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宗亲，注册并登录姚网后才可以发帖，才可以结交更多姚氏宗亲。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x
“诚”以修身与心境和谐 陈仲庚 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特征，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词语来概括，那就是“伦理政治”——将伦理道德与国家治理紧密地结合起来。中国的思想家，从先秦时代开始，就将目光专注于伦理政治问题，先秦诸子著书立说，只是为了“言治乱之事”（《史记·孟荀列传》），“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而凡是“言治乱之事”的，又都是强调“以德服人”、“以德治国”，皆不离“以天为宗，以德为本”（《庄子·天下》）的伦理框架，衍化为具体的路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舜帝“心传”与“诚”之内涵 治国以德为本，修德以修身为先，修身又以正心为前提。人之“心”，乃是“德”的主宰，所以“正心”才是最为重要的。在《尚书》中，舜帝不仅把帝位让给了大禹，还把治理国家的“十六字心传”授予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这段话的意思，宋人蔡沈解释得很好：“心者，人之知觉，主于中而应于外者也。指其发于形气者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者而言，则谓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难公，故危；道心难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杂形气之私，‘一’以守之，而纯乎义理之正，道心常为之主，而人心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而信能执其中矣。”（宋·蔡沈《书经集传》）这说明，“人心”与“道心”的差别主要就是“私”与“公”的差别，也是“正”与“邪”的差别，修身正心，也就是要让“道心常为之主”，让“人心听命”于道心。 在舜帝的“十六字心传”中，要求必须做到公平、诚信。“允执厥中”之“允”，《说文》的解释是：“允，信也。”《辞海》的解释有3种：“应许、公平、诚信。”《汉语大字典》的解释有9种，前3种的含义为“诚信、公平、答应”。在“诚信”含义的例句引用中，《汉语大字典》引用了《尚书·舜典》的一句话：“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辞海》则在“允执其中”的条目中直接引用了“允执厥中”。当然，“允执其中”与“允执厥中”除了词语上略有差别外，含义则完全一致，前者是尧传给舜的“四字心传”，到了舜传给禹时，则扩展为“十六字心传”。舜的扩展，重点是强调了“心”的作用，强调要保持“道心”的精纯和“道心”守护上的专一；而“精”与“一”的结合，就是正心诚意，二者的统一就统一在“允”亦即诚信之上。那么，什么是“诚”？ 《尔雅》和《广雅》都训“诚”为“信”，《说文》则“诚”与“信”互训。也就是说，“诚”与“信”含义相同，与“允”的含义相通。在儒家的经典中，最早对“诚”进行论述的是《孟子》，《孟子·离娄上》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在孟子看来，“诚”是自然（天道）和人类社会（人道）的最高道德原则。其后的《荀子》则认为“诚”既是养心修身的根本原则，也是大自然运行变化的规律，《荀子·不苟》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它事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夫此有常以至诚者也。”《孟子》之前的《论语》，虽然没有提到“诚”，但多处提到了“信”，因为二者的含义相同，所以讲“信”的地方也可以当做“诚”来解释。 孔子是很重视“信”的。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在曾子的“三省”中，也有一条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也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从孔子及其门人的语言中可以看出，所谓“信”，首先就是待人接物的表现。人与人之间，是以言语和行为来相互交往的，口里怎样说，行动上就怎样做，这就是诚实的态度；这一刻怎样说，下一刻一定要兑现，这就是诚信的品质。这些，都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子贡曾经问孔子：“何如斯可谓之士？”孔子认为“士”可分为三个等次：其一是“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其二是“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其三是“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子路》）。第一等次的士人是干大事的官员；第二等次的士人道德修养好，至少在他所生活的圈子里是小有名气的；第三等次的则是普通人，“硁硁”是谦虚而坚正之貌，“小人”既指人品低下之人，也指地位低微之人，这里是指后者，意思是说，即使地位低微，也应该谦虚而坚正地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由此可见，“言而有信”是对所有人的基本要求，所以孔子又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这是强调在待人接物中要言行一致，心口如一，绝不能欺骗人。 不欺人是诚信的第一要义。但欺人者在欺骗人的同时，往往也是在自我欺骗。所以诚信的要义除了“不欺人”之外，也包含有“不自欺”的意思。《论语》中有个例子，有一次孔子病得很重，子路便带着门人充当孔子的“家臣”，意思是万一孔子死了，丧礼可以风光一些。而其实，当时的孔子已经去位，并没有家臣。孔子知道后说：“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子罕》）像这种不“诚”的行为，用来欺骗别人没什么意义，只是要抬高一下自己的身价，给自己的脸面增增光，说到底，是一种“欺天”亦即自欺欺人的行为。这种行为虽然无损于他人，但同样是一种不“诚”的行为，所以孔子不允许这样做。 要做到“言而有信”就必须“守信”，这是“诚”的基本要义之一，但如果把“守信”当做一种教条来理解，那就走向了“诚”的反面。例如《左传》中的鏊，他接受暴君晋灵公之命去刺杀赵宣子，但他发现赵宣子其实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正派人，于是便放弃了刺杀任务。但他又觉得“弃君之命，不信”，为了守信，便只好自杀了（《左传·宣公三年》）。这种自杀，对于社会公德的维护并无太大的意义，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守信名声，所以，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 当然，从词语上说“诚”与“信”的含义相同，这主要是基于诚实守信的基本道德原则；而就具体的行为表现来说，则有内外的层次差别：“信”主要体现为外在的行为，“诚”则是内在的思想和品质。《中庸》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中庸第二十二章》）这里，从获乎上、信乎朋友、顺乎亲到诚乎身、明乎善，同《大学》的“三纲八目”一样，显然是有着逻辑递进关系的，而“信”与“诚”则表现在不同的层次上。获得皇上（或上司）及朋友的信任，这需要通过外在的行为表现来证实，而“明乎善”与“明明德”的涵义相同，是“诚乎身”的思想前提，“诚”正是“善”的内化，通过对“善”的理解和把握，使之融入人的心灵，内化为人的思想道德品质，然后再外化为道德行动，从孝顺父母开始，再到获得朋友、皇上（或上司）的信任，从而治理好民众，这也就是修齐治平的思维路径。 “诚”与“信”不仅有“内在”与“外在”的差别，更有哲学意义的不同：“诚”的涵义不只局限于道德领域，而且发展到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范畴。《中庸》一书，更多地是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高度来论述“诚”的。 《中庸》开篇即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那么，性、道、教与诚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尽性是诚：“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也就是说，只要能尽其性，就是至诚；有了至诚，就能先尽人之性，再尽物之性。因此，不管是人性还是物性，都是与诚相通的，而且是最高的诚——至诚。 其次，天道是诚：“诚者，天之道也。”（《中庸》）什么是天道？《中庸》说：“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不贰”就是“专一”，“专一”就是“诚”。天道之诚表现在生物成物上，就是指自然之天及其运行规律。《论语·阳货》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并无言语，一年四季的运行、自然万物的生长，都是无声无息、自然而然的，所以“天”所起的作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自然规律的作用；“天道之诚”也就是自然规律运行的专一不贰。 再次，教是明诚：“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中庸》)“明诚”的涵义与“明明德”一致，指通过自己的学习修炼能够明白、把握“诚”的内涵，这就是“教”。由此可见，“教”主要是指自我教育，而别人对自己的教育或自己对别人的教育都是通过道德行为来进行感化的，而不是仅凭言语来教训人，这就是中国文化一直所重视的“身教重于言教”。所以，天道之诚是不言而生物，人道之诚首先在“自明”，然后再推己及人：不言而使别人“明”。 “明诚”是“教”，这还只是停留在“修道”之“修”的层次；那么，如何更进一步，进入到“道”的层次：做到“率性”而为？《中庸》提出了一个“素位而行”的办法：“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中庸第十三章》）这里的一个关键词是“素”。《说文》云：“素，白缯也。”即“素”的原始本义是指本色的生帛，引申为“本质、本性”，如《淮南子·俶真》：“是故虚无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高诱注：“素，性也。”也就是说，“平易”即是“道之素”，也就是道的本质、本性，而“率性之谓道”，所谓“率性”也就是以“平易”、“平常”的生活态度来对待自己所处的地位，这就是“素位而行”：从自己所处的实际地位出发，做自己本来该做的事情。富贵者应该以富济贫，贫贱者应该安贫乐道……在上位的人不能欺凌于下，在下位的人也不必攀援于上，各人都要严正地要求自己而不必求于他人，做到既不怨天，也不尤人，到了这一步，也就能够做到“君子居易以俟命”了。“居易”，是说要居在平易安定之处，“俟命”是说要等待机会，而不能铤而走险。能够做到这一切，不管其地位低微与否，都可以成为君子，这也就是“自明诚”的最终实现。 因此，“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人要“明诚”，使自己尽量地接近天道之诚，就应该率性而为、素位而行，用平易、平常之心来对待现实人生，这才是“诚”的本质所在。 二、“诚”之修炼途径：固执之，慎独处 “自明诚”是自我教育的最终结果，也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但要达到最高境界，必须通过具体的修养途径和努力阶段。《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圣人与常人对“诚”的把握过程和程度显然是不一样的，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天生就能把握，所以属于“天之道”；常人首先得“择善”，而且还必须“固执之”，最终才能“诚之”——达到“自明诚”的境界，这是人的自觉和艰辛努力的结果，所以属于“人之道”。 人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达到何种程度才算是努力？《中庸》有具体的要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需要指出的是，“博学”不是说要学一切知识，而是指道德知识，连同后面所说的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都是围绕“择善”而论，先是在博学的基础上进行选择，再经过审问、慎思、明辨的阶段确定目标，最后踏踏实实地践行，这就是道德修养的努力方向。而在学、问、思、辨、行的过程中，必须达到能、知、得、明、笃的程度，否则就决不能放弃——哪怕比别人多付出百倍的努力也一定要达到，这也就是“固执之”。 “择善而固执之”是一个大致的方向，“善”在这里还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要进一步确定“善”的内涵，则有所谓的“五达道”、“三达德”和“九经”。“五达道”就是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三达德”是指知、仁、勇三种最普遍的德行，“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中庸》）。“九经”则是指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九种事务：“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中庸》）这九种事务，归根结底就是要以德服人、以德治国、以德平天下，它既是一种政治实践，也是一种道德实践；既是政治与伦理的结合，也是博学与笃行的结合。因此，“择善而固执之”虽然强调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等学习阶段的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强调笃行——实践阶段的重要性，也就是说，道德修养重在实践，既在实践中学习，也在实践中提高，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学无止境，但行有止境。因为“学”是道德修养阶段，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上宁可高标准严要求，而不应有所局限；加之“人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即便是道德知识也是学海无边，在有限的人生中要穷尽学海中的所有知识是绝不可能的，所以学无止境。“行”则是道德实践的阶段，道德实践必然要与他人发生关系，必须考虑他人的道德水准和接受程度，决不能“过”，所以行有止境：止于至善。至善也就是至诚，也就是率性而为，素位而行。“至善”或“至诚”的要求并非要超越现实做到最“好”，而是从现实出发做到最“适中”——这才是“允执厥中”亦即中庸之道的核心内涵。由此而论，“固执之”并非固执己见、泥古不化，而是要求道德修养上的坚定、坚持，道德实践上的适度、适中。 道德修养除了“择善而固执之”之外，还必须“慎独处”：“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道德的力量，主要是依靠舆论控制的作用：众人眼睛是杆秤，唾沫星子淹死人。因此，在众目睽睽之下，即使是胡作非为之人也不能不有所收敛，这是众口评说的力量，是一种外部舆论控制的力量。但道德修养主要是靠自觉，靠自我反省、自我控制。我们说“诚”的本质特点就是率性而为、素位而行，这当然是道德修养达到一定境界之后才有的结果，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就是这种境界。如果达不到这种境界，率性而为、素位而行就很可能演变为不道德的乃至违法的为所欲为、胡作非为。那么，要想让道德修养真正转化为自己自觉的行动，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程度，就不能不“慎其独”：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别人看不见自己的行为，听不见自己的言语，没有丝毫外部力量的控制，因而这个时候是最容易放纵自己的；而一旦放纵了自己，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就是不诚实，就损害了自己的道德修养。对于有志于“择善而固执之”的君子来说，个人独处时尤其要谨慎乃至于恐惧，不能让不道德的行为在别人看不见时有所显现，哪怕是一点细微的显现也不行。只有通过这样严格的道德自我修养，才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才能通过“自明诚”而达到“至诚”的境界。 三、“诚”之实践价值：成己成物 关于修德的具体目标和要求，儒家经典《大学》将它概括为“三纲八目”。“三纲”是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按照朱熹的解释，大学即“大人之学”。明，是明白、把握之意。明德，即光明之德，指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内涵。亲民，即新民，是说不仅自己要明白、把握好道德内涵，还应该推己及人，带动天下百姓祛除旧有的污染，成为能够把握“明德”的新人。止于至善是指“尽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这是修身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也是最后界限，如果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过”，就走向了“明德”的反面。在这里，“明德”是根本，“亲民”是手段，“知止”是界限。朱熹认为：“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 “八目”是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格物致知是指接触事物，获得知识。但因后面所讲的是道德修养的问题，所以格物致知主要是指获得道德方面的知识，而不是指自然知识。通过格物致知，来使自己心正意诚，进而沿着修齐治平的路径来实现个人的价值。这是一种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由小到大、由个体到群体的修养方法。明明德才能亲民，才能止于至善；而“至善”，既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政治上的最终理想。“诚意、正心、修身”是道德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实践。通过道德修养来实现政治抱负，道德与政治水乳交融，这就是“伦理政治”，它是由舜文化奠定基础，经儒家发扬光大，进而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 “诚”既是道德修养的手段，也是道德修养的目的。不欺人、不自欺，这是以“诚”立德，在这里“诚”是手段；通过固执之、慎独处的途径来“自明诚”，“诚”则又变成了目的。“诚”是手段与目的的结合，所以道德修养须臾离不开“诚”。然而，“诚”又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内涵，其价值和意义也不仅仅局限于道德修养的领域。《中庸》说：“诚者自诚也，而道者自道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这其实是把天道自然及其规律概括为“诚”。而人性与天性本来就是合而为一的，所以“诚”能成物，也能成己，人道与天道亦即主体与客体皆以“诚”为宜。 那么，“诚”是如何成物的？《中庸》说：“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朱熹的《四书集注·中庸章句集注》说：“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不过曰诚而已；不二，所以诚也。”“不二”就是“专一”，就是只有公心而无私心，这是天地之心亦即道心与人心的差别；正因为无私心杂念的干扰，所以能经久不息地运行，就在这经久不息的运行中天地万物自然而然地便化生出来了：“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惟天下至诚能化”；“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庸》）。用哲学的眼光来看，这里所说的“诚”至少包含三层意思：其一，“诚”是一种客观存在，它确定事物的真实性，所谓“形、著、明”，都是客观真实的确证——不管是有形之物还是无形之物；其二，“诚”是在运动变化中生成万物的，它确定了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其三，“诚”能经纶天下，让人们知天地之化育，也就是说，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专一不二特性，是可以被人们所掌握并用来治理天下的。正因为“诚”有这样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有志于国家治理的君子就必须懂得“诚之为贵”。这主要是从“成物”的角度来看待“诚”对于“成己”的借鉴意义。 借鉴“诚之成物”而运用于“成己”，这在《中庸》中称之为“配天”：“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其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这就是“配天”所达到的政治效果，是“人道”切合“天道”或者说是“天道”借用于“人道”，并以“诚”为中介，将“性”、“道”、“教”贯通为一体，达到“天人合一”、“与天地参”的最高境界，也就是“正心诚意”所要达到的“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目标。而“成物”与“成己”之所以能够结合起来，是因为“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人之性与物之性同出一源，物之化育与人之化育同为一脉，所以，“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合内外之道”也就是将人道与天道结合起来，只要有了这种结合，再适时地采取行动才是相适宜的。适宜于什么？既适宜于“成己”，也适宜于“成物”。 “至诚不息”，如果能“惟精惟一”地正心诚意，就一定能够致广大而辨精微，察兴亡而知祸福，最终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这是圣贤的人生目标，是“成己”的最高境界。 对于普通人而言，能够做到率性而为、素位而行、“居易以俟命”，用平易、平常之心来对待现实人生，最终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既实现自己的心境和谐，也能与他人和谐相处，这是平民百姓的人生目标，是“成己”的普及性效果。 “诚之所至，金石为开”，愚笨之人也可以借用“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名言而自励自勉。求知进学，修道进德，智力有高低，恒心无差别，只要勤学苦干、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就必能愚笨变聪明、柔弱变刚强，这是愚笨之人的人生启示，是“成己”的教育性功效。 总之，“诚以修身”有着广泛的实践价值和意义，它不仅为圣哲贤人奠定了终生为之奋斗目标和路径，也为平民百姓找到了安身立命、身心和谐的立足点，还为愚笨之人指明了成功之路并树立了必然成功的信心。毫无疑问，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的凝结，是高度智慧的结晶。 （陈仲庚：《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 u4 e+ i* f" u$ ^ | 
/1 
狗仔卡
发表于 2014-5-25 23:45:32
QQ好友和群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
收藏
转播
分享
淘帖
支持
反对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发表于 2014-5-26 08:35: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