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族联合的民主制度 吕振羽 古代中国氏族社会组织的具体情况，我们是无法知道的。谁个部族，包含谁些胞族？谁个胞族包含谁些氏族？谁个部族组成谁个联合？我们也无法知道。 在传说式的《尧典》中，虽然有这样的一段话： 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我们在《尚书》各篇以及其他许多古籍中，也能不断的连带着看见有所谓“九族”、“百姓”、“万邦”、“黎民”等字样。我们若是勉强地把她们解释为：一个联合共包含着九个部族（九族），九个部族共包含着一百个胞族（百姓），百个胞族共包含着万个氏族（万邦），每个氏族中各包含着若干成员（“黎民”，万民，兆民），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我们究竟还不敢这样去判定。至于所谓“九族”的“族”，“百姓”的“姓”，“万邦”的“邦”，在最初就是在意义着“部族”、“胞族”和“氏族”，那似乎不算是牵强。数目字和“黎民”那一类字的粉饰形迹，却甚是显明。莫尔甘在他对古代希腊罗马的研究中，曾发现有每个部族都包含一百个氏族，每个胞族所包含的氏族，也都是相等的，那一类很整列的记载，莫氏认为那不过是立法上的说法。我以为在上面我所举出的一段传说中，也就不过是文字上的排列，或立法上的说法。 不过在当时，氏族的单位，甚而部族的单位，恐怕是很多的。礼记所谓“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好不同”的传说，许是实情。大概人类自达到部族形成始，愈进化到后来，血统的单位便愈要减少。这个结论，从过去的事实上追究，似乎是能够成立的；至于将来能否归结为一大同的人类，这便是将来的事实问题。 我们现在进而考察一下这一传说时代的政治制度。 郭沫若先生在他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尧舜禹的传说，都是二头政长。在尧未退位以前，是舜尧二头；在舜退位以后，是舜禹二头；尧时又有帝挚为对。均与西印度人之二头盟主相合。 这不能不是郭先生的创见，虽然在大家还不曾见着他这部大著前，也不是没有人这样推想过。不过郭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全部内容，也恰如这段话一样，富有创见，也富有错误。同时他对许多重要问题，都是一提就轻轻放过，好像在猜谜一般。 在这里，他不说“二头军务总司令官”，而说“二头政长”，这虽属一种疏忽的错误，也是相当严重的。在部族和部族联合里面，政务权是属于酋长会议。莫尔甘的研究，军务总司令官，除他的本职以外，有兼充僧侣，甚而兼充裁判官之职的。在易洛魁联合中，设有两名完全平权之军务总司令官。而且郭先生对这段传说，也没有说明，无怪引起人们的误会。 我现在进而来研究这一问题，若能得出相当的结论，就算我在抄袭郭先生的意见；若果错误了，我将来应改正。 历史上的“帝喾”是否就是“帝舜”？或者还是两人？这问题在我们这里的研究上，是不十分重要的，再为我们在这里只在籍神话传说的记载，来说明古代中国曾有过这样一种制度的部族联合的氏族社会存在过。而且只是证明“帝舜”不是一位虚构的神化人物，但对于“尧”、“挚”、“禹”、“益”的神化色彩，我们还没法替他们洗去，所以能证明“帝舜”是一位“人格”的人，在这里，于问题的补益也自然有，但还不大。 在氏族社会时代，若是有一位世袭酋长，部族的领袖酋长，或联合的军事领袖的死亡或出缺，便马上须要选举继任者——只有其他普通酋长不须选举继任。但是选举权是属于全员的，从而他们对各种酋长，还有罢免权，这由于氏族的本身就是最民主的组织。他们的会议决案，在易洛魁联合中，是这样的一个原则： 世袭酋长间的全场一致，为决定一切公共问题和一切公共条例所必要。这是易洛魁联合的根本办法。他们确定会议各员的意见所采的办法，可以免去投票的必要。其次，他们在会议的行动中，全不知道所谓多数与少数的原则。要全场一致，决议始成立，否则即归失败，会议即宣告闭幕。（前揭莫著） 因而“帝挚”死亡之后，补充继任人的问题，当然只有处决于全体酋长或氏族全员；二头中之现任的一头“帝尧”，他当然没有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权力，充其量也只能向酋长会议提出补选的请求，他自己或者可以列席会议。后来，“舜”之与“禹”，“禹”之与“益”；其经过的情形，当然也是同样的。只有到“益”、“启”的时候，母系制度的连续发展的体制遇着中断，构成历史发展之飞跃形势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已经到来，情形才变更。大概因为到这时，母系社会的基础已完全摇动，男系社会的历史因素已十分成熟，因而就暴发出一场大变革的纠纷来。两种势力斗争的结果，反革命守旧分子的“益”，被革命分子的“启”同志，把他送上了断头台。（《竹书》：益为启所杀。《天问》：启代益作后。） 舜的被选出来的情形，有如次的一些传说式的记载： 帝曰：“咨四岳……汝能庸命选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择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余闻如何？”岳曰：“……克谐以孝，蒸蒸，不格奸。”……帝曰：“试哉！”（《虞书》） 把这段传说的本来面目揭开，便能译成如次的一段现代语： 帝挚死亡之后，尧立即通告四岳各氏族酋长及其全员，请求补选继任人。四岳各酋长接到“尧”的报告之后，便立即召集一个会议，并且还请“尧”也列席。在会议的开幕以后，他们起初总是全想不出一个相当的继任人出来。后来他们之中的有一位酋长说：“还是从普通成员中去找个人出来，由我们公举他来补充这一位军务总司令官的位置。”最后他们一致的同意举出“舜”来。“尧”看见举出来的继任人他并不认识，因而才向酋长会议请问：“继任人已由诸位全场一致的举出一位舜同志来，我个人当然不能有异议。只是他和我的职务关系太密切，诸位可否让我知道他的为人呢？”酋长会议答复他说：“可以。他的为人很好，并且很有能力，一定能同你合作。” 这样问题不是很明白了吗？这而且在专门有作伪特长的儒家大头孟轲，也不敢把传说的本意改变得太过火，还不能不说“尧”并没有荐举“舜”出来的权力，充其量他也只能向“民”和“天”去推荐。（但是，天！你晓得吗？）你看他是怎样在说的吧！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孟子》） 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荐之于民，而民受之。（同上） 《史记》亦称“尧”请“四岳”推荐他的继任者，不分贵戚亲疏。而众皆举“虞舜”。又称“舜”之所以能登帝位，由于“诸侯远方宾客”对他“皆敬”和“诸侯……狱讼者……之舜”。儒家说由于“天下之民”“朝觐”、“讴歌”、“讼狱”皆之“舜”。实际上，“舜”倒并不是继的“尧”的任，而是继的“挚”的任；据传说所载，“尧”举出“舜”来之后，他自己还“坐”了二三十年的“帝位”。如果“舜”是继的“尧”，那么，“舜”明明是被举出来作“帝”的；“尧”把人家举出来，自己又不肯兑现，他不是自己在发疯吧？因而《虞书》的伪造者便只好说“试哉”！孟子也只好说：“舜相尧二十八载。”好！这一“试”就试了二十八年。真可算穷天下之大试了！ 从而“尧”死了以后，便又去举“禹”出来补充；“舜”死了以后，便又去举“益”出来补充。选举的手续，完全是一个公式。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亮采惠畴。”佥曰：“伯禹。”……帝曰“俞”。（《虞书》） 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虞书》） 舜崩……禹于是遂即天子位……而后举益任之政。（《史记》） 从“禹”、“益”的当选经过中，传说中所说他们辞谢当选的情况，也可以看出一点选举的形迹来。 帝曰：“咨益。”……益让之朱、虎、熊、罴。帝曰：“俞！住哉。”（《虞书》）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黎民怀之。”帝曰：“禹。……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禹……固辞。帝曰：“毋惟汝谐。”（《虞书》） 自然，这些神话传说，内容已有很大的修改，外表上也已经着上了一件阶级社会的外衣。我们只能从它们的真实的意义上去了解，才不致受儒家的骗弄；同时也必须要去作这样的了解，才不致抹熬古人。在上面“舜”、“禹”对话的一段传说中，“禹”所以要辞却作当选人的本意，只是怕“民不依”，深恐落选了徒然多此一举；他所以推出皋陶来候选，因为皋陶有“民怀之”的把握。“舜”之所以劝他当候选人，是因为“询谋佥同”，“龟筮协从”和“毋惟汝谐”，易言之，就不仅能得到“人”的大家的同意去推选，而且能得到卜筮所表达的“鬼神”的同意，尤其是因为“禹”是惟一肯和他合作的一个。 军务总司令官当选以后，就职的手续，在传说的记载中，也还残留着一点形迹在。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咨十有二牧。曰，食哉！（《虞书》） 这便是在说：“舜的就职，在一个吉日良辰，在全体酋长的隆重集会之下举行（咨十有二牧）。同时并通知其联合各氏族（询于四岳辟四门），前来参加重典（明四目，达四聪）。于是先举行宗教式的仪式（格于文祖），再行就职大典。然后举行宴会（食哉）！”宴会之后，少不了还要来一场“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歌舞庆祝大会。这和易洛魁联合酋长就职的仪式手续，基本上是符合的。 若是允许我们来插一句话。像这样“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虞书》）的木石相击，人兽合舞的古代人的歌舞会，只有莫尔甘才有机会在印第安土人中见过，这是我们那一班儒家的“至圣”、“亚圣”、“博学鸿儒”们能够意识得到的吗？这总不能说是我的“牵强”“附会”吧？ 他们对于普通酋长的选举在传说的记载中，也会暗示出一点民主的形迹。在《虞书》中说： 帝曰：“畴咨若是登庸？”放齐曰：“……朱……”帝曰：“畴咨若予采？”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义？”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 若是我们也仿照前面的办法，把这段传说从神秘的外衣中解放出来，它本来的面目便该是如次的： “尧”首先报告：略称：现在水灾很是严重，把我们四岳各氏族的居地都给淹了。而水势还愈来愈厉害，行看连山岭高地也快要给淹了。各氏族的同志也都给我们来了报告。我们似乎应该举出一位专负治水责任的人出来。各位觉得谁能胜任？就选举谁吧。 放齐：“我举朱。” 尧：“各位再举谁？”（畴咨若予采？） 兜：“共工于我们氏族很有劳绩，我举他。” 尧：“不行！我以个人的资格反对。望你最好不提他。” 佥（大家）：“我们举鲧！喂！我们都赞成举鲧。” 尧：“不行！他，我也不同意，一则他于我们氏族并无什么劳绩，再则他又常违规约。” 岳（全体酋长会议宣布）：“大家一致同意，暂时举鲧去试办一下再说。” 尧：“最后已全场一致的决定鲧，现在情势很紧急，请鲧同志马上负责前去。” 我对上面这段传说原文的意义并没半点增加，只是去掉一些搀杂在里面的阶级社会的色彩。如果说我是附会，那么，这种传说为什么能如此符合于印第安土人之酋长会议（其他的议事集会也是一样的）内容与形式呢？这又是我们那班鸿儒们能意识得到的吧？ 对于其他普通酋长的选举，也是同样的方式。例如《虞书》中说： 帝曰：“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三礼。”佥曰：“伯夷。”帝曰：“俞！咨伯。”……伯……让于夔龙。帝曰：“俞！往钦哉！” 凡此均不过是仗神话传说所保留下来的，古代中国氏族社会民主制度的一个影子。实际上，部族联合在人类历史上曾支配了一个很长时期，这是莫尔甘的研究结果，能予以充分说明的。 我们在这种民主制度里面，看见他们无论对军务总司令官的选举，普通酋长的选举——世袭酋长也当然是如此，都是如何的民主呵！最后的决议，总是要全场一致才能成立。军务总司令官个人的意见——如果反于公众的意见，是完全在公众的一致同意之下而要全部被牺牲的。 因而孟子说：“尧荐舜，舜荐禹，禹荐益”的传说，倒颇有可能。“益辟启”便是勉强的附会。韩非子所谓“舜逼尧”，“禹逼舜”（《说疑》）和《史通·疑古篇》之所谓“舜放尧”，“禹放舜”，“舜为禹放逐而死”便属于不会有的事情。这或者都是从“益干启位，启杀益”（《史通》引《古本竹书》）的传说附会出来的。 最后我们再进而考察一下传说中之“尧、舜、禹、益”的主要职务。传说中之“禹”就职以后，“舜”对“禹”的交待，是如次的一点重要事情： 朕……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朕师。（《虞书》） 他职务中之惟一的一件大事，就是“朕师”。当他在职期间，他所最关心的是“蛮夷滑夏，寇贼奸宄”。他最得大家的同情为儒家所歌讼不已而借以发挥其大一统思想的，是他能使“蛮夷宾服”。这完全是一个军务总司令官的本来面目——不过儒家曾在他的本来面目上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黑纱。 “禹”的上马工作，据传说所载： 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虞书》） 这段传说，虽然被后人粉饰得更厉害，但是“禹”的主要贡献，就在他能够打仗，并曾把顽强的敌人打败。传说的自身，在原来，总应该有这点本意。 在传说中，还有一次是“禹”和“益”两位总司令官同时出马的事情： 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七旬，有苗格。 这是显然的在意义着：“战事继续了三十日之久，还不曾使苗族屈服。后来‘益’总司令官向‘禹’总司令官提议变更战略，并取得‘禹’总司令官的完全同意。因而战争继续到七十日的时候，‘有苗’氏便终于屈服了。”我以为，大概在这一传说的时代中，曾有一次或数次较大的战争，所以关于战争的神话，才能被传留下来。《五经正义》有“虞有三苗”，《国策》也有“舜舞有苗”的传说。“苗民”屈服的传说，各书中散见很多。这——军事职务——也符合了印第安人之军事领袖的一点特色。 在氏族社会时代，若是在联合的邻近或杂处在联合区域内的其他氏族，不接受他们的要求来加入联合或离开他们认为于他们有妨碍的地带，便往往能成为古代战争的的原因之一。战争只要一开始，便必须在如次的两个情形之下才能结局的：其一是达到交战氏族一方面的完全屈服；其一是相持下去，或至于交战之一方甚而双方的氏族，因为不断的战争与仇杀而归于消灭。这在莫尔甘的《古代社会》中，不只是提过一次。 我们在这里，还该附带提出三件事情。其一： 在这一传说时代的人物，大抵都是传说中之各氏族的酋长。他们都是一例的被称为“后”，在《国语》、《左传》以及其他许多古书中也都于他们的名字之上附一个“后”字，如“后稷”，“后夔”，“后羿”，“伯夷、伯益二后”，其例甚多。又称“共工，烈山，均有天下”。“后羿，有穷国君也。”其例甚多。 其二，传说中之主要人物如“尧”如“禹”等，在地下没有更多的发现以前，我们还只能把其当作神化的人看。但是和他们结合着的传说，并不能因这些人物的神化而丧失其真实的背景；相反的，这些人物如果真是神化的人，则他们倒是因为先有神话传说的张本而后才被选造出来的。再则，如果他们是神化的人，传说中所载和他们有关系的氏族，却未必是虚构的。如陶唐氏，《左·哀六年》说夏书曰：“惟被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又荀匄曰：匄之祖在“尧”时为“陶唐氏”，在“夏”为“豢龙氏”，在商为韦顾氏。所以在古代，其有“陶唐氏”这一氏族，便该是确实的。这一传说时代的氏系，到第九篇还要详细深究。 其三，《尚书大传定本》“传，一、释‘尧’象刑”说：“古人不用体罚，惟于犯罪者之衣服上，加以识辩标志，以示某种惩罚。”这似乎是事实。因为在莫尔甘的美洲土人研究中，就见过和此类似的处置犯人的办法。《虞书》、《史记》等说“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殛鲧于羽山”。后一点或者就是把犯人逐出于氏族团体之外的一种传说。在美洲土人中曾有这样的一种习惯：氏族成员犯罪过重者，就共同议决把他逐出氏族团体之外，但绝不施用笞打和杀戮的刑罚；被驱逐者便陷于漂流无归的苦境中，有因漂流而致死者。前二点，或系处罚违背公约之联合内某氏族的一种传说。 （吕振羽：《中国社会史纲》，《民国丛书》第四编第72册，上海书店据耕耘出版社1949年版影印） / {6 K- e8 t, M: W. o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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