土方量高达2万立方米左右，反山这座被称为“良渚王陵”的人工土台在目前已发现的几十座良渚文化土台中，其规格和等线最高。1987年在离反山东北5公里的瑶山又发现了祭坛与大墓遗址［23］，瑶山祭坛人工修筑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有多重阶梯形状的石堪和护坡，祭坛规模十分壮观，祭坛上贵族大墓有十余座，排成南北两列。1992年至1993年发掘的莫角山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24］，这座大土台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高出地面七八米，试掘发现此台是人工修筑而成，土层最厚处达10米以上，还发现了直径20米左右的“燎祭”遗迹在30万平方米的大土台上，还有大、小莫角山和乌龟山三座土台。1992年在三座土台之间发掘了1500平方米，发现了良渚人工夯筑的基址和两排大型柱洞。

由此看来，《天问》所言舜登立为帝时的“璜台十成”，如《国语·吴语》及《楚语上》所言也是人工修筑而成的台榭，这种规模宏大的人工修筑的高台，出现在虞舜时的中原一带，不会是舜个人或其地臣民的创造，而应是有文化承袭的，笔者认为这就是来自良渚文化人工修筑的大土台。而传说中舜为会稽上虞人，其地有“虞滨”或“虞宾”，今天浙北会稽上虞一带正是良渚文化的区域。舜及其部族到了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晋南，便把原来良渚文化的人工夯筑的大土台也带到了晋南。中原一带大山丘陵甚多，很少有这种苏南浙北一带良渚文化人工大土台。所以舜修筑的“璜台十成”引起了人们关注，代代相传，以至于春秋战国时人们仍记得这种花费大量人工修筑的舜式高台。

3从舜在黄河中游传播禾谷移栽技术看舜部族的迁徒

了解了舜及其部族是从浙北会稽上虞一带迁徙到晋南的，古文献颂扬舜在农业、捕鱼、制陶等手工业方面表现出来的能干就更容易理解了，这是由于先进文化的传播带来的结果。

《史记·五帝本纪》云：“舜耕历山……就时于负夏。”司马贞索隐引《尚书大传》也说舜“贩于顿丘，就时负夏”。“负夏”依郑玄说是“卫地”。“就时于负夏”，索隐解释说“就时犹逐时，若言乘时射利也”，此说是不对的。因前所说“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都是具体的农、渔及手工业活动，后来突然说舜“逐时”而“射利”。不仅语义前后不类，而且也不合这里对舜颂扬的语气。

笔者认为。“就时于负夏”的“时”应读为“莳”，是指移栽。《说文》：“莳，更别种。”而且先秦两汉时期文献中表移栽义的“莳”均是作“时”。《管子·权修》曰“民缓于时事而轻地利”，集校引尹桐阳云“时，种也。《广雅》作莳”；《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云“民尽得种时”，孙星衍音义曰“时，莳也”；《史记·五帝本纪》“播时百谷”，集解引郑玄云“时，读曰莳”。其实从语言角度看，表示移栽义的“莳”是江苏一带的方言：清段玉裁注《说文》“莳”字说“今江苏人移秧插田中曰莳秧”；清钱绎《方言笺疏》卷十二亦云“今吴俗谓插秧为莳秧”。这说明“莳”从古到今一直是江苏一带的方言，后流传到中原一带。这就正好与舜的迁徙情况相印证了：舜原居之地在浙北一带，其地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的地区之一，而水稻的移栽也在南方出现得相当早，所以舜在由东南向中原的迁徙过程中，把东南一带的水稻移栽技术也带到了今河南的北部一带。随着虞舜部族由东南向黄河中游一带迁徙，水稻移栽技术和当地特有的方言用语“莳”也带到了中原。“就时(莳)负夏”应该是对舜传播水稻移栽技术的称颂。

4舜族从浙北上虞向中原迁徙的原因

一些学者认为良渚文化晚期曾遭到毁灭性水灾而迁徙中原［25］，这时环太湖地区大片沼泽化，许多良渚文化的先民聚落被洪水淹没了。叶文宪先生通过调查和整理的资料表明，吴兴钱山漾和杭州水田畈遗址的良渚文化层和马桥文化层之间有一层03米厚的淤泥或泥炭，吴江梅埝、团结村、胜墩、无锡许巷、昆山龙滩湖、正仪车站北、青浦果园村等许多遗址的良渚文化层上都直接叠压着淤泥层或泥炭层，其厚度一般为几十厘米，最厚的可达1米以上。在芙蓉湖、涌湖、昆成湖、阳澄湖、巴城湖、九里湖、淀山湖、澄湖、太史淀、陈墓荡等湖的湖底都出土过良渚文化的遗物，甚至从洞庭西山到石潮湖底都分布着良渚文化遗址［26］。可见良渚文化地区出现文化断层的根本原因是遭到长期的水淹。

目前又有了一些新的证据。近来发掘的江海遗址中良渚文化层面上大多有2~3层沉积状的淤土。出现这种淤土的地层，经测量同一土色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平面上。尤其是许多探坑中都有发现的灰黄色土层，其厚度保持在十分一致的10～15厘米，而无淤土的探坑中，是因良渚文化层以上的堆积均是马桥文化或马桥文化之后的堆积，显然是后来马桥文化先民的生活层局部地毁坏了良渚文化层面上的淤土，并直达良渚文化层中。在江海遗址T25(Ⅱ)东部南侧有马桥文化先民的生活层，则毁坏了良渚文化层面上的淤土，而北侧则仍然完整地保留着三层淤土［27］。这些现象说明了良渚文化是遭到史前大洪水毁灭性的破坏，舜族不得不举族向北方转辗迁徙，最后到达了黄土高原台地居多的中原晋南一带才定居下来。

5舜的才能与良漕文化在新石器晚期高度发达的关系

《史记·五帝本记》云“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韩非子·难一》等书篇还说“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实际上反映了虞舜部族在多次迁徙过程中，在农耕、渔业以及手工业制作技术方面的文化传播。舜来自新石器晚期良渚文化区，因此舜在迁徙及其定居于晋南过程中，在农耕、渔业以及手工业制作技术等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与才干，实际上反映了良渚文化在当时中国的地位，表明舜是当时南方良渚文化先进性的体现。

良渚文化是龙山文化时期最为发达的文化区。如前所说，余杭县莫角山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这座大土台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总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夯土的地基厚达两三米，一系列楚筑群就盖在它的上面，在这个中心的周围为首领人物的墓地，也都夯了土台，墓中出土了大批的精美玉器。俞伟超先生曾把距今6000—4000年之间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分了八大文化区，认为其后期文化发展最高的是长江三角洲的良渚文化，认为如此精致的玉器和规模宏伟的建筑遗址在黄河流域是没有的：而且认为余杭县莫角山遗址“大台基的规模之大，在当时的全球范围内没有堪与比拟者［28］”。而良渚遗址群发掘面积最多的是庙前遗址，经1988、1990、1993年三次发掘，揭露面积达3000余平方米，发现良渚墓葬50余座，多为良渚文化的早期，随葬品以鼎，豆、罐为基本组合，显然具有礼仪性质。良渚文化时期犁耕农业已经出现，手工业已经趋于专业化，先进的制陶技术、大量玉类礼器、大型礼仪性建筑、不同等级的贵族与平民的分野等等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质文明，与同时期其他古文化相比都处于领先地位［29］。

正因为在当时诸多的文化区域中，良渚文化处于领先的地位，所以从良渚文化区走出的舜族无疑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这就无怪乎传说中为浙北上虞人的舜因史前大洪水，由东南地区向中原迁徒过程中，“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这些传说中舜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实际上就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先进性。这不全是后人的想象，可见古史传说反映的历史背景有一定的可信性。

也正是舜族从东南地区迁徙到了中原晋南地区，所以良渚文化的诸多器物也就出现在了晋南的同时期的陶寺文化中。陶寺文化最初被认为是夏文化，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陶寺文化是唐尧文化或虞舜文化［30］。良渚文化后来消失了，但良渚文化的玉琮却出现在晋南的陶寺文化遗址中，陶寺早期大墓中出土的“Ⅴ”型石刀被确定为厨刀，而陶寺居住地遗址出土的这种“Ⅴ”型石刀也是厨刀。这种厨刀的形制来源于良渚文化的老和山遗址出土的破土器(或称之为三危形犁状器)。虽然这种器物功能有了改变，但“Ⅴ”型石刀源自于良渚文化确实是勿庸置疑的［31］。

良渚文化的玉琮和“Ⅴ”型石刀从苏南浙北到了晋南的陶寺文化中，舜族也在多次迁徒中到了晋南。晋南有比较广阔的黄土台地，为人类提供了比较充分的生存空间，史前先民为了躲避凶猛洪水的威胁，纷纷迁徙到黄土台地。这正是《吴越春秋·吴太伯传》所说的：“尧遭洪水，人民泛滥，遂〔逐〕高而居。”不仅舜族经过多次迁徙到了晋南，尧部族也是从今河北省中部的唐县一带迁徙到晋平阳一带，在今山西临汾西南。故《左传》哀公六年述孔子引《夏书》云：“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古《夏书》佚文明确地说陶唐氏尧是迁徙到冀州一带地。商族先祖契也是从东部华北平原迁徙到黄土高原的陕西东部商洛一带的［32］。也正是在史前大洪水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四面八方的部族不断向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迁徙，最后促成在晋南豫西出现了早期国家。

所以东夷舜族从遥远的浙北上虞经过千里迢迢的“三迁”，最后到达中原晋南一带，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出现的，由此而形成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现象也是值得我们关注并加以研究的。

注释：

［1］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册》第2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图版53~54“东汉·益州刺史部北部”把“妫城”标在成固西北，是不对的。概是受《后汉书·郡国志五》的影响而造成的。

［2］杨守敬：《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033页。

［3］《太平御览》卷八一《皇王部》引。

［4］但焦循《孟子正义·离娄上》又说“今青州府有诸塘县，大海环其东北，说者以为即《春秋》书‘城诸’者，其地有所谓冯山冯村，盖相传自古，就疑近是”，其说以春秋时代“城诸”对应《孟子》“诸冯”，笔者以为是不妥的。这一点我们下面再作分析。

［5］“五湖”有三说：(1)《周礼·职方氏》云扬州“其泽薮曰具区”，“其漫五湖”，“具区”就是太湖，此言“五湖”为太湖卫星湖且与之相通。《水经·沔水注》及《后汉书·冯衍传》“沈孙武于五湖兮”注引虞翻皆言“五湖”是指太湖及附近的四湖。(2)“五湖”并非一地，亦非一湖。见《史记·三王世家》《河渠书》索隐。(3)“五湖”即太湖。《国语·越语下》“战于五湖”，韦昭注“五湖，今太湖”；《水经·沔水注》、《史记·河渠书》集解说法亦同。按《新语·术事》“捐珠玉于五湖之渊”，为一具体地点，后一说盖是。

［6］《淮南子·原道训》“渔雷泽”作“钓雷泽”。另外，《韩非子·难一》及《说苑·反质》谓“渔河滨”，“陶东夷”，与《墨子·尚贤中》等书篇的说法有异。

［7］孙诒让《墨子间诂·尚贤下》引《尚书大传》作“贩于顿丘”。见《诸子集成》第4册，中华书局，1988年，《墨子间诂》第40页。

［8］《五帝本纪》索隐引郑玄曰：“在河东。”正义引《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亦名首阳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亦名甘枣山，亦名猪山，亦名狗头山，亦名薄山，亦名吴山。此山西起雷首山，东至吴坂，凡十二名，随州县分之，历山南有舜井。”

［9］高诱注《淮南子·原道训》云：“历山在泲阴成阳也，一曰泲南历城山也。”《五帝本纪》正义亦云：“濮州雷泽县有历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处也。”

［10］《五帝本纪》正义云“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

［11］《五帝本纪》索隐引郑玄曰“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正义引《括地志》云“雷夏泽在浪州雷泽县郭外西北”。

［12］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二《尚贤中》毕沅云：“《太平御览》、《玉海》引作‘濩泽’。《地理志》河东郡有‘濩泽’……《通典》云：‘泽州阳城县有濩泽水。’……今山西永济县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泽，亦云舜所渔也。”

［13］《后汉书·郡国志四》谓吴郡“吴本国。震泽在西，后名具区泽”，刘昭注云“又有大雷山、小雷山，周处《风土记》曰舜渔泽之所”。可见《风土记》认为舜渔雷泽在扛苏太湖大雷山、小雷山一带的雷泽。

［14］《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曰：“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

［15］《五帝本纪》正义不同意舜陶“河滨”为定购之说，认为此言舜“于曹州滨河作瓦器也”，引《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或陶所在则可，何必定陶方得为舜陶之陶也，斯或一焉”。

［16］孙诒让：《墨子间诂》，见《诸子集成》第4册，中华书局，第27页。

［17］《太平御览》卷八一《皇王部六》引《风土记》、《水经注·浦阳江》等。

［18］《太平御览》卷八一《皇王部六》。

［19］《史记·五帝本纪》引述这些古籍时，把《管子·治国》等书言舜多次迁徙而壮大的情况，改为时间上的跃进：“（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不对的，他未认识到舜曾有过多次迁徙的情况。

［2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考古五十年主要收获》，见文物出版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70页。

［21］汤炳正、李大明、李诚、熊良智：《楚辞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03页。

［22］浙江省考古文物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23］浙江省考古文物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24］杨楠等：《余杭莫角山清理大型建筑基址》，《中国文物报》1993年10月10日。

［25］俞伟超：《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文物天地》1992年第3期；王晖：《尧舜大洪水与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26］叶文宪：《吴国历史与吴文化》，文物出版社特刊稿。

［27］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奉贤县江海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1期。

［28］俞伟超：《古史的考古学深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69~70页。

［2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考古五十年主要收获》，见《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72页。

［30］许宏、安也致：《陶寺类型为有虞氏遣存论》，《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王克林：《陶寺文化与唐尧、虞舜——论化夏文化的起源》，《文物世界》2001年第1、2期；何驽：《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31］何驽：《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古代文明》第3卷，第79~80页。

［32］王晖：《尧舜大洪水与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兼论从“满天星斗”到黄河中游文明中心的转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虞舜文化研究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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