鲧的罪状的讨论

闽南姚斌

鲧的罪状的讨论

李荫光

凡是稍微读过中国史的人，都知道尧时有一场很大的洪水，浩浩荡荡，泛滥中原。治水的人，据普通史书所载，是鲧禹两父子——鲧久治无功，被殛，禹继成父业。所以，鲧致殛的原因是“治水不成”，乃洪水的牺牲者，这是人人知道的；并且，大半的书籍（据我已看过的），也是这样记载着。然而，我对于这样的记载早就有些疑心，以为就一般情理律之，上托其下以一事，办得好固然“不负所命”，即使办得不好，也不过“不称其职”，只要卸去便了（自然，对于自荐而又胸无成竹的人，要治以“夸言糊混”的罪），总不致于杀身罪。准此，则鲧治不好洪水，当不致杀身，何况他又遭逢尧舜的仁慈宽大之君？何况他并非自荐而是被举于四岳，更何况他之用，是“姑觇其绩”的尝试？有了以上的论据，因此我的意中常常以为鲧死的原因，必不如是的简单。后来我展诵《离骚》，至“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焉殀乎羽之野”一句，回思原意，两相印证，便益启发我的疑窦而引起研求的兴趣。从此以后，我便专向各书本中寻搜关于鲧的罪状的材料。经过数月的搜集，才由所得到的少少材料中，生出一个这样的结果——其实，并不是结果，只是假设罢了——来。我现在述出如下：

在未述之前，我须得声明几句话：洪荒世远，人事难详，鲧之是否为人，尚属疑问（顾颉刚先生著的《古史辨》第一一九页禹的来源在何处说：“说文云：‘鲧，鱼也。’《左传》云：‘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朱熹《楚辞集注》云：‘《左传》言鲧化为黄熊，《国语》作黄能。按，熊，兽名；能，三足鳖也。说者曰，兽非入水之物，故是鳖也。’则鲧为水中动物，古代已有此说。”），未经精密的考据断难下判。我写此文，姑假定“尧命鲧治水”的事件为真实。至关于鲧的全故事的延变，异日有暇，当另为文。

我以为鲧的罪状必非全因“治水不成”，虽然这也许构成他的罪状的一部。这上列的书可以证明。一，《离骚》：“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焉殀乎羽之野。”二，《韩非子》：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三，《吕氏春秋·行论》：“……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在这三种证明中，第二，第三，明明白白地记载鲧以“谏”杀身。至于第一，虽然解释者（如朱熹的《集注》）总说“尧使鲧治洪水，婞狠自用，不顺尧命，乃殛之于羽山”，然而我承认这样解释不大妥当。因为，就这句话的本身来看，固然与“治水”无关；即就女媭援引鲧的故事的意思而论，她的目的不过想劝屈原勿“刚愎自用”而已，似乎也与“治水”事件无甚蝉联。

然则鲧的罪状究竟如何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提出二点意见：第一，鲧致死的原因是“强谏”，完全与“治水不成”无关。第二，鲧的罪状是“强谏”与“治水不成”相混合。今申说我意见的论据。关于第一点，我并不推翻“治水”的事件，不过说这不是鲧的死因罢了。因为我从书本（如《尚书》，《史记》等）的记载上观察，若果真如书本上所云：鲧是被举的，被众人所举——“佥曰”——的（也许他早以能闻呢！），并且是尝试治水的，我确确实实地相信无论如何此事不能视为他的罪状（即使是无功的话）。复次，《韩非子》和《吕氏春秋》是战国时的书，如果鲧的死真与治水不成有关，那末，这二书总该有所述及，然而无有，更足增我的自信。复次，孟子是战国时人，他引及尧时的洪水事情，不过只说“禹疏九河，瀹济漯……”（见与许行的弟子陈相辩论一章）而已，并未涉及禹的父——鲧，这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还有一个小小的辅证：《周语》内史过对神降有“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二语，下面的疏里引文十八年传贾逵注：“梼杌，凶顽无畴匹之貌，谓鲧也。”（见《国语正义》），由此而观，鲧在商周已成了一位“凶顽的神”了。但，如果鲧确因“治水无功”而死，似乎应称为“愚的神”，而不应称为“凶顽的神”。所谓“凶顽”，倒与“执拗强谏”有点相像，而与“治水无功”反是“风马牛不相及”。关于第二点，是退一步着想——就是说治水无功鲧也应负相当的咎，所以我承认他有二重罪。可是，那先那后，倒难判断。倘若根据《尧典》，似乎“强谏罪”在先，所以当群臣举鲧时，尧帝破口就说他刚愎自用，不可。倘若依照《楚辞》，那就相反，试看《天问篇》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一句，便知道鲧功不成，只被囚于羽山而不是即杀，待至“婞直”罪成而后“殀乎羽山之野”的。然而，先后的问题，没有多重要，我只承认他的罪状是这二者的混合，并且“强谏”一罪是主罪。我以为大不约出乎这样的二途：或者尧想禅位给舜，鲧恃贵族，直谏以为不可，尧怒他，但没奈他的何，后来偶遇他治水无功，便因利乘势地用这名义杀他（这层意思万一证实，那末，为后世所极力称道的“禅让”，说不定在当时也发生过纠纷哩！）；或者鲧因治水无功，被尧囚押，后来又不安其罪，哓哓的谤议朝廷的禅让的事情，激动尧怒，便殛了他。既然述完了我对于鲧的罪状的意见，最后，为着使我的意见比较的确实的原故，我须得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强谏罪的退化和治水罪的扩张。”统计我搜得的材料，记鲧因“谏”致死的有：《离骚》，《韩非子》，《吕氏春秋》。记鲧因“治水无功”致死的有：《尧典》，《史记》，《越绝书》，《拾遗记》，《述异记》。试将各书的著作年代排比来看，就觉得有一奇怪的现象：记鲧因“谏”杀身的各书，都是战国的作品；记鲧以“治水无功”致死的各书，都是成于秦末以后。我由此悟出“强谏罪的退化和治水罪的扩张”的原故。大概是这样的罢，当战国时，尧舜虽经孔孟等儒家的赞扬推尊，然而还不十分得人家的普遍信仰。因为那时正是思想界的黄金时代：百家并兴，各树一派。儒家不过是群派中的一派，还没有统一思想界的能力，这看儒门嫡系的孟子苦心孤诣地“拒杨御墨”，“宣传王道”的情形可知。既然儒教在当时没有多大势力，那末，被儒者视为“天王圣明，有言必道”的尧舜，自然也随着不能得普遍的钦仰了。所以那时的著作家还有人记载“尧帝杀谏臣——即鲧因谏被殛”的事情。可是，到了秦末，儒教从秦朝的火坑里复活出来，并且势力澎湃（因为秦朝用刑名治天下，人民受苦极了，所以讲王道的儒教，正合时宜），几乎统辖思想界。后来又经过汉初诸帝的尊崇（如高祖过鲁谒孔子庙，武帝下令黜百家，崇儒教），于是正式成为“思想界的统治者”了。儒教的势力既大，那末，儒教的中心人物——尧舜，便更被奉如圣，如天了。

所以虽然鲧的罪是有两个成分——“强谏罪”和“治水罪”，然而，谁敢“冒不韪”说尧帝曾杀过谏臣？于是那时的著作家只得抹杀而牵牵拉拉地独记着“鲧”以负命毁族，治水无功，被殛了。代代相沿，直迄今日，还是如此！我觉得这种“偶像崇拜毒”中国人中得真深！记得王充《论衡·艺增篇》有两句话：“尧舜不美其善，桀纣不胜其恶”，真能把汉代思想界中人的心理描摹出来，并且把后世一般人的心理也描写出来。

十七年九月卅日，脱稿于广州

作讨论史事之文章，困难在材料之搜集，而古代史材之搜集，尤属难中之难！盖冥邈之世，史无专书，欲得史材，势不得不广览群书，以供旁采。然一人之精力有限，古籍之数目繁多，且披阅一书，未必即可为己意欲论之事之有用资料；因此，作讨论上古史事之文章，实需要相当之时日。我立意写此篇，是在客岁十一月左右，距今已半年有余，而所得材料，仍甚贫乏，一方固由于我之俭学，另一方实基斯故也。博览之士，倘能以关于鲧之故事之材料见惠，俾得多所见闻，借观此故事递变之痕迹，则不胜感谢之至矣！（如有讨论函件，请寄中山大学李荫光收。）

作者附白

（《鲧的罪状的讨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5卷，第53、54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