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舜文化中的行政伦理思想 - 姚氏宗亲网

舜是传说中上古社会以圣贤著称的行政首领，是儒家德治模式中为政以德的道德典范。据文献记载，舜在位数十年，“施泽于民久”(《孟子·万章上》)，开创了古代社会善治的典型，为中国历代人士所推崇，留下了诸多记载和纪念舜及其臣下活动的文字、建筑等文化遗产，构成了富有特色的舜文化。儒家学者通过托古的手法描述舜及其臣下的丰功伟业，勤政爱民、敬德慎罚是舜文化的核心内容，它开启了中华民族行政管理伦理文化的先河。舜文化中的有些内容虽然是后人的假托，带有浓厚的儒家政治理想色彩，但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上古时代的一些历史状况，体现出中国古代思想家心目中理想的行政管理模式和政治治理主张。这些思想资源不仅对于我们更好地贯彻党中央以德治国的方略，而且，在当今世界兴起的由“统治模式”向“治理模式”转变的公共行政改革潮流中，这份宝贵的行政管理伦理智慧亦凸显出其特殊的意义。

从统治行政转向服务行政是当代公共行政管理的改革方向，也是行政管理伦理的中心内容。舜正是一位勤勉为民众服务，忠于职守的典范。根据《尚书·舜典》记载，尧将治理国家的重任委托给舜，对他进行考验：“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舜很好地完成了总理百官、招待四方宾客等任务，使百官听从命令，各种事务都有条不紊；四方诸侯派来的宾客都对舜肃然起敬。尧又派舜进入山麓的大森林，舜能够受烈风雷雨的考验而在大森林中不迷失方向，“烈风雷雨弗迷”。让帝尧非常满意，认为舜谋事周到、言论正确恰当，建议切实可行，顺利地通过了三年考验，终于放心地将帝位交给了舜。

舜在尧逝世以后即帝位，据文献记载，舜在帝位50年。为了更好地了解各地的治理状况，体察下情，他不辞劳苦，多次前往各地视察，并进行定期考绩：“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即每隔五年进行一次视察，四方诸侯分别在四岳朝见舜，向舜报告自己的政绩。舜则明审而谨慎地考察诸侯们的功效，对于那些有功绩者则赏赐车马衣服以备享用(“明试以功，车服以庸”)。为了推动属下更好地履行职守，舜创立了考绩制度，“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即每隔三年要对官员考核一次政绩，按照这三次考核的结果，决定官员的黜陟，将昏庸的官员降职，并将明智的官员升级。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考绩制度，对中国古代的官员考绩制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故舜在公共行政管理历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由于确立了依据政绩对官员进行升降这一激励制度，故“庶绩咸熙”，一切功业都振兴起来。

舜帝勤于政事，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惟以得不到贤能之人而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这种超越了一己之私利，努力为天下寻求治理之贤才的管理者才能称得上仁者。对此，孟子高度评价说：“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孟子·滕文公上》)因为在孟子看来，以天下与人只是将天下让给人家，这在尚未确立君主私天下制度的上古时代只是意味着减轻了一分责任和辛劳，故容易做得到。但“为天下得人”却是要怀着“为天下”的公心去寻找为公众谋利益的贤能之才，这里需要更多的智慧和责任。

由于舜勤勉敬业，服务于民，深得天下之人心，故出现了“天下大悦而将归己”的局面。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管理者具有威信和感召力是非常重要的，“天下归己”正是一般的行政长官梦寐以求的。但舜对此却淡然处之，因为他更为关心的是天下公众的疾苦和全社会的事业，而不是个人的声名和威信，当然不会陶醉于“天下将归己”的个人占有欲，不会热衷于个人权威的树立。而且，他是通过勤政、奉献、与下属的沟通协作等深得民心的行为而获得天下之归附的，因此也不需要依靠树立个人的权威来维持统治，这种通过沟通、协作而达到的有序治理正是现代治理模式所追求的。如此胸襟，非大仁大德大智大功者莫能为也!所以孟子说：“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孟子·离娄上》)

舜可谓是中国古代勤政服务的伟大典范，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民众的事业，最后“勤众事而野死”(《礼记·祭法》)。在巡行视察衡山时，以身殉职。更为难得的是，他恪尽职守，呕心沥血，将天下治理得稳定有序，但却从不占有它，享受它，故孔子称赞舜：“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孟子·滕文公上》)这与后世那些一切从个人或家族的私利出发，据天下以为一己之私的专制君主，其差距何止天壤!这种勤政服务的奉献精神具有永恒的道德价值。

在公共行政管理活动中，行政权力和职位是进行管理的必要条件，但单纯依仗权力又是难以达到良好的管理效果的。行政官员既是行政伦理行为的发出者，又是行政伦理行为道德化的前提，一个缺乏敬业精神、骄奢淫佚、以权谋私、当官做老爷的行政官员是决不可能有效地进行公共事务管理的。管理活动以人为对象，而人是有情感、有意志的动物，故外在权威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影响管理对象，管理对象的主观能动性能有多大程度的发挥，将直接影响行政管理的效果。作为行政管理伦理主体的行政官员具有勤政服务的崇高道德，必然令民众产生崇敬和服膺的心理，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从而保证行政管理活动的高效、有序进行。

强调以德治国是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伦理的重要内容，是大多数政治家、思想家孜孜以求的政治治理手段。以德治国主要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来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加强社会成员的自律能力，从而实现社会的治理与和谐有序。以德治国必须建立在行政管理者特别是最高行政长官以德治身的基础之上，如此，才会建立行之有效的道德培育模式，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自律能力。

舜正是一位修身自律，“睿哲文明，温恭允塞”的厚德之士，他很好地完成了尧让他负责推行德教的任务，“敬敷五教”，“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尚书·舜典》)。即恭敬谨慎地教导臣民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道德规范作为行动准则，臣民们都能听从舜的教导而不违背，当有些地方“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即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不能恭顺融洽地相处时，舜又及时派契担任司徒之职，谨慎地向民众施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道德教化，而且强调，在施教时必须遵循宽厚的原则(《尚书·舜典》)。

舜推行道德教育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卓著的效果，关键是舜自己能够躬行仁孝，以身作则，为天下之人树立道德典范。孟子称道说：“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孟子·离娄上》)舜毫不在意父母对他的态度，一如既往，尽心竭力地事奉父母，让他们高兴，这是一种大孝，它对天下之人起到教育感化的作用，推动着风俗的淳化和家庭伦常关系的确定。

在政治治理中，还必须辅以刑罚，这是德治的重要补充。故在进行德教的同时，舜又运用刑罚这一威慑手段来警示天下。据《尚书·舜典》所载，舜把常用的刑罚的形状画在器物上，“象以典刑”，让民众见之而有所儆戒。舜强调在使用刑罚手段时必须慎之又慎：“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他奉行轻刑政策，对于以往的刑罚制度进行调整：“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即用流放的办法来代替过去的五刑，以表示宽大。以鞭笞作为官府的刑罚，以木板作为学校教化的刑罚，犯了罪过可以出金赎罪。他还规定，如果犯了小错或偶然犯错，就可以赦免他，只有那些犯罪过较大而又不知悔改的人，才给予严厉的惩罚。他告诫担任法官的皋陶必须“惟明克允”，只有明察案情，恰当地断案，才能得民心。

舜对于有罪者分别进行惩制，以儆天下：“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舜命令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兜流放到祟山，把三苗驱逐到三危，把鲧流放到羽山。这四名罪犯受到了应得的惩罚，这种“诛不仁”的措施，令天下民众心悦诚服，也起到了警诫作恶者的作用。

但是，在处置恶人的过程中，舜将自己的弟弟象这一“至不仁”的人，“封之有庳”，这件事曾引起后人的质疑，《孟子·万章》中就曾记载了万章的看法。万章认为：“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如何来理解舜的这一做法呢?我认为，孟子的解释是有道理的。孟子说，作为仁人的舜对于弟弟的态度是“不藏怒”，“不宿怨”，“亲爱之”，欲其富贵。故将他封于有庳。但这种分封又与其他人不同，“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就是说，象在自己的封地内并无行政管理权，而是由天子派来的官吏来治理有庳，缴纳贡税，约束了“至不仁”的象在封国内为所欲为，残害百姓，故实际上是一种流放。这样，既满足了“欲常常而见之”的亲情需要，又避免了任用恶人产生恶治、为害于民的弊病。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了人性的、有血有肉的道德典范：他在面临亲情与公正的道德冲突时，既不失兄长对弟弟的温情，又能持守以公众利益为重的原则，正如孟子所说的，“岂得暴彼民哉”?故剥夺了这个不仁之弟的行政权和财权等，从而既照顾了手足之情，又执守了公正之道，道德智慧可谓大矣。

行政事务的完成，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一个团结合作的集体，故行政首脑能否团结众臣，这是达到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舜在这方面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在即位之初，首先做的工作就是与四方诸侯之长进行沟通：“询于四岳，辟四门”，目的是“明四日，达四聪”，做到明察四方政务，详细倾听四方的意见。接着又“咨十有二牧”，即访问12州的长官，告诫他们：“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淳德允元，而难任人。”意思是说，衣食是民生之本，故须不误农时，应当使远方如同近处一样安定。要培养淳厚的品德，要坚决拒绝任用那些只会花言巧语的奸侫之人。做到了这些要求就能实现安民的行政管理目标：“蛮夷串服”。他又告诫22位负责的官员谨慎执政，“惟时亮天功”。要时时考虑着完成这顺应天意的事业，创立丰功伟绩。

舜求贤若渴，任用禹等贤能者作他的“股肱耳目”，辅佐自己“宣力四方”(《尚书·益稷》)。但他不单纯通过制度设置或手中的权力来达到这一目的，而是以一种推心置腹的交谈和商议的形式与臣下沟通，坦诚地将国家治理方面的问题向臣下陈述，如，对弃说明“黎民阻饥”的情况，派他担任后稷之职以教民众“务播时百谷”；对契说明“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的现实情况，派他担任司徒之职，“敬敷五教”，即谨慎地施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常的教化，教化民众的时候要遵循宽厚的原则(《尚书·舜典》)。

他在充分征求和听取众臣意见的基础上，选贤与能，又以信任和鼓励的方式激发臣下的责任感和工作热情。从《尚书·舜典》中可以看到他与臣下之间的这种和谐关系：“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这段话的大意为，舜询问四方诸侯，谁能奋发努力以发扬光大尧帝的事业，我要让他率领百官并辅导帮助百官去处理政务。臣下们推荐伯禹作司空，舜认可臣下的建议，称赞禹治理水土很有功绩，又鼓励他继续努力担当起更重要的政务。

他与龙交谈时则表达了对那些讲坏话和阳奉阴违者的厌恶，因为他们以邪说和暴行使民众震惊。他任命龙作纳言之官，“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即勉励他不论早晚都要传达命令，及时转达下情，谨守诚信之德。

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舜具有谦虚兼听的胸怀，善于向属下请教，并能对其加以鉴别、选择、综合，择善而用之，进而制订出最佳方案，故能与下属同心同德，和谐相处。孔子曾称赞他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礼记·中庸》)意为舜能够在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的基础上，进行樽酌取舍，制订出最为恰当的原则而用之，这是舜之所以建德立功的重要原因。

由于舜能够与臣下之间形成和谐与信任的伦理关系，他们互相勉励、互相支持。这里虽然存在着后人的润色，但多少反映了原始社会酋长和官员、民众之间的平等关系，不少措施和行为的出发点主要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而是为了“安民”。这与《商书》和《周书》中统治者重在维护统治地位的管理目标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现代行政管理的内容和实施主体、终极目标等诸多方面虽然与古代有着实质性的不同，但舜帝勤政服务，躬行德教，以德服人，谨刑慎罚，谦和礼下，兼听明察等行政管理伦理精华对今天中国的行政管理改革和行政管理伦理理论的建构仍然不乏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