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爱情故事 ——湘妃传说之六大文献系统 - 姚氏宗亲网

据清马骕所编《绎史·有虞纪》，征引宋以前古书有近70种之多。各书性质，有些难于确论。大致说来，经书有《尚书》、《尚书逸篇》；正史有《史记》、《汉书》、《宋书·符瑞志》；杂史有《竹书纪年》、《山海经》、《世本》、《越绝书》、《通鉴前编》、《帝王世纪》、刘向《列女传》、刘向《孝子传》、《高士传》、《孔子家语》、《中华古今注》、《风俗通义》、《皇览》、谯周《古史考》、张守节《史记正义》、《真源赋》、《通史》、《苏子古史》、《拾遗记》、《述异记》、《博物志》、《搜神记》、《琴操》、《水经注》、刘湛《吕梁碑》；周秦诸子有《墨子》、《孟子》、《庄子》、《尸子》、《荀子》、《公孙尼子》、《鲁连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白虎通义》、《韩诗外传》；汉唐诸子如《淮南子》、《春秋繁露》、《抱朴子》、《论衡》、《新论》、《文心雕龙》、《金楼子》；儒家传记注疏有《国语》、《左传》、《书序》、《尚书大传》、杜预《春秋左传注》、《礼记》、《礼记注》、《礼记疏》、《大戴礼记》；纬书有《孝经援神契》、《洛书灵准听》、《元命苞》、《尚书璇玑钤》、《论语比考谶》、《春秋运斗枢》、《春秋合诚图》、《春秋演孔图》、《尚书中候》、《尚书帝命验》。就湘妃故事而论，笔者认为，当以《尚书》、《山海经》、《孟子》、《楚辞》、《史记》、《列女传》六书所载最为原始，影响最大。六书性质分属经史子集四类，所载内容亦各自独立及各有侧重，可以互补互证，由此构成了湘妃故事的六大文献系统。

《汉书·艺文志》谓“《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春秋纬》载“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书纬》称“孔子求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删以一百篇为尚书”。秦火之后，汉代有《今文尚书》及《古文尚书》，均不足百篇。唐代合编为《尚书正义》，共58篇。

作为历史文献，关于《尚书》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虞夏书》所载历史发生的时间要早于迄今已知有系统文字的时间。关于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考虑：第一，旧传伏羲造书契，迄今已知最早的有系统的文字是商代后期的甲骨文，但甲骨文未必是最早的文字；虞夏时期未必没有文字，只是迄今尚未发现而已。第二，上古史官具有严格的官守世畴制度，即使没有文字，也不等于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记录历史。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类小叙》指出：“《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也。”说明历代学者关于《尚书》的评判大体均予肯定。至宋代以后，学者意见纷起，争论集中在四个方面：“诸家聚讼，犹有四端：曰今文古文、曰错简、曰《禹贡》《山水》、曰《洪范》畴数。”但就“二典”而言，因为《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均有“二典”，而所谓“错简”问题本出于学者夸大，“刘向记《酒诰》《诏诰》脱简仅三，而诸儒动称数十”，所以争论基本与“二典”无关。

既以今人认为论辩最为深入的阎若璩和崔述而言，均明确认定“唐虞之事，惟《尧典》诸篇为得其实”（崔述《唐虞考信录》卷一)，“凡晚出之古文所为精诣之语，皆无一字无来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八)。崔述谓：“吾读《洪范》，而知武王之所以继唐虞夏商而成一代之盛治也。吾读《立政》、《无逸》而知成王、周公之所以绍文武而开八百年之大业也。《六经》中道政事者莫过于《尚书》，《尚书》中自《尧典》、《禹贡》、《皋陶谟》以外，言治法者无如此三篇。然《虞夏书》文简意深，而此则切明晓畅。学者于此三篇，熟玩而有得焉，于以辅圣天子，致太平之治，绰有余裕矣。惜乎世之学者，惟务举业而于此多不究心也。”（崔述《丰镐考信录》卷四)陈澧谓：崔氏读经而有心于治法，非复迂儒之业，良足尚也。所举三篇，皆盛治之文……圣人删定《尚书》，存盛治之文以为法，存衰敝之文以为鉴，学者皆当熟玩也。凡读经皆当如是也（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五)。

宋代以后，对虞舜史事提出怀疑的以金履祥为代表。金履祥，宋元间人，著有《尚书表注》、《孟子集注考证》、《通鉴前编》、《仁山集》等。马骕对金履祥提出了批评，《绎史·有虞纪》指出：“疑舜之祖，将并疑高阳、夏后氏之祖。夫岂史迁同族异号之说茫然无所原本，而肆为妄谬以待后人之摘发哉?惜乎诸儒疑统系之舛而未及察世代之疏，仁山金氏发其端而未究其所以然也。”

现代学者多认为《尚书》内容有窜乱，甚者认为古人有意造伪，如说：“虞舜……是墨家最先鼓吹的由尧禅让给帝位的一位‘圣王’，儒家接受了这一说，和所搜集到的古史资料一起，加以编造成美丽的冠于三代之上的‘尧舜禹三圣传授’体统的道德美备政教辉煌的黄金时代。”如此等等，均为最近百年所出现之奇谈怪论，实际上怀疑者的怀疑较之典籍中的可疑之处，更缺乏依据。

《尧典》载：“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孔传：“言能以至孝和谐顽嚚昏傲，使进进以善自治，不至于奸恶……尧于是以二女妻舜，观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观治国……舜为匹夫，能以义理下帝女之心于所居妫水之汭，使行妇道于虞氏。”孔颖达疏：“舜仕尧朝，不家在于京师，而令二女归虞者，盖舜以大孝示法，使妻归事于其亲，以帝之贤女事顽嚚舅姑。”

《山海经》一书，《史记》、《汉书》均有论及，《汉志》著录在数术略形法家类中。刘歆解释“形法家”之义说：“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则是介于地理与卜筮之间。刘歆称其为“博物”之书，《隋书·经籍志》归类为地理记，其后学者或称之为“古今语怪之祖”（胡应麟)，或称之为“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称之为“古之巫书”（鲁迅)。今人多以为神话书，或列在小说家。

此书旧题夏禹及伯益（又作伯翳)撰。《汉志》不著作者姓名。刘秀（刘歆)谓出于唐虞之际，禹治洪水，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其事质明有信”（《上〈山海经〉表》)。郝懿行援引《周官》、《左传》二书，确信其事，谓：“因知《五臧山经》五篇，主于纪道里、说山川，真为禹书无疑矣……亦知此语必皆为后人所羼矣。然以此类致疑本经，则非也。”（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叙》)而怀疑此书的学者，则多指出书中多有后人羼杂的内容。如胡应麟谓：“案《经》称‘夏后启’者三，又言‘殷王子亥’，又言‘文王墓’，凡商周之事，不一而足。”（胡应麟《山海经考证》)由其延续夏商周三代，断定为战国人杂录。与此种意见相反，则有啖助的“口传”及“祖师之目”说，谓：“古之解说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如《本草》皆后汉时郡国，而题以神农；《山海经》广说殷时，而云夏禹所记。自余书籍，比比甚多。是知《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啖助《春秋集传纂例》)此处则涉及对古书体例的理解问题。上古无私家著述，学术均出于王官，而王官世袭世畴，其著作典籍皆是“集体成果”，不署“个人版权”。但出于纪念目的，往往追载首创之功而题写其名氏。换言之，古人敬首事，凡署名均从上限；今人重专利，故署名均从下限。

近代以来从史学方面研究《山海经》的最重要成果当属王国维1917年所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该文取《山海经·大荒东经》与殷商卜辞中所见先公“王亥”之名互相印证，证明《史记·殷本纪》、《三代世表》、《汉书·古今人表》、《世本》、《吕氏春秋·勿躬》、《楚辞·天问》、《初学记》、《太平御览》诸书所载“振”“垓”“核”“冰”“该”“胲”“鲧”等字均为讹变，诸书中唯独《山海经·大荒东经》及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所记作“亥”字为是。王国维指出：“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夫《山海经》一书，其文不雅驯，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虚乌有视之。《纪年》一书，亦非可尽信者。而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确非虚构，可知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者，非绝无根据也。”［2］

至1941年，胡厚宣又在甲骨卜辞中发现有关于四方和四方风名的记载，与《尚书·尧典》及《山海经》中的有关记载名称、句法都十分相近。胡厚宣指出：“《山海经》一书，自来学者多视为荒诞不雅驯之言。疑古之甚者，且以《大荒经》为东汉时代的作品。王国维氏虽然在《大荒东经》曾发现王亥，以与甲骨文字相印合。但论者或以事出偶然，固不信其中还保存有整套的古代史料。《尧典》者，近人所认为秦汉之书，甚或以为乃出于汉武帝时，亦难以想到其所包含的史料，或早到殷之武丁。今以与甲骨文字相参证，乃知殷武丁时的四方和四方风名，盖整套的全部保存在《山海经》和《尧典》里，三种史料所记，息息相通，几乎完全密合。”［3］

近年仍有学者肯定胡厚宣的研究，如李学勤指出：“《山海经》讲四方风的地方，大家不太注意，就是它里面总是讲到‘司日月之长短’。‘司日月之长短’说明那个风和风来的方向是与四季有关。所以甲骨文里的很多东西也可以论证文献。胡厚宣先生是首先揭示四方风名的意义的，其贡献实在很大。”［4］金景芳也指出：《尧典》“文字虽不是尧时写定，事情却必发生在尧时”、“《尧典》所记的内容要早于甲骨文和《山海经》……都是当时的历史实录，里边根本不见有神和神话的味道”［5］。

《山海经·中山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郭璞《山海经注》云：“天帝之二女而处江为神也。”汪绂《山海经存》云：“帝之二女，谓尧之二女以妻舜者娥皇、女英也。相传谓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二妃奔赴哭之，陨于湘江，遂为湘水之神，屈原《九歌》所称湘君、湘夫人是也。”

上古称“神”本有两层含义，其一出于纪念意义，“生为上公，死为贵神”（《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其二凡名山大川均有专守，位同诸侯，称为山川之主，也可称“神”。前者递选死人为之，后者由生人世袭。故上古之“神”，其本义为“神守”，与“社稷守”相对，原为分封制度，同时亦为自然保护制度。上古又有“神道设教”之说，以“神”为教，原为一种教育制度。后世渐以不明，遂以“神”为生死有无之间，借以生出超绝的企望。

《孟子·万章上》万章所问舜完廪、浚井等事，记载最早，影响较大，但学者亦有争论。一派以为“文辞古崛”，断为《舜典》逸文。阎若璩谓：“父母使舜完廪一段，文辞古崛，不类《孟子》本文……其为《舜典》之文无疑。”（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二)俞正燮、毛奇龄亦主此说。俞说见《癸巳类稿》“《舜典》逸文”条，毛氏并作《舜典补亡》一篇。

另一派以为纪事“琐屑”，不够“简要”，故不可信。刘逢禄谓：“《孟子》引‘父母使舜完廪’诸文，皆传记之类，而非《帝典》之经。经文简要，数言已尽矣。”（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卷一)陈澧谓：“父母使舜完廪一段，语皆琐屑，谓为《舜典》之文，尤不可也。命官大事，非《舜典》，完廪浚井之事则是《舜典》，岂可通乎?”（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五)洪良品谓：“《万章》引‘父母使舜完廪’一段……其词虽古奥，类《书》，或是《尚书》他篇，断非《典》中所宜有。以其事近家庭琐屑，有异朝章体制也。杜佑《通典》、《皇朝通典》曾纂入此种轶事否?即此可悟古书之法。况‘二嫂使治朕栖’，此何等语，而谓史臣乃载入朝典中邪?”这一派观点并进而认为“二嫂使治朕栖”太伤礼法，故不可信。如程颐已谓：“瞽瞍使舜完廪浚井……本无此事，此是万章所传闻，孟子更不能理会这下事，只且说舜心也。如下文言‘琴朕，干戈朕，二嫂使治朕栖’，尧为天子，安有是事?”（《程氏遗书》卷十八)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首列《屈原赋》二十五篇。《汉志》本出刘歆《七略》，其父刘向又纂辑屈原赋等为《楚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楚辞章句》：“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十六篇。”自晋以后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而“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序》)。由学术渊源而论，三代之学只有经，至晚周而有子，子所以辅经者。汉代以后图书渐多，故于诸子之外别为诗赋等，晋以后又改诗赋为集。但考竟源流，诗赋与集仍只是子，其本亦所以辅经者。而诗赋略、《楚辞》尤直接承《诗经》而来。《史记·屈原列传》，“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汉志·诗赋略小叙》：“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王逸《楚辞章句·序》：“昔者孔子睿圣明哲，天生不群，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门人三千，罔不昭达。临终之日，则大义乖而微言绝。其后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著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

《楚辞》亦蒙疑古之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楚辞类小序》：“注家由东汉至宋，相补苴，无大异词，迨于近世，始多别解，割裂补缀，言人人殊，错简说经之术，蔓延及于词赋矣。”近人廖平作《楚辞新解》（《楚辞讲义》)，胡适作《读〈楚辞〉》，何天行作《楚辞新考》（后改题为《楚辞作于汉代考》)，当时已有学者斥其非是。至20世纪60年代前后日本学者拾其余波，提出“屈原否定论”，亦经学者驳斥。近年以来，《楚辞》与《诗经》的关联尚少注意，但屈原诸作的真伪争辩已基本平息。

《楚辞》论及帝舜、湘妃事迹，见于《离骚》、《天问》、《远游》、《九歌》诸篇。《离骚》云“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重华为舜名，洪兴祖补注谓屈原“欲渡沅湘之水南行，就舜陈词自说”。《天问》云：“舜闵在家，父何以?尧不姚告，二女何亲?”洪兴祖补注：“言舜为布衣，忧闵其家。其父顽母嚚，不为娶妇，乃至于也”、“尧不告舜父母而妻之，如令告之，则不听，尧女当何所亲附乎?”《远游》云“二女御《九韶》歌，使湘灵鼓瑟”，《九韶》为帝舜之乐，洪兴祖补注：“美尧二女，助成化也。”而《九歌》中《湘君》、《湘夫人》二篇，则专为吟咏娥皇、女英之作（亦有以湘君为帝舜、湘夫人为二妃者)。其中名句如“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思公子兮未敢言”、“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均为骚人典范。

《楚辞》最早将湘妃事迹形之于诗赋，开创了以文学形式歌咏湘妃的一条途径，而其风格情调凄清幽艳，亦早成为“潇湘意象”的永恒基调（也开出追慕文学、闺情文学、香奁文学、香艳文学一脉)。同时士人每当履忠被谮、遭时暗乱，亦往往转成诗人骚客，其忧悲愁思亦唯以诗文、古史为寄托，开创出古代仕与隐、政与文之移情、寄托、升华、转化一种模式。

《史记》记载虞舜、湘妃事迹，取材最广，纪事最详。如“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取于《尚书》；“涂廪”、“穿井”取于《孟子》（略有不同，详见下文)；“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取于《越绝书》；“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取于《淮南子》、《吕氏春秋》；“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取于《山海经》。张守节《正义》谓：“太史公据古文并诸子百家论次，择其言语典雅者，故著为《五帝本纪》，在《史记》百三十篇书之首。”《史记》最早将湘妃事迹详尽收载于正史，确定了湘妃故事的正统地位。

刘向字子政，楚元王交四世孙。以行修饬擢为谏大夫，元帝初与太傅萧望之等四人辅政，因欲罢退外戚及宦官下狱免官，废十余年。乃著《疾谗》、《括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成帝初进用为光禄大夫，领校中秘图书，著《别录》。睹俗弥奢淫，逾礼制，故采《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时政由王氏，复上封事极谏。天子召见，悲伤其意，数欲用之，终为居位者所持，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而不迁。年七十二卒，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事迹见《汉书·刘向传》。

《列女传》一书，《汉志》著录题为《列女传颂图》。旧有曹大家班昭为之作注及增补，至宋，王回据有颂者删定为《古列女传》，无颂者为《续列女传》，其文亦奥雅可喜。范晔著《后汉书》，始于正史中设列女传，后改为烈女传。单行刊本据《隋志》所载则有项原《列女后传》十卷、赵母注《列女传》七卷、高氏《列女传》八卷、皇甫谧《列女传》六卷、綦毋邃《列女传》七卷，及曹植《列女传颂》一卷、缪袭《列女赞》一卷。明解缙等又奉敕撰《古今列女传》三卷。刘向实际上开创了古代妇女史传文献系统之先河。

《汉书》本传记载刘向编订《列女传》的意图，重在夫妇之道，“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易传》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君臣，“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礼记》称“礼始于谨夫妇”，刘向的本意正在以“贤妃贞妇”纠正汉成帝与赵、卫夫妻之逾礼（赵皇后名赵飞燕、赵昭仪名赵合德、卫婕妤名李平赐姓卫，其事又见《续列女传》）。夫妇事迹乃是刘向著述的主题，但是《列女传》七卷题名却只有“母仪”，没有“后妃”。

第一卷《母仪》人物事迹最早，也最为重要。如弃母姜嫄、契母简狄、启母涂山三人，为夏商周三代男性始祖的生母，均由“感生”生下第一代男祖先，所以都作为母亲见于记载，“母仪”卷名明显是以身份分类。但此后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五卷，虽然都载明为使“妃后贤焉”、“夫人省兹”、“诸姬观之”、“姜姒法斯”、“妻妾则焉”（《小序》)，特别是第二卷“贤明”自周宣姜后、晋文齐姜以下15篇人物均为妻辈（后、妻、姬)，却没有题名为“后妃”（历代正史之例《史》《汉》称“外戚”纪、传，《后汉书》称“皇后纪”、“列女传”，《三国志》始称“后妃传”、“妃子传”、“妃嫔传”)。

《母仪》卷中所列14篇传文，有12篇为母辈（母或姑、姆，计有弃母姜嫄、契母简狄、启母涂山、周室三母〔大姜、大任、大姒〕、卫姑定姜、齐女傅母、鲁季敬姜〔文伯之母〕、楚子发母、邹孟轲母、鲁之母师〔鲁九子之寡母〕、魏芒慈母和齐田稷母)，2篇为妻辈（妻或妃，另一篇为《汤妃有莘》，事迹单薄，二妃故事近400字，有莘故事不足100字)。《母仪》的主题据刘向《小序》当为“胎养子孙，以渐教化”，以备“姑母察此，不可不法”。因此有学者怀疑这二篇与《母仪》主题不符，推测此篇“似乎有贤后妃母仪天下之意涵”［8］。对此，清代女学者王照圆早有阐释，《列女传补注》：“元，大也；始，初也。夫妇为人之大始，刘氏作传，又于此托始也。”总之，《列女传》主题为后妃却未列“后妃”卷，不先叙后妃而先叙“母仪卷”，“有虞二妃”不在后妃各卷之中而位在“母仪卷”首，凡此均可见出“有虞二妃”的特殊性。

有虞二妃居《列女传》之首，并称之为“元始二妃”。颂曰：“元始二妃，帝尧之女，嫔列有虞，承舜于下，以尊事卑，终能劳苦，瞽叟和宁，卒享福祜。”引君子曰：“二妃德纯而行笃。《诗》云：‘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谓也。”此书旧有刻像，题辞曰：“二妃智德：舜受诸凶能免难，二妃多可相之功；尧试百方悉协谋，一升（生）赖内助之力。”明彭烊评曰：“舜虽大圣大智，然每事谋之二妃，即此见妃既有女德之纯良，又有免患之明哲，真圣人之配，万世赖道之贤之首称也。”

除编纂《列女传》以外，刘向又“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高似孙《子略》称道《新序》一书，“先秦古书，甫脱烬劫，一入向笔，采撷不遗。至其正纪纲，迪教化，辨邪正，黜异端，以为汉规监者，尽在此书”。其书《杂事》五卷，《刺奢》、《节士》、《义勇》各一卷，《善谋》二卷，而载虞舜至孝事迹列为《杂事》第一之首。其后元郭居敬编纂《二十四孝》，仍以虞舜事迹为首，称为“孝感动天”，即由刘向肇始。

要之，《列女传》以湘妃事迹列居书首，以此创出古今列女传记体系的专史文献。《列女传》肯定了湘妃在治家治国中的正面作用，也肯定了虞舜、湘妃故事中两性关系与爱情因素的正面作用，确定了湘妃作为两性关系与男女爱情的原型与典范，也确定了虞舜、湘妃的感情故事成为迄今有记载的最早的一个爱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