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漳州走进台湾的“姚青天” ——一代能臣干吏姚莹 - 姚氏宗亲网

按旧时官署先例，首县皆与府治同城，但因漳州地位十分重要，故漳州镇总兵、省里所派的分巡汀（州）、漳（州）、龙（岩直隶州）海防兵备道，均驻漳州。也就是说，漳州一城中聚集了总兵、道台、知府、知县四个衙门。不过，府城中看似衙门众多，可直接理民的却只有龙溪知县，因此非常棘手，较难掌控。机会与挑战并存，光荣与艰巨同在，姚莹陷入了沉思，苦苦摸索治理龙溪之对策。

“龙溪悍风尤甚，械斗仇杀无虚日，盗贼因之四出，官兵无如何。”姚莹在《谢周漳州书》中，就深刻予以剖析，一语中的，直指（当时龙溪难治症结的）“穴位”：“其民习于强悍，恃众藐法，久为通省最。东万松关，南九龙岭，劫掠不已，行者戒途；北溪一路七十余里，截河私征者十数处；城内文武，兵役通夜巡访，如临大敌；至于各乡，大小一千有八社，积怨深仇，蔓延滋斗，视杀人如草芥，以虏劫为故常，一日之中，或十余命，一岁之内，伏尸盈千，剖腹刳肠，莫形凶惨，四郊近地，皆为战场，……官至，视兵役众则逃，少则抗。官但见民之梗顽，民亦视官为儿戏，上下隔绝，胥役缘以为奸。”

针对这种目无法纪、劫杀成风的治安形势，姚莹以为“此乱民也，非绳以重典不可。”于是，他挟平和首捷之余威，出重拳，下猛药，极力整治。甫一上任，他即展现强悍的铁腕作风，出其不意地亲率员役，夜入强社，逮捕著名积恶者数人，审明其掠劫、械斗、杀人之事，便悬榜城门，公布其罪状，分别于其为害之各当地，召万人环观而杀之。一时“四境凶徒，闻风股溧”，避而匿之。随之，令衙役于各地张贴《召乡民入城告示》宣布:“各衙门兵役暂停拘捕，听尔等各乡社士民入城来见”,“凡有旧仇夙怨者，各该社之家长务须约束小侄，静侯本县选派之公正绅耆到社为尔等排释调处，无许再行滋事。仍一面率带子弟入城来见，本县亲加访问，所有委曲无不可以面陈……务使尔等无不达之隐，无不通之情”。为彻底解决上下隔绝，官莫察民之情，民“视兵役如仇仇，望城市如陷井，经年不敢一入，于是讼师奸更得以任意舞文”害民之积弊。对入城面陈者均接之以礼，许以自新，派其素所信重之绅耆相偕往察十数年仇怨相寻之故，巨细皆予辨白，此外，他还亲至各社见其头领，晓之以理，约之以法，“使侵地夺社者，各还旧业；焚庐毁屋者，偿价修葺；死者之家，寡妇孤儿，命各社族人醵钱养恤；其杀人者，令家长自捕送，不使兵役妄拘；不听死者家妄诉连逮。”

另据《识小录》卷《董文恪公》云：余（姚莹）时为龙溪令，亲捕得渠五人，讯其案，皆数十起，既承伏，召其族长于庭，诘之，各具状请罪。一日杖毙之，尸诸城门。凶徒股栗皆逃出境。巡抚史公以不如制疑之。余曰：“漳人苦斗久矣。凶狠之徒，常杀人数百如儿戏；官军莫可如何，吏捕率不得正凶。今幸擒之，若逐案传质按问，则系累必数百人，非除暴安良本意。且漳州距省六百里，审转招解经时，即依律治之，凶民无由知儆。今朝捕而夕诛之，万民环堵（睹），所谓刑乱国用重典耳。”独公（董教增）闻而韪之。以此，可知姚莹治理龙溪之艰巨。

通过一系列细致工作和亲加抚辑,“一时弃刃修和者，七百余社”,“十余年著名械斗之区，听命息斗”。同时,“择其强有力者使为家长，给与信记官牒，约束族众，复择壮丁，大社百人，小社五十人，籍其名与年貌为乡勇，以逐捕盗贼，无事则交各家长董率业农。此皆横悍桀骜之徒，平时恃众无名，滋为不法，及名已入籍，有不逞，就各家长缚送县，无所逃匿，自是帖然。凡捕盗贼及强梁恶民，皆处以重法”。因此，械斗与盗贼之积患，初步得到了解决，龙溪的治安大为好转。

此外，姚莹无论贫富，秉公断狱，又大力课农劝学，推行教化，倡导礼义，龙溪百姓大悦。也就是说，在整饬治安上，除了诉诸于严刑峻法外，也兼用礼乐诗书予以教化。“召来乡民入城问冤苦，予以自新”、“兴崇书院，培养士子，讲习礼让廉耻之事”、“稍开禁网，听民迎神赛会、放灯、召优伶为乐”。自此，他一手抓整治，一手抓教化，“两手抓两手硬”，取得了显著成效。

“时，闽督为董文恪公（教增），深器府君。尝称为闽吏第一，屡见访以大政。每守令至漳，必语曰：治法可问姚令。而忌者自是起矣。”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方传穟（颖斋）任漳州知府，向姚莹访求治法，姚莹“为陈其要，太守韪之。由是相得”。（姚编《年谱》；《后湘二集》卷《感怀杂诗》之十自注）对此，《东溟文集》卷中《复方漳州求言札子》也有特别记载，（姚莹）自陈为政“惟有遇事谨密，尽心措舍，察人情，因土俗，安辑闾阎，慎重赋税，不敢偏听宾客，不敢过信胥吏，不矫激以沽名，不因循而废事。任职一岁，郊野差觉靖肃，士民颇相亲附者，不过因地制宜、宽猛兼施而已”。“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姚莹的推心置腹，让方知府获益匪浅，俩人由此结下了金兰之好，留下了府县首长联手共治的佳话。（这可在之后的交往中，看出他们之间的感情）

逾年春，省里决定调姚莹为台湾县知县,漳州士民闻之，“上书乞留者，日千百数，镇道亦以为言。制府许之，更留逾岁”，聊慰民望。另据《姚莹年谱》载，（姚莹）“在龙溪共供职16个月，去任时，龙溪士民焚香泣送者达数千人，有的竟立祠以祀。”从中可见其在龙溪士民心中的位置。

据载，他赴台湾任前，曾到海澄谒祭姚之兰（“副使公”）祠。（姚之兰系姚莹之先辈。万历年间，任海澄知县，鉴于九都普贤草尾一带苦旱积卤，亲自勘察规划，令民竭浚开渠祖山(今山后村)，沟通石码河(即锦江)，使淡潮汇流于涧。解决了这一片田地的灌溉用水，深受百姓爱戴，立祠以祀。）受到当地“绅士耆老至者百余人”的热烈欢迎。“两地人（指东门内及九都邑人）各治酒数十筵，盛会士女老幼，先后至者络绎于途，尽欢而去。时澄令张君际熙见之，大为感叹。”（见《姚氏先德传》卷2《先副使芳麓公》）由此不难发现他的亲民和在漳州一带受百姓爱戴的程度。难怪他到台湾之后，还十分关心、挂念漳州士民。据载，道光元年腊月，龙溪县霞东书院重建完工，时为台湾道姚莹除亲捐壹佰元资助重修外，还专门为书院撰文、章銮书丹《重建霞东书院碑记》。（《霞东书院捐金姓氏》亦有载。现两石碑犹存于霞东书院门前左侧--《龙溪县志》有载）姚莹对漳州龙溪的一片舐犊关爱之情跃然纸上。

台湾，隶属福建省的一个府。台湾府的治所，即今台南市，下辖台湾、凤山（今高雄市）、彰化（今名同）、嘉义（今名同）四县。当时台湾的情势，可谓民情浮动、乱象丛生：台风、地震时有发生，游民、土匪、海盗等时时作乱，“叛服不常，时存危象”来概括十分恰当形象。

面对“民与民不相能也，兵与兵不相能也，民与此外还经常面临外来侵略者的肆虐侵扰。兵不相能也，番与兵、与民不相能也。”“沿海僻静港汊分歧，多可径渡，不独商贾负贩之徒往来不时，居处靡定，其内地游手、无赖及重罪逋逃者，溷迹杂沓而来，有业者十无一二，地力人工不足以养，群相聚为盗，为奸恶”（见姚莹《答李信斋论台湾治事书》）的错综复杂情况，姚莹凭着此前在广东总督百龄手下当幕僚“深知海上事”，在福建平和、龙溪任知县时，对当时闽粤沿海之风俗民性的了解。故他到任后，恩威并施，很快便将台湾治理得井井有条，深得士民的拥护与爱戴。正如《姚莹年谱》所云：“不务苛细，惟一以恩信抚之，深得士民心。”

在台湾任上，他先是严惩士兵当街聚众赌博；据载，“正月，郡兵群博于市，莹为台湾令，经过弗避，呵之，众皆走矣。一兵诬县役掠钱，相争，莹命之跪而问之。众散兵以为将责此兵，一时群呼持械而出者数十人，欲夺此兵去。县役从者将与斗，莹约止之。下舆，手以铁索絷此兵，往迎之曰：‘汝敢抗拒，皆死矣！’众愕然，不敢犯。乃手牵此兵，步行至总兵官署。众大惧，求免，不许，卒责黜十数人，而禁其博。自是所过，兵皆畏避。”（见《东溟文集》卷《复赵尚书言台湾兵事书》）

随后，又成功制止兴化、云霄二营兵斗；据云，“九月，兴化、云霄二营兵斗，复谋夜摧杀。诸将仓卒戒严，莹亦夜出周视各营，众兵百十为群，见莹过皆跪，好谕之曰：‘吾知斗非汝意，特恐为人所劫，故自防耳！毋释仗，毋妄出；出则不直在汝，彼乘虚入矣！’众兵大喜曰：‘县主爱我。’至他营亦如之。竟夜寂然，天明罢散。总兵官切责诸将，众兵乃惧，皆叩头流血请罪。察最狡桀者营数人，贯耳以徇。诸军肃然。”（见《复赵尚书言台湾兵事书》）

最令人称道的是，他敢于扫除五妖神的迷信活动。据传，“台湾民俗迷信鬼神，盛传有五妖神祟祸害人。适有许某，兄弟和爱，负贩养亲，邻里咸称谨愿，却‘无故体病’而死。其兄竟称贷毁家作五妖神像，盛礼迎祀，‘阖郡喧然’。姚莹知道后，乃作判词云 ‘人之死生有命，非尔魑魅所能擅权’，今遣役械絷尔像，公庭鞫尔。尔之妖妄已著，是宜杖碎投火，绝尔妖邪之具，开吾赤子之愚。倘尔有灵，三日内降祸吾身，使吾得闻诸上帝”。（《东溟外集》卷《焚五妖神像判》）经过此次活动，当地的五妖神迷信遂绝。”（姚编《年谱》）等等，以上种种举措，对台湾社会治安秩序的维护和稳定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道光元年(1821年)春，姚莹摄噶玛兰通判事。在任上。他多方规划，建造城垣衙署，改筑仰山书院，大力鼓励人民开垦，兴利除弊，积极促进汉族人民与高山族人民的民族团结友好，对开发噶玛兰作了积极贡献，因而政声名震一时。没想到，如日中天、提拔升迁在即（即到吏部报到，接受皇帝的召见，将予提升之际）的他却意外地栽倒在此前龙溪的别案上。即所谓审案错误。

原来：龙溪县民郑源与族人某有矛盾,率亲众杀某而掠其财物。郑源被获服罪,姚莹以仇杀定案。未及解省复审,便调任台湾。后来,此案拖延两年,才由经手者重新定郑源为强盗。姚莹因而获审查不实之罪。其实,这只不过是哪些忌妒姚莹的人,趁督、抚等上官换人而落井下石,致使他被追究责任,撤职查办。得知这个消息后，“台人大失望，群走道府乞留。噶玛兰人闻之，恐为所夺，亦群赴郡争之，……” 遗憾的是无济于事，“及罢职，乃大冤之。府君（姚莹）旅寓甚乏，两地士民负薪米不绝，且醵金为偿官负。”临行时，百姓“送者相随数十里,至于舟中甚众,”这种依依不舍的情形，便是“政声人去后”的最好写照。

道光三年（1823年），姚莹应台湾府方传穟（注：此前为漳州知府）之邀渡海襄助。据云，“士民争以鼓吹来迎。府君感方公及文恪知遇，知无不言，所人欲建白而未果者悉白二公行之。时人以方蓝廷珍东征。”为此，他根据具体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方略，如维持班兵之制、坚行商运台谷、改设台北营制、开辟噶玛兰、禁开埔里番地等议。“（道光五年（1825年））三月溯，辞方太守内渡，至澎湖，忽遇北风，舟南驶，不可收。两日夜，达粤东之惠来，遂经潮至漳；过平和，士民遮留，演剧相贺，再宿而去。”（见《姚莹年谱》）由此足见，漳州百姓对姚莹深深眷恋之情。

在这里，有必要再作交待的是，姚莹与方知府之间的深厚友谊。据载，姚莹辞别内渡时，方知府特地赠送千金盘缠资助，姚莹十分感动，于是，挥笔写下了感人至深的《别颖斋观察》：“缔交重金兰，问言别泾渭”，“九重咨守牧，惟君实干济。永念民番忧，抗言陈大计。薄书常午夜，妻子惜况瘁。盗已靖萑苻，军还罢烽燧”，极力赞颂方传穟的人品与政绩，表达自己对朋友知遇的感激。（见《后湘二集》卷1）

在此期间，姚莹结识了不少官僚、名人俊士。在台湾结识郑兼才，时任台湾教谕，素为姚为重；观喜，台湾镇总兵，“引之（指姚莹）为兄弟交，并助千金代偿官负。”（《识小录》卷《观将军》）在厦门结识福建水师提督王得禄。王得禄，字玉峰，台湾人，福建水师提督。“余（姚莹）自台湾罢官，回至厦门，公折节为兄弟交，且厚赙其丧。每至公家，敬礼独异。”（《后湘二集》卷《感怀杂诗》之十二）关于这一点，姚王相识应在道光三年之前，这可以《重建霞东书院碑记》中判断得知（该碑记显示时间是道光元年）。在龙溪结识郑开禧。郑开禧，字云麓，龙溪人。嘉庆十九年(1814年)进士，授内阁中书，转任文选司郎中，吏部员外郎，有政声。（见《东溟外集》卷《郑云麓诗序》）等等，所有这些好友同仁志士，为其此后治理台湾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防患于未萌，慎思以明决，文武同心，官民一体，则血脉自尔流通，百骸无所雍滞，尚何病之不治哉！”（《东槎纪略》卷4）

道光七年（1827年），方传遂已提升为福建汀漳龙兵备道，听说姚莹的（因其母亲过世“守制”三年，家境贫寒）窘况后，又继续延聘他到漳州当幕僚，以解决生计大事。倘若说，此前任官漳州（平和、龙溪）、台湾,是姚莹成为“台湾通”的开始,那么，这次以知府幕友身份入台回漳,更是姚莹对漳台的认识和了解及研究的升华和飞跃。

道光八年（1828年）八月，遵照方传穟吩咐，作《漳州府重建城隍庙记》。九月，由漳州回福州，遣眷属回里。十二月，复至漳州。是年，结识漳州镇总兵唐文淑，并曾听其述说福康安在台湾禁赌故事。（《识小录》卷《唐镇军》）“……道光九年（1829年）四月，方竹吾（方秉澄）来漳州，姚莹邀同他与汪味根、胡晓峰、陈澧西、滕蓝邨、文谦之、蔡石坪等游览开化寺，参观了唐咸通石塔、芝山道原堂等名胜古迹，复返至僧舍，听蔡香谷弹琴。”（《后湘二集》卷4）……以上之点点滴滴，充分显示了姚莹对漳州风土民情的了解和深入。譬如，对漳、泉妇女服饰习俗的了解和认识“……至今漳州妇人称蔽首之布曰文公兜，衣曰文公衣，杖曰文公杖。”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漳州的一种皇天后地的深厚感情。

后来,姚莹据此把他先前在漳台当官和此次到漳台为幕期间的所见所闻以及所撰写的公檄、书禀、条陈、告谕等文稿，汇编为《东槎纪略》五卷。他说：这本书“述海外岩疆所以安危之要及近时贤执政之所兴革,论建”,“事皆纪实，言归切要”。吴德旋为该书作序，称姚莹“夙留意经世之学，不为詹詹小言”，“后之从事台湾者，必取其言以为鉴。”这与素有“筹台宗匠”之称的蓝鼎元“著书多关台事，其后宦台者多取资焉”有异曲同工之妙，也由此奠定了他的“台湾通”地位。

总的说来，从道光二年（1822年）起姚莹以“官负滞留台湾”至道光十一年（1831年），因“以江南水灾严重，……姚莹等被引见奉旨发往江苏”止，约计十年间，虽说遭遇了种种不幸（父丧、经济困难以及官场受排挤），却使他增加了一次次近距离接触和全面深入了解来自最底层、最直接、最具体的民情和实情的机会，从而，为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他的“台湾经验”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营养和佐料，也为此后的“被再起用”埋下了伏笔，作了一次很好的铺垫。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道光十六年(1836年)，姚莹被道光帝以“台湾为海外要区,非熟悉情形,才守兼优之员,不足以资表率。因思淮南盐掣同知姚莹,前经陶澍等保举,朕于召见时察其才具，明白谙练,曾任台湾县知县,噶玛兰厅通判,于该处情形较为熟悉。所有福建台湾道员缺,即着以姚莹升署,仍俟期满再请实授,并着照例赏加按察使衔。……”为由，再次征召赴台履任。历史就这样又一次把姚莹推到了时代的前台。《台湾志》对此也有专门记载。

此次重官仕台，正是海禁初开，世界各帝国主义，群向中国要求通商，争夺市场的时期。面对海外强夷的野心和觊觎，姚莹审知疆事日亟，欲求攘外，必先安内。为此，他先从社会治安治理；缓解民困、安定民心、“固根本”入手。下车后，首即斩捕大盗九十余人，闾阎稍安。然匪徒甚众，策其乱谋未已，遂行联庄收养游民之法。“凡少壮无业而惰游者，除尝为乱首或大盗杀人正凶者不赦外，余皆免究，籍其姓名年貌编为壮丁，使巡守田园，逐捕盗贼，统以委员，周历诸庄。”“凡收养嘉、彰两邑游民八千余人，皆劲旅”，妥善解决了游民问题；同时，武力搜剿乱民劫匪，“由是贼党皆为义勇，原有各路股匪，均无内应，再率大兵出剿，……”，有效解决乱民盗贼匪徒祸害，改变了台湾的危机局面。

此外，他还整剔海东书院规约，培养学子，大兴教化，稳固统治基础。现保留在台南市大天后宫的姚莹所题对联：“皇清赞顺安澜，八百载神功广运，历宋元明以翊。天后宏仁利济，亿万祀圣德长昭，统江河海咸尊。道光二十（一八四０）年庚子正月吉旦，按察使衔台澎道兼学政姚莹敬撰。”即是他洞悉台湾地方民情，与民打成一片的最好证明。

在解决处理好岛内自身存在的隐患之后，姚莹立马着力海疆防备工作。“内贼既除，即与总兵达洪阿阴设国防，以备缓急。”以上种种之表现，赢得了闽抚刘鸿翔的高度赞许：“经济根于学问，正直而能通达，讨逆平叛，功绩昭著，洵海外之保障。”

在守土护台方面，姚莹的表现可圈可点，堪称卓越。尤其值得称许的是，在鸦片战争爆发，沿海一带节节败退、连连溃败的极端不利的总形势下，姚莹会同达洪阿、黄开基等人领导台湾人民一再击退英国侵略者，既捍卫了祖国的领土，又打击了外来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还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成为鸦片战争的一个亮点。也就是说，姚莹、达洪阿、黄开基等三位曾在漳州共同生活过的官吏，又为保护台湾走到了一起，联合上演了一幕幕共同奋击外敌的惊心动魄的动人场面。

台湾镇总兵达洪阿 (？-1854年)，姓富察氏，字厚庵，满洲镶黄旗人。历任侍卫、都司、参将、副将。道光十四年(1834年)升为贵州威宁镇总兵，后调福建漳州镇总兵。次年(1835年)调任台湾镇总兵。道光二十年(1840年)，因他调台五载，训练操防有功，被赏加提督衔。

黄开基（1787-1854年），字自堂，重庆府永川县人，道光二年（1822年）中举，任平和知县，率民筑堤防洪，时称“黄公堤”，至今犹存。道光十八年(1838年)，黄开基被派去代理彰化知县，曾先后在姚莹、达洪阿率领下多次捕获海盗、劫匪有功，而被调升同知直隶州。（见姚莹《南北路逆匪首从就捦地方平定奏（夹片）》、）在鸦片战争中，黄开基根据姚莹、达洪阿的部署，积极组织军民备战，有力地抗击了英军的入侵，取得重创英舰“阿纳号”的辉煌战绩。

姚莹、达洪阿、黄开基抵台就任道员、总兵、知县之职时，正是东南海疆多事之秋，英国侵略者频繁派船到台湾洋面销售鸦片，还阴谋策划武力占领厦门，切断台湾与内地联系。姚莹就任台湾兵备道后，根据鸿胪寺卿黄爵滋“必先重治吸食”的主张，会同总兵达洪阿出告示，缉拿吸烟者，按例惩办，致使“各处烟馆纷纷关闭”。姚莹认为：禁烟妨碍英商大利，英人不会善罢甘休，可能发动战争。因此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初指出：“简练舟师，选择将帅，修葺战舰攻具”乃“目前要务”。为整顿防务，姚莹注意处理同僚间关系，搞好团结。主要是与总兵的关系。

达洪阿行伍出身，不谙文墨，性情刚烈，“同官鲜与合”。姚莹任兵备道时，与之也有所龃龉，但姚莹以诚相待，达洪阿对姚莹甚为佩服，亲自登门致谢，并结拜为兄弟。对此，《清史稿》有载，“武人不学，为君姑容久矣，自后诸事悉听君，生死祸福与共之。”他对姚莹所拟奏章和全台筹防谋略，无不赞同。

同时，姚莹还积极做好达洪阿与王得禄之间的关系，化解他们俩人多年的恩怨。达洪阿原先与在籍福建水师提督王得禄，“亦宿微嫌，难于相处”，后经姚莹“劝两人弃嫌敦好”，终使“各矢忠诚，顿忘前怨”，共同对敌。达洪阿热情接受王得禄“严守海口，不轻与海上决战”的建议；而王得禄也自带精兵，督守澎湖，团结合作，积极为台应援。

官员团结使台湾战备顺利进行。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后，姚莹、达洪阿即饬所属勘查、整修各处炮台。道光二十年(1840年)五月，又逐一勘察沿海各口岸，并相应作了布防。同年六月，一艘英国兵船首次窜入鹿耳门外马鬃隙洋面窥伺，台湾水师立即出击，将其逐出外洋。

英船首次犯台后，姚莹、达洪阿更加重视战备。一面请求添造战船，招募壮勇，下令各庄头人团练义勇，“以备一旦有警，半以守庄，半出听候调用”；一面会同王得禄研究作战方略，采纳王得禄的建议：“但严守口岸，不轻与海上决战”；“凭险设伏”，或“以计诱其搁浅”，然后“设伏歼擒”。为加强战备，王得禄“自募精兵三百，出驻澎湖”，姚莹、达洪阿则分别北、南两路，亲赴沿海17个重要口岸，逐一巡视布防。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英军再犯浙江定海时，分船3只到台湾窥伺。此时，时同知直隶州的黄开基抓紧建筑炮墩，制备器械、旗帜、号衣，自雇乡勇三百名，巡查策应，督率各庄团练义勇三千名，听候姚莹、达洪阿的调拨。同时，与淡水同知曹谨的军队形成犄角之势，互相策应支援。十六日，一艘英舰拖带多只舢板，窜入基隆口内，开炮攻击二沙湾炮台。参将邱镇功督率兵勇奋起反击，击中英船船桅。该船退出口外时冲礁破碎，英兵纷纷落水，清军驾船追击，毙敌42人，俘虏133人，缴获大炮10门，及“夷书、图册”等多件。（见姚莹《逆夷復犯大安破舟捦俘奏》）另《清史稿》（见志、一百二九页、帮交二）也专门记载此事。（即“八月，英人攻鸡笼，为台湾道姚莹所败。”）

英国公使璞鼎查见台湾防守严密，外部进攻难于取胜，便在广东收买台湾汉奸张从等人，把他们送回台湾作内应，妄图里应外合夺取台湾。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底，英兵舰一艘、舢板多只，携带广东汉奸黄舟等人，到淡水、彰化交界的大安港洋面游弋，等候张从等人前来接应。时张从等人早被“破获伏诛”，姚、达将计就计，采取不与敌海上争锋，引敌深入，加以歼灭的战术。一边飞饬淡水同知曹谨、彰化知县黄开基督领2厅县士民，严行戒备，一边雇用粤省渔民周梓等冒充汉奸，同黄舟等人招呼接应，把英舰引至清军事先设伏的土地公港，使之触礁搁浅，歪侧入水。这时，预先埋伏在岸上的守军与渔民一同出击，奋力攻打。结果击毙英军11人，生擒49人，擒获汉奸5人，缴获英国大炮10门及英军掠自镇海军营的铁炮、刀枪等物品。

璞鼎查连遭惨败仍不甘心。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三月中、下旬，又调集19艘兵船，并收买中国沿海草鸟船十数只，开到淡水、鹿港、彰化、嘉义等处洋面，伺机进犯。因黄开基、曹谨等率领清军防守严密，无隙可乘，只好退去。至此，英军五犯台湾，无一得逞。（见《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内阁奉上谕》）姚莹也因“任台澎道四年,召募义勇三万人，挫败英夷，英夷惮之，不敢近。故连年浙粤江南皆丧地失守，而台湾独完”的杰出表现，被道光皇帝“诏嘉奖，加二品衔，予云骑尉世职”。

“落后就要被挨打”。鸦片战争使满清帝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尽管台湾取得了局部的反侵略战争胜利，但是也无法挽救帝国颓败受辱的命运。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朝政府与英军头目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自此闭关自锁的国门轰然洞开，整个中国陷入了百年耻辱时代。

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即中英双方交换俘虏）和英军头目璞鼎查的讹诈、诬蔑与威胁（即称：姚莹、达洪阿“冒功”，“枉杀”其“纳尔布达”号和“安因”号“遭风难民”，要求清朝政府将其“去官正法”“以命抵偿”，否则“干戈复起”。）以及耆英与穆彰阿等一批投降派奴颜婢膝的一味“求和”（即所谓的 “抚局”，竟无视事实，互相勾结，相继弹劾，充当侵略者帮凶，声称“该夷之欲求伸冤，尚非无端启衅”，“不值因此一端，致抚局又形决裂”，要求道光帝将姚莹、达洪阿“解部审办”。），使整个案情更加扑朔迷离……。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皇帝命闽浙总督怡良赴台查办，并指示：如姚莹、达洪阿所奏属实，“亦当筹及大局，将达洪阿撤任，带至省城，候旨办理。”于是，怡良到台后便“迫胁无知，取具结状，以实夷言”，不让姚莹、达洪阿有所分辩；强令2人以“两次夷船之破，一系遭风击碎，一系遭风搁浅，实无兵勇接仗之事”具结，使“冒功之案”得以成立。

台湾军民对镇道蒙冤受屈和怡良“袒夷抑民”极为愤怒，“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呈申诉者，凡数十起”。当怡良下令逮问姚莹、达洪阿时，有精兵千人，“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几乎发生兵变。最后经达洪阿婉转解劝，“众兵乃痛哭投戈而罢”。充分显示台湾军民反对封建统治者投降媚外的爱国精神。

八月，姚莹、达洪阿被解交刑部审讯，耆英致书京师权贵，谓“不杀台湾镇道，我辈无立足之地”，然“台谏交章论救”。其中监察御史福珠隆阿等坚决主张拒绝英夷无理要求，保全有功之臣；鲁一同撰《拟论姚莹功罪状》、钱赞黄撰《论台湾之狱》等为姚莹等鸣不平；汤鹏，张际亮一路护送姚莹到京并亟力争取奥援；而陈庆镛、苏廷魁、朱琦与王拯四人皆全力上书营救，等等，则代表了广大百姓的呼声。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道光帝只得下旨对 “免治其（注：达洪阿、姚莹）罪”，但仍按革职处理。

宠辱不惊，卓然特立。对于被押上京受审一事，他坦荡地认为，“大局已坏，镇道又何足言？但愿委身法吏，从此永靖兵革，以安吾民，则大幸耳！夫君子之心，当为国家宣力分忧，保疆土而安黎庶，不在一身之荣辱也。（《东溟文后集》卷8）”他甚至说：“苟利社稷，即身家在所不计！古有杀身成仁、毁家纾难者，彼何人哉！（《再与方植之书》；卷7）”这与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何等相似！

姚莹哪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矢志不渝。“正气者，其人公而无私，计国不计一家，为天下不为一身。人能忘其身家以为国而至天下，气之正孰大乎是？（《东溟文后集》卷8，《与潘河帅书》）”其情操，其忧国之心，于此可见。按理说，他重仕台湾,抗英保台，本是其生平最为辉煌的一件快事,不想却因爱国而获罪, 大有“英雄无奈花落去”之慨，实在让人扼腕长叹，唏嘘不已。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末,奉旨:“姚莹着以同知知州,发四川补用。”因“冒功”而降为文正五品,以前听赏二品顶戴等皆黜罢。对于这种遭遇，姚莹安之若素。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他能忍辱负重，根据自己对所经地区的山川、地形和风土人情的系统考察，结合对“西洋各国情节及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的研究，写成了旨在“知彼虚实”“徐图制夷”，以“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的不朽之作——《康輶经行》。这部书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一起，开启了中国早期近代思想启蒙的先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姚莹那种虽处江湖之险远，却仍心系国家之忧患的拳拳赤子之心，足以垂范后人。

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丰帝即位后，下诏中外大臣举荐人才,姚莹被重新起用，为九江盐卡委员。十月,大学士穆彰阿、耆英被黜,上谕列举二人,祸国多事,其中有一条是:“达洪阿、姚莹前在台湾尽忠尽力,必欲陷之”。即当时所谓“冒功”冤案,总算得以昭雪于天下。次年初,授湖北盐法道，未行，擢为广西按察使，随军办理粮台。后转入湖南，湖南巡抚张亮基奏留权理湖南按察使。咸丰三年（1853 年）元月二十四日，一代能臣干吏怀着无限的惆怅和失望，无奈痛苦地永远闭上了眼睛。

纵观姚莹一生，生平负气慷慨出天性，不为龌龊小谨。有操守，有能力，既有文名，又懂韬略，堪称“能吏”。无论是在闽台，或是在苏、皖、鄂、桂、湘等），处处可见其披肝沥胆，鞠躬尽瘁、恪尽职守的丰采。正如林则徐所赞道：姚莹“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精练有为。其中，在漳台为官为幕长达20年之久，更是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诛奸抑暴，兴利除弊，整风振俗，施展拳脚的风光无限时期。此外，他还留下了大量关于记载闽台地区制度建立、边地开发、治安防务及风俗教化等奏章、函稿、书信、诗文，所有这些对于当今研究台湾的历史和现状及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姚莹一生著述颇丰。计有:《东溟文集》六卷,《东溟外集》四卷,《东溟文后集》十四卷,《东溟文外集》二卷,《后湘诗集》九卷,《后湘二信集》五卷,《后湘续集》七卷,《东溟奏稿》四卷,《东槎纪略》五卷,《康輶纪行》十六卷,《寸阴丛录》四卷,《识小录》八卷,《姚氏先德传》六卷。其中《东槎纪略》、《东溟奏稿》、《台北道里记》、《噶玛兰纪略》、《埔里社纪略》、《东西势社蕃记》为研究台湾的重要史料。

姚莹为台湾县知县,漳州士民闻之，“上书乞留者，日千百数，镇道亦以为言。制府许之，更留逾岁”，聊慰民望。另据《姚莹年谱》载，（姚莹）“在龙溪共供职16个月，去任时，龙溪士民焚香泣送者达数千人，有的竟立祠以祀。”从中可见其在龙溪士民心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