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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帝南巡质疑

邵军

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一文的末尾概括舜帝一生的行事说:“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此说一出，于是舜帝南巡，死于苍梧，成了千古不移的定论。其实司马迁此说疑窦甚多，实难为据，今略举数端于次。

一、南岳不一定是衡山

司马迁所说的“南巡狩”并非泛指来南方巡狩，而是具体指来南岳巡狩。不仅南巡是南岳，而且东巡是东岳，西巡是西岳，北巡是北岳。因为岳不仅是山，而且是一方诸侯所驻之地。所以《尚书·尧典》云：“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那么南岳究竟在哪里，这是首先必须弄清楚的事。岱宗即山东泰山，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南岳到底在哪呢?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十分肯定地说：“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然则南岳是否一定是衡山呢?说法颇不一致。《尔雅·释山》：“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白虎通·巡狩篇》：“云南方为霍山何?霍之为言护也，言太阳用事，护养万物也。”《论衡·书虚》:“舜巡狩，东至岱宗，南至霍山。”那么南岳霍山说与南岳衡山之说究竟谁对谁错，或者说谁更近于情理呢?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在其所著《尚书今古文注疏》一书中说：“窃疑经文言‘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舜都平阳(今山西临汾)，日行五十里，计一月可至霍山。若至衡山，辽远且又逾江，不便以觐南方诸侯。故欧阳、夏侯等说为霍山，盖本之伏生，是以《大传》又有‘中祀霍山’及‘奠南方霍山’之文。”

孙星衍是个治学严谨的学者，他的观点既有论据作支撑，又以情理分析作辩说。他的论据是欧阳生、夏侯建的考证和诠释。欧阳生是秦代儒生伏生的直授弟子，其说较司马迁应该更接近古义和更有权威。至于情理分析主要是两点，一是衡山太远，以舜帝当时的交通条件，难以在短时间到达；二是中隔大江，难以逾越。这是合乎情理的。但也有同一情理却作出相反结论的，如徐灵期在其所著《南岳记》中说:“衡山者五岳之南岳也，其来尚矣。至于轩辕，乃以潜霍之山为副焉，故《尔雅》云霍山为南岳，盖因其副也。至汉武南巡，又以衡山辽远，道隔江汉，于是徙南岳之祭于庐江潜山，亦承轩辕副义也。”(《太平御览·地部四》)徐灵期情理分析的逻辑错误在于：早于汉武以前数千年的古帝并不以路远江隔为不便，都坚持来衡山祭祀，故以衡山为南岳；而至车马舟楫都有了相当发达的汉代反以路远江隔为不便，迁祭于霍山，以霍山为南岳。当然徐灵期也有主、副之说，但主、副对祭祀并不起作用，既然至汉武才改祭霍山，说明汉武以前一直在祭衡山，舜帝当年南巡也必定在衡山了。此说除了蓄意为衡山的历史张目以外，看不出有其他任何理由和意义。

再者，司马迁虽然说过“南岳，衡山也”的话，但他却又随意更改。同样是《封禅书》，当他写到汉武的封禅情况时说：“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邑偿之。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当时常山国辖十八县，而北岳恒山在其所辖上曲阳。改常山国为常山郡，北岳恒山自然就直接归天子管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曾经明确宣布的“南岳，衡山也”的衡山，此时仍属长沙国，而长沙国直至汉宣帝时才因纵火杀人案削地八县，至王莽时国除。《汉书·地理志》记载削地前长沙国的地域说:“长沙国，秦郡，高帝五年为国，属荆州。县十三：临湘、罗、连道、益阳、下隽、攸、酃、承积、湘南(今衡山、衡东、衡南三县)、昭陵、茶陵、容陵、安成。”既然衡山属长沙国，不属天子直接管辖，而此时“五岳皆在天子之郡”，可知衡山已不在五岳之内，而五岳中的南岳自然只能是霍山，司马迁曾经郑重宣布的“南岳，衡山也”的结论，也就随之被他自己彻底推翻了。既然衡山不在五岳之列，则舜帝南巡至南岳也就根本不存在了。既不至衡山，其“南巡狩，死于苍梧之野”也就无法成立了。

二、既是南巡，为何死在苍梧；既然死在苍梧，又为何葬在零陵九疑

无论南岳是霍山还是衡山，舜帝既然南巡，就必然要到南岳，就像东巡至东岳、西巡至西岳、北巡至北岳一样。之所以如此，是由巡视的特定内容和目的决定的。《舜典》在记述舜帝东巡时说:“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一生一死为挚，如五器，卒乃复。”据此，舜帝巡视活动主要有两大内容，一是祭祀山川，一是会见守土诸侯。而会见诸侯的目的又有三：一是协调时历，二是统一音律及度量衡，三是修君臣之礼。会见诸侯与祭祀山川又是同时同地进行的。“岳”实际上是一方诸侯的驻地，故《尧典》、《舜典》均以四岳代指四方首要诸侯。

二月东巡是舜帝的首次出巡，其内容和程序也就成了以后各次巡狩的成规和模式。《舜典》在记了东巡东岳之后继续写道：“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这里的“如岱礼”是说在南岳的活动一如东岳，“如初”是说在西岳诸事一如最初的东巡，而“如西礼”是说在北岳一如西岳之礼。这就是说无论南巡、西巡、北巡，其活动内容、要求、目的一如东巡，绝无二致。

因为首巡是成规和模式，所以司马迁写《史记》照抄不误。他写道：“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山川。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如五器，卒乃复。”文中除将“肆觐东后”改成较为通俗的“遂见东方君长”外，几乎没有什么改动。下文各句虽然省作“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因最后有“皆如初”三字，说明一切都如当初东巡东岳。但践位三十九年后的南巡就大不一样了。既无东巡的前提，也无南岳的地点，全不是当年的模式。“南巡狩，崩于苍梧”。既南巡又不见去南岳，而且奇迹般地“崩”于苍梧。舜帝此次南巡，究竟是去南岳呢，还是去苍梧呢?或者这苍梧原本就是南岳呢，还是去南岳后再去苍梧呢?如果按成规南巡南岳，为何不标明南岳?如果不是南岳而是苍梧，又有何根据不巡南岳而巡苍梧呢?再者，在汉代苍梧是郡名，而不是某一具体地名。舜帝“崩于苍梧”，是崩于苍梧郡治所在之地?还是崩于苍梧郡内的某地呢?舜帝既然崩于苍梧(无论苍梧郡治或是郡内某地)，为什么又葬于九疑?是不是九疑、零陵与苍梧在地理位置上有什么纠缠难辨之处?《汉书·地理志》：“苍梧郡，武帝元鼎六年开，属交州，县十：广信(今广西梧州)、谢沐(今湖南江永)、高要(今广东高要)、封阳(今广西信都)、临贺(今广西贺县)、端溪(今广东德庆)、冯乘(今湖南江华)、富川(今广西富川)、荔浦(今广西荔浦)、猛林(今广西苍梧)。”地在今湖南、广东、广西三省交界之处。至于零陵，不仅别为一郡，而且别属一州，《汉书·地理志》记载说：“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置，属荆州，县十：零陵(今广西全州)、营道(今湖南宁远。原注：九疑山在南，莽曰九疑亭)、始安(今广西桂林)、夫夷(今湖南邵阳)、营浦(今湖南道县)、都梁(今湖南武冈。原注：侯国)、冷道(在今宁远东南)、泉陵(今湖南永州市。原注：侯国)、洮阳(在今广西全州北)、钟武(今湖南衡阳西)。”郡治则在今广西全州。按照上面的分布，零陵、苍梧两郡虽然连毗，但疆界分明，是不应该混淆的，而九疑之为营道县内的九疑山，已见汉志原注。其实司马迁也十分清楚，因为零陵有属县在今广西桂林，他怕人误会，还在九疑之前特加“江南”二字，全文作“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我们知道，秦汉时江南一般指今湖北省的长江以南地区和今湖南、江西一带。有了江南二字的限制，属于零陵的九疑，其位置也就更加确定了。当然零陵也可以理解为舜墓而不做郡名。《说文》：“零，徐雨也。”古人以和风细雨的温润比喻舜帝的人品和德政，故名其陵为零陵，而以零陵所在之郡为零陵郡。但无论是墓还是郡，都与苍梧异地。如此则舜帝死后不在苍梧就地下葬而北运九疑，也就十分明显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要将舜帝归葬九疑呢，难道苍梧如此开阔的地面葬不下一个舜帝吗?要不，就是江南九疑地区与舜帝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关系了。这种关系司马迁也应该是知道的，只是不说罢了。

三、舜践帝位三十九年是否有南巡其事

司马迁说的“践帝位三十九年”，实际上是说践帝位后的第三十九年。据司马迁所记，“舜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根据这些数据，舜六十一岁代尧为天子，在位三十九年，正好一百岁。按照“五年一巡守”的原则，他从五十岁代尧行天子事开始第一次巡守，嗣后每五年一次，至一百岁在位五十年，巡守十次，最后一次正好是一百岁，而就在这一次，南巡不返。表面看来似乎天衣无缝。实则不然，漏洞甚多。

漏洞之一，单有南巡不合既定原则。《舜典》在记述东南西北四方巡守之后定下制度说：“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司马迁的记述只合“五载一巡守”这一时间原则，而与“群后四朝”相违背。什么叫“群后四朝”呢?魏人王肃注云:“各会朝于方岳之下，凡四处，故曰四朝。”就是说各方诸侯每五年分别在东岳、南岳、西岳、北岳四个固定的地方朝见。而且巡狩先后又有固定的次序。此次南巡既不至南岳，说明不在“五载一巡”之列，既不在其列，又无其他根据，就很难令人相信有南巡其事了。

漏洞之二，其时舜帝已经百岁，百岁老人在当时的交通情况下是否还能如此长途跋涉?更有甚者，一些学者为了弥缝司马迁舜帝南巡证据之不足，捏造什么舜帝并非南巡，而且统兵征三苗。人过百岁，生活尚且难以自理，还能统兵千里远征?这就更不合情理了。

漏洞之三，据司马迁自己的记载，十七年前舜帝即已退位；既已退位，南巡已非舜的职责。《史记·夏本纪》：“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既然如此，帝舜即使百岁犹健，也不当在既去天子位后而又以天子身份出巡。当然，也有既去位而又假位出巡的，但那毕竟只是不足为训的例外，做为“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司马迁语)的圣天子舜帝，自不屑为此贪权恋栈之举的。

以上三点，尽管古来不少学者力求为之弥合，但往往欲盖弥彰。

四、“陟方乃死”不能解释为崩于苍梧之野

遍查司马迁舜“崩于苍梧之野”的由来，勉强可以做为根据的仅有两处，一是《舜典》的“五十载，陟方乃死”，一是《国语·鲁语》的“舜勤民事而野死”。“野死”自然是死于野外，算是为“崩于苍梧之野”的野字找到了依据，但要从“陟方乃死”四字中得出“南巡崩于苍梧”的结论，就比较困难了，于是苦了历来的经史大家，他们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将“陟方乃死”往“南巡崩于苍梧”方面靠。首先是孔安国，他在《尚书传》中解释说：“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孔颖达于《尚书正义》中进一步证实：“《论语》云：‘可谓仁之方也已。’孔注亦以方为道，常训也。”方训道，倒也不错，如《易·恒卦》：“君子以立不易方”，诸家都训方为道。但是否就是常训呢?那倒不一定。编印于1915年的《中华大字典》列方字的训义为79项，第22项才是道。而孔颖达征引《论语》的“可谓仁之方也已”，与《周易》“君子以立不易方”用法完全一致，指的并非道路之道，而是一种方法或原则。而且“升于道”也不合语言习惯，因为通常只说“就道”、“上道”，而没有谁说“升道”。“陟”的本义是升，这也不错，但陟总是与山、岗之类的词相配搭，表示出一种由下而上的攀升意境。如《诗·皇矣》:“陟我高岗。”《载驰》：“陟彼阿丘。”《草虫》：“陟彼南山。”等等。退一万步说，即便“升道”成词，升道就是升于道，即走在路上，又根据什么说舜帝死在苍梧的道上呢?这就有点强词夺理了。

其实《舜典》写舜帝之死也和《国语·鲁语》的记载一样，只说他死，并没有特指死在何处，倒是《舜典》用重笔写了他死的过程。舜帝是如何死的呢?《舜典》说：“陟，方乃死。”原来他是升天之后才死的。舜帝是古来最突出的圣君，故死后升天。但肉体是不能升天的，所以还是死了。他是升天以后才死的，所以说“陟，方乃死”。从此以后凡古圣王死不叫死，而叫“陟”。(《竹书纪年》：“黄帝轩辕氏，一百年地裂，帝陟。帝王之崩皆曰陟。《书》称新陟王，谓新崩也。”徐文静笺：“按韩子曰：《竹书纪年》帝王之没皆曰陟。陟，升也，谓升天也。《尚书》康王之诰‘惟新陟王’，蔡传曰：‘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谥，故曰新陟王。”康王之诰即《尚书·康诰》，是周康王时的文诰，《舜典》虽然文字古奥，实际上是战国时人的伪作，晚出于《康诰》，其陟字的用法本来源于《康诰》，因《舜典》按时代排列在前，故又成了其他文字之典。)

我们弄清了“陟”字的含义，其他字就都好说了。“方”字虽可解作道，即今日的方法、原则，但一般作时间副词，或作方位词，《诗·小戎》：“方何为期。”《淮南子·本经训》：“戴圆履方。”均其证。以方作时间副词，则“陟方乃死”的解释如前所说：升天然后死。作方位词则可解作“在某地升天，然后死”。后一种解释正合永州等地的传说，说舜帝在九疑的三分石升天，然后留下肉体，葬于九疑山。一说舜帝升天了，连同他的肉体，他的陵墓实际上只是衣冠冢。这些虽然只是传说，但对我们理解“陟方乃死”却不无帮助。

五、为何要回避封象于有庳

舜帝封他弟弟象于有庳，其事孟子说得最为详细。《孟子·万章上》:“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从这段对话看，舜为天子之后对其弟弟象的安排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放”，一说是“封”。但无论是放是封，万章认为都过于宽大，所以接着又问：

“舜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

在这一问一答中，完全肯定了象在有庳的事实。那么象去有庳究竟是封，还是放呢?于是万章继续提问，也就是这一问，问出了许多不利于南巡说的细节。

“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曰：“象不得有为于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

孟子在这里不仅解释了什么叫放，而且特别指出舜封象于有庳的用意是“欲常常而见之”，并引古书“源源而来(经常来往)”的话以为佐证。既要“源源而来”，就必须选择离自己较近的地方，甚至是最近的地方，而有庳历来注家都说在营道县北或零陵郡应阳县(今湖南东安)东，而营道北、应阳东，正好是今永州所辖的双牌县，境内有象亭、象庙。舜帝选择这么一个紧靠九疑的地方封自己的弟弟，难道他事先就知道自己将“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吗?孟子这段“封之有庳”的话对司马迁极为不利。一个在九疑的舜墓已让他十分头痛了，使他不得不以“南巡狩”为理由，把舜调过黄河、长江，然后让他死在苍梧，葬在九疑，如若再加一个在有庳的象，就更加难以对付了，于是虚晃一枪：“封弟象为诸侯”，草草带过了事。

事情还有对司马迁更不利的时候，《山海经》说：“帝舜葬于阳，丹朱葬于阴。”丹朱是帝尧的儿子，关于丹朱的事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也叙述颇详，主要是他谨遵父命，将帝位让给了舜。既然让出了帝位，他最多也只能是个诸侯了，但不知为何，丹朱竟也“南巡”到了九疑山(或苍梧山)，而且他的墓葬竟与舜墓同山而背向。

有此数端，足见司马迁舜帝南巡说的难以成立，而这仅就历代存在争议的《尧典》、《舜典》而言，如若对照湖南永州近年出土的文物资料，其成立就更难了，因为永州的出土文物资料显示，这里的古先民早在一万二至一万四千年前就开始了原始农业生产，一万五千年前就知道制作陶器。据世界农业史专家研究，人类懂得原始农业生产技术大约在一万二千年左右，可知这里是人类最早从事农耕的地方。作为我国早期农耕文化突出代表人物的舜帝，其活动地区，乃至他本来的籍贯，应该是在中原呢，还是在所谓零陵的“江南九疑”比较更接近历史实际呢?这就有待我们认真细致地研究考证了。

（《求索》2002年增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