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舜“明德”五说

闽南姚斌

帝舜“明德”五说

杨东晨

中国处在世界的东方，被誉为“巨龙”之国；经历二百万年漫长岁月凝聚成的中华民族，被誉为“龙”的传人。这是十三亿中国人民和分布在世界各国三千多万华侨的光荣和自豪!其来源是与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即大同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后，出现的“五帝”以“龙”为图腾崇拜直接相关的。龙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困苦、勤劳勇敢、团结进取精神的象征，更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友好相处、“礼仪之邦”的象征。

中华古代“五帝”中的帝舜(前2173—前2073年)，是原始“大同”社会与奴隶制“夏朝”之交的最后一位“古帝”，集中和代表了黄(皇)帝、颛顼(音专须)帝、帝喾(音库)、尧帝的美德，又开启了辅以“德”治国家的“法”治手段。被称为史学鼻祖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对帝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其“明德”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勤劳勇敢

从古猿到人的形成，靠的是“劳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贺新郎·读史》一首诗词中说：“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就是指“劳动创造人”的五六百万年历史阶段。氏族社会进入距今约一万年前至五千年前时，流传的德高望众人物华胥氏、伏羲氏、神农氏、女娲氏、盘古氏、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唐尧氏、女娲氏等等，无一不是以简陋的石制工具进行原始农业生产、狩猎、采集果实生存和为先民谋福利的。舜在即位的前60年中，从事原始农业生产、捕渔，烧造陶器、贩卖器物，入深山野林狩猎、不畏狼虫虎豹和暴风骤雨等，体现了华夏民族勤劳勇敢的美德。

二、仁慈孝义

从数百万年前的“原始群”到“血缘家族”，再到“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先民们无不以尊奉“老祖母”为最高道德风尚，之后又以孝敬父母和部落长为最高尚的品德。先民们就是依赖这种血缘关系纽带和原始的“孝义”观念凝聚为大小不同的氏族或部落群体，战胜群兽和恶劣的自然环境，顽强地劳动、生存和生活，并在同大自然斗争中求得社会和自身的进步。舜出生在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氏族内，后随生母入于继父瞽(音古)叟家，又遭生母早亡、继母虐待与异父母弟象敌视之苦。但他不论是无故遭父母及弟的侮辱或毒打，或无故遭陷害，都始终无怨无恨，以德报怨，孝敬父母长辈，爱护弟妹和族人，表现了华夏族仁、孝、忠、义的传统美德。

三、勤政爱民

舜61岁继帝尧为“帝”后，成为“监于万国”(指众多的天下氏族公社或部落)的最高军事首长，拥有最高的地位和权力。但他没有“唯我独尊”和“贫图享乐”，而是信任和重用包括华夏、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等各族首领，治理天下。大禹、皋陶、契、后稷(弃)、伯夷、夔、龙、倕、伯益、彭祖、四岳、十二牧等德才兼备的人均被帝舜任命为联盟机构管理“官员”，并对这些“官”实行“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的考察、任免制度，监视和督促他们忠于职守，清廉爱民，为民造福。帝舜除亲自到各地视察情况和了解民间疾苦外，又让“四岳”接待四方来者，听取意见，“明通四方耳目”，再令“十二牧”宣扬以仁政治理万民的道理，“行厚德”、“远佞人”，从而得到天下先民的拥护和支持，“蛮夷率服”。即使是对待“叛乱”的“三苗”部落，帝舜在打击其首领的同时，主张对其民实行“德化”教育，以团结他们，结果“三苗”也归服了帝舜。正因为是从帝舜到部落长的“吏治”清明，百姓欢悦，各民族拥戴，帝舜时才有了北至今内蒙古、南至广东、东到渤海、西至甘肃的广大疆域，“四海之内，咸(均之义)戴帝舜之功”。以治理洪水、平整土地、教民种植水稻而得到“万民”称颂的水土官禹，带领22位部落联盟机构“官员”以《九招》乐舞共颂帝舜的文德武治之功。帝舜也才被誉为中华民族以“明德”治国的第一“古帝”。

四、教化万民

帝舜不仅自己以身作则，尊奉传统的礼仪和道德，而且还严格要求所有“官员”身体力行，并以各种有效方式“教化”万民，使人人都勤于自己的职业，互相尊重，互相团结，互相帮助，互相谦让，上下一心，共同为社会发展献力。如帝舜问四岳：谁可以胜任“教化”百姓之“官”，众首领推荐东夷商族的首领、子姓契。帝舜高兴地向契说：“契啊，百姓不够互相亲爱，父、母、兄、弟、子的关系还不够和睦，我任命你为教化官(司徒)，以礼、义、忠、孝、仁等信条教育天下之民，使民万团结，和睦相处(译文)。”帝舜又任命伯益为“礼”官，善待“四夷”(东夷、北狄、南蛮及西戎)之民。从而形成“契主司徒，百姓亲和”，“伯夷主礼，上下咸让”的“国泰民安”景象，也才有了其后的中国第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奴隶制夏王朝。五千年中国发展史说明，所谓传统道德深厚之“礼仪之邦”的中国，并不是只有统治集团实行以德(即仁政)治国就行了，而必须是人人都讲道德、全民族都讲道德，社会才会兴旺繁荣，国家才会真正富强。

五、德法并行

帝舜时期，阶级和国家已基本形成，正处于“大同”社会与阶级社会之交的大转变阶段，阶级、部族之间的矛盾也随之产生，争夺土地和财产的战争规模也日趋扩大。在这种变化的时势下，如果还是以无阶级、无私有、大家共享劳动成果之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不刑而治”(《韩非子》)那一套政策，就难以行得通了，而是在强调“德化”的同时，必须辅以有理、有节的刑法。帝舜在成为尧的辅佐大臣后，就将“贪财”、“好利”的黄帝后裔浑沌、少昊后裔穷奇、颛顼帝的后裔梼杌、缙云氏(黄帝大臣)后裔饕餮流放于千里之外的“四夷”地区(称四凶)，又流放“治水无功”的鲧于今江苏赣榆县，强迁江汉地区叛乱的“三苗”部分人于今甘肃敦煌等。他为帝后，对归顺的“四夷”一视同仁，对叛乱者仍然实行打击与说服两种策略。对违反德化而犯罪的百姓，而以刑法处理。为此，他任命皋陶为大理卿，制定在罪犯脸上刻字、割鼻、断足、割去生殖器、砍头等“五刑”，又制定按犯罪轻重流放远、近的刑法等。其后的历代帝王在探讨究竟是以法，还是以德治国的几千年中，总结出必须以“德”治为主，以“法”治为辅的规律，缺一不可。而且越是社会繁荣，越是要强调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史学界将帝舜时的大臣皋陶誉为中国刑法的鼻祖，道理和意义就在于此(引文均见《史记·五帝本纪》)。

回顾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特别是两千多年的阶级社会发展史，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化”建设飞速发展，党中央提出的“两个文明”建设一齐抓之治国方针，可以说是对中国两千多年治国经验的高度总结和概括。近几年，在“四化”建设蒸蒸日上，社会经济日益繁荣时，党中央及时提出以“法”治国的方法，最近江泽民总书记又提出以“德”治国，是十分正确而英明的，也是完全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更是表达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愿望和心声。“三代”、“春秋战国”的盛世帝王，姑且不论，就是毛泽东主席生前所评述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哪一个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不是在“德”与“法”治国方针下取得的“盛世”呢?古代“五帝”和这些封建盛世帝王虽然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领导团体是不能相比的，但他们在带领人民创造中国五千年的社会文明史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治国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帝舜的高贵品质和为百姓利益而死的崇高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个“公务员”和“公民”学习和效仿的。愿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自炎黄以来的民族文化和传统道德，增强民族凝聚力，把我国的“四化”建设不断推向高潮，使我国更加富强昌盛，为世界的和平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德治理念》，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

渝/梁平姚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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