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德治之比较 - 姚氏宗亲网

尧舜二人历来并称，甚至可以举一以赅二，因为他们同列五帝之位，递相禅让；同为中华民族之祖，中华文明之源；同为中华传统道德楷模；同为大同社会清平盛世及其时代精神的象征。不过，仔细分析起来，他们在德绩、个性、风格等方面还是存在差别，各有特征的。本文拟探讨他们的差别及其原因。

在选用贤能的具体把握上，尧比较注重人品，特别是“信”和“孝”。据《尧典》，尧否定丹朱的原因是“嚚讼”。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好争辩为讼，“嚚讼”即《荀子·宥坐》中的“言伪而辩”。嚚讼的根源在于虚伪，无德而有口才，实为诚信之大敌。尧否定共工的理由是“静言”和“象恭”。静言就是花言巧语，象恭就是貌似谦恭，这都是心口不一，表里不一，欺诈做作，亦是诚信之大贼。尧否定鲧的原因则是违背人意，抗命不从。这与虚伪不同，故尧在四岳坚持下，还是同意试用鲧了。对比之下，可以证明尧对“信”十分看重，无信者决不能用。

据《益稷》，丹朱的毛病还有不少，如傲慢、好游乐、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等等，但尧只提到“嚚讼”，可见丹朱不服尧的管教，一味歪理虚言，逞口舌之辩，最令尧头痛厌恶。其他毛病尚属其次，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尧如此看重信，是有其切身之痛的。

尧第二次选贤是关于舜。当尧得知舜是个难得的大孝子，很感兴趣，十分赞赏，竟然当即决定将心爱的两个女儿都嫁给舜，而目的只是试一试舜，看他齐家的德行。尧帝必然认为，即便舜之才德不足以继承帝位，就凭他能够“以孝熏熏”，做自己女婿已经完全合格，二女的终生幸福绝对可以放心了。

尧这样看重孝道，原因有二：一是孝为百善之首，是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基石和核心，其他德目，如忠、仁、义等等，都是从孝生发推演出来的。另一个原因还是来自其切身痛感，那肯定与丹朱不肖有关。不肖子必不孝，故尧一开始就对舜情有独钟就不难理解了。丹朱既不可教，尧就让他的九个儿子与舜相处，既可以借以考察舜，又深信他们跟着舜可以学好，不至于跟丹朱一样，用心十分深苦。

至于舜帝选用贤臣时，未见其专论人品，从舜帝选拔二十二人居官相事来看，主要是用其所长，重视才干。不过，据《大禹谟》，舜帝让位时，对禹作了一个较全面的评价，认为禹克勤克俭，不自满，不夸耀，但最主要还是禹治水成功，有“丕绩”。对这一点，舜多次提到，可见舜相当看重才干和功绩。

其原因应该是这样的：一、舜从小境遇不好，众业皆为，百苦遍尝，因而增长了才干，磨练了意志，提高了德行，所以深有体会，格外注重实干精神，格外具有识才、用才、爱才的观念。二、舜大力刷新政治，创立各种制度、职事分工较前要细化具体得多，迫切需要各种有专长的人才。同时，官吏考核制度的建立，使得选用贤能时，才干和政绩显得更为突出重要，更加容易把握。

在选用贤能、明确职责，制约官德等方面，尧帝的体制不健全，是比较松弛疏放的。尧帝选拔官员，主要通过四岳会议推举，由尧决定。当大臣存有私心时，所举未必妥当，而尧为人温和宽厚，讲究亲睦，难免有时有所让步，应允试用。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管理机制，实际上是试而不查，用而不督，以至出现了鲧治水九年未成却未能撤换，“四凶”、“四罪”长期作恶或渎职而无人处罚的情况。同样，由于四岳大会无人推荐或有人作梗，或者由于官职制度粗疏，分工不具体，职责不明确，岗位无定制，又出现了八恺、八元这样的贤能竟然得不到任用的情况。关键在于体制问题，也与尧帝的性格疏简、柔和有关。

体制问题，到了舜帝手中就有了很大的改观，因为舜帝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并严格公正的贯彻执行。例如，设置了分工明确的系统的官制，使各类官员职责得以明确而又能相互协调；帝王巡狩制度对考察监督地方吏治起到很大的作用；刑律的制定和颁布，既使官吏有了执法的标准，又使坏官恶吏得到应有的惩处；官吏考核制度对选用贤能更是起到双重作用，一方面起到督察、激励、制约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起到甄别、筛选的作用，使选用结合起来，弥补了选荐体制上的不足和缺陷。对于四岳推举制度，舜帝虽然没有改变，但加强了君王集权的力度，即舜帝往往直接决定人选和职位。这样，舜帝使选用贤能纳入了比较完整系统而又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自从舜帝严厉处罚“四凶”、“四罪”，大胆任用八恺、八元之后，有力地遏制了选用官吏上的弊端，保证了德治方略的贯彻执行。

这里，很明显地看出舜帝与尧帝在个性、作风上的不同。舜帝为人严肃、刚毅，作风勤勉、踏实，在用人问题上，在制度建设上，这种个性和作风最为合适，而尧那种个性和风格则不合适。

1.树立了内圣外王的德治模式。《尧典》载，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就是著名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公式。

1.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南北融合和团结。虽然自黄帝、颛顼以来，南北两大民族集团的融合团结已成大势，但黄夷族和三苗族的对立矛盾时有紧张激化。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壮大和发展，还关系到德治王道的成败，也是当务之急。

2.完备了早期国家的体制。主要有分工明确的系统官制、官吏考核制度、十二州制度、刑法制度、帝王巡狩制度等。这些制度使氏族联盟体完成了向真正国家的转变，建设起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使德治得到了有力的政治法律保障和支持。

3.建立了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道德伦理体系及网络。传统道德伦理体系以孝为核心，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到，故从略。舜把儿女对父母的单向的孝，发展为双向的复线关系，即儿女对父母要孝顺，父母对儿女也要义慈。双方都有义务和责任，关系才会更正常更融洽。按此原理，更推广到兄弟、朋友关系，把每个人最亲近的关系编成了坚实的双线网络，这就是人伦五典。传统道德伦理体系按此复线原理构成，就更加严密、牢固、合理。舜帝还把道德伦理与各种社会制度，各个社会领域结合起来，造成道德伦理与宗教、礼制、宗法、官制、礼乐、哲学、教育等相互融合渗透，盘根错节，形成了千丝万缕、浑然一体的局外网络。自此，只要经济基础不变，谁也奈何它不得。

4.确保了道德教化在德治中的核心地位。舜帝的做法，一是身教以感化，二是体制上的倾斜。这儿只从官制上作点分析：道德教化以司徒(三公之一)为主管，以秩宗、典乐、士、纳言为辅翼，在中央官制上至少占有一半以上的席位。在地方上还有布教使专管教化。人事安排上，都是著名贤臣，有契、陶、伯夷、夔、龙、八元等，阵营之强大，前所未见。

5.总结出德治的重要经验。舜帝和贤大臣很善于总结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非常深刻：一是“慎身”、“知人”、“安民”。二是“九德”刚柔相济。三是加强天人同德观念。四是加强君臣交流。

很明显，对德治而言，尧所做的业绩要更为基础性一些。要进行德治，首先要确定其目标和基本方式，否则为什么要德治，又怎么德治，就无法回答。尧对此作出了最圆满的答案，成为古代唯一的定式。同时，要实施德治，首先得保障百姓的生存和安宁，如果谋生都成了问题，哪还顾得上礼义道德?尧帝修制历法，平定洪水，就为道德教化做好了物质前提准备。舜帝的业绩则可以说是对尧的德治工程的继续、补充和发展。三苗作乱，造成了社会的动乱，舜帝解决了这个问题，既可以说是为道德教化作好了社会政治条件上的准备，也可以说是德治理论和实践上成功的最有力标志，外族尚可德化，己民不言而喻。远人来服，一直是王道理想之一。舜帝的其他业绩在德治上的意义，可以不必多说。

相对而言，尧帝所取得的政绩略小一些，简单一些，而且平治洪水实际上是舜禹完成的，只不过挂在尧的名下而已。而舜帝所做的工作，要繁重复杂一些，艰难一些，因而贡献也就更大一些。平允而论，尧在前，舜在后，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所赋予的使命自然不同，尧舜二人都可称得上德治之祖。而由于舜帝更为勤勉刻苦，勇于刷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孟子的感慨只能从舜开始。顺便说一句，舜之所以构建双向复线的道德伦理体系，应当与其对父母的遗憾有关，有切身感受；舜帝之所以全力终生加强教化，自然与他家庭不幸以及渔陶时的内心体验有关，深刻认识到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据《史记》，黄帝以来的帝位继承，都局限在黄帝家族之内，而且还是在祖子孙或兄弟这个小范围之内。尧传位于舜，即便舜不是东夷之人，而属黄帝后裔，这也已经破坏了规矩。尧帝敢于第一次这么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必定有其特殊的深刻原因，需要极大的胆略勇气和审慎从事。而舜之禅让，有尧作榜样，并不是首开先例。

5.舜出身侧陋，家世低微，而且舜在家中处境尴尬，很难立足。舜流浪在外，虽然颇得民心，但在被举之前，并未担任过官职。禹则出身较好，家族较为显赫，鲧禹父子两代执掌治水的重要职位，权势在握，禹在家族之中没有麻烦。

8.尧以二女嫁给舜，两人成为翁婿关系。尧对舜进行了各种考验，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对舜的特殊的全面培养。尧帝还给予舜丰厚的物资。特别是尧以嫁女作为考验手段，用意极耐人深思寻味。而尧二女贤淑聪慧，给舜极大帮助，使之躲过了父弟的迫害，否则舜可能过不了齐家这一关。而禹父鲧为舜所诛，舜与禹有杀父之仇，此仇不共戴天。舜对禹没有进行特别的考验和培养，也没有什么馈赠。舜诛杀鲧，而又让其子禹继续担任要职治水，最后又让位于禹，他们两人之间的心理活动最令人感兴趣，也最令人困惑。能够毫无隔阂和芥蒂吗?

11.禅让之事，战国时有少数人流传“不雅驯”的异说，且多集中在舜身上，如逼尧、囚尧、偃塞丹朱等，还有报复父母兄弟，孝悌有亏者。至于禹，逼舜的说法也有，但很少，也没有其他不德之事。今人对此异说，重视的较古代为多。

我们还是相信禅让说，其真实性要远远胜过逼位说。先秦古籍鲜有不提及禅让的，可证决非某派人凭空编造得来。逼位说恰恰证明尧舜禹之间并没有发生流血战争，而是和平方式，逼只是后浪推前浪，自然形成的事实上或心理上的压力而已，正是这种压力，使尧舜清醒意识到后生可畏，该让位了。尧舜之所以是圣人，不仅是他们有这种自知之明，而且能抛开诸多顾虑，牺牲小我私利，在行动上作出了明智的决定，甚至还积极主动地促成这种交接。尧敢于冒风险传位于舜，说明他是自愿的，主动的，否则，反对派位尊势大，理应助之或引以为援，至少可以中立静观，决不至于为舜出头，大打出手。舜帝传位于禹，也应该是自愿的，深思熟虑的，因为禹德功丰伟，权位民心在手，舍禹无人可代。正因为舜无可选择，可能带有无奈被迫的意味。后人传说禹逼舜，即是由此而来，并且由舜及尧，因为尧舜二人的事迹在古籍和民间传说中常常是一而二，二而一地混同嫁接的。

对尧来说，传位于舜，政局上风险极大(第一次破坏祖先规矩，反对势力强大，时局艰难，舜身世、资历不服众)，而小我得失上风险很小(舜的才干品德可以放心，翁婿关系融洽)。反之，舜让位于禹，政局上风险极小(禅让有尧作榜样，反对势力小，时局好转，禹家世、功德、资历服众)，而在小我得失上风险较大(有杀父之仇，私人关系微妙难测，禹个性刚而少柔)。所以，如果说尧让位于舜是大公的话，那么舜让位于禹则是忘私，准确地说，尧可以大公而无须虑私，舜却只能大公而不再顾私。尧本温和亲厚，为舜而大动干戈，是柔中有刚，是大勇；尧慧眼识舜，审慎加以培养施恩，未雨绸缪，是其大智。舜以身家性命及命运交由仇家之子处置，坚忍果决，刚柔相兼，是其大勇；舜深信禹知晓大义，必不至以舜之诛鲧发难，是其大智。尧舜都是大公大勇大智，大公利天下相同，大勇大智则各勇其勇，各智其智，其情势、顾虑、个性等委曲因由皆不相同。

尧性情疏简冲远，崇尚清静无为，颇有“道家”之气，让位后得以解脱政务，轻松愉悦，闭关专事修身养德，后人误会为舜所囚，可能由此而来。舜向来勤勉踏实，提倡积极有为，纯为“儒家”之风，虽然让位，仍操劳国事，严肃忧思，坚持外出巡狩教化，终于殂落苍梧，瓦棺野葬无寻处，真令人可敬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