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卷是三苗的一位首领，不是一位避世隐者 刘范弟 自从《庄子》将善卷描写成一位自耕而食、自织而衣，辞让天下而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的避世隐者形象以来，善卷的这个形象就已深入人心。 樊子盖表彰善卷，将枉人山改名为善德山，所谓“善德”，在樊子盖看来，也就是不争名利不慕天下退隐山林的隐者之德。刘禹锡、蔡昆、虚中等人咏善卷坛之诗，其中如“道是自然贵，名是无穷数”，“耕荒凿原时，旨趣在希夷”，“五溪清不足，千古美无亏”等句子，也是着眼于此。到了北宋徽宗政和年间，最高统治者更是对善卷赐以“遁世高蹈先生”之号，其命意更为明显。直到今日，在一些有关湖南人物的辞典中，仍明确地将善卷定位于“武陵隐者”［1］。 善卷真是一位避世隐者吗?我们在前面有关内容的讨论中，实际上已初步地回答了：善卷当然不是。在此，我们将继续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一、善卷不是尧舜的臣民 在《吕氏春秋·权勋》的记叙中，尧是以弟子见老师的身份去见善卷的；而在《庄子·让王》中，舜要把天下让给善卷，似乎这两书的作者都认为善卷与尧舜只是师友而非君臣关系。但我们稍稍细读一下，就知道两书作者其实骨子里还是把善卷与尧舜的关系看作君臣关系的。 《吕氏春秋》已说得十分明白，“尧，天子也；善卷，布衣也”，天子与布衣难道还不是君臣(为了叙述简洁，此处的“君臣”取广义的意义，即帝王和其治下的臣民，“臣”，指被统治者，包括平民百姓)关系?在《庄子》的记载中，善卷虽称舜为“子”，似乎二人关系平等，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诗经》中的句子，可见从周朝建立以来，这一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善卷既然生活在舜的“天下”之内，尽管他已“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但在庄子眼中和笔下，善卷仍是舜的臣民无疑。 其实，这种“君臣”观是以儒家传统思想为代表的大一统思想的表现。 如前已述及，善卷的前辈——蚩尤，从《尚书》以来，就被看作是黄帝的“乱臣贼子”；“九黎”、“三苗”部族集团对华夏部族集团的部族斗争，也被看作是臣民对君上的作乱。这是以后世眼光论前代之事，有时未免凿枘不通，甚至成为历史实用主义。这种看法直到今日仍可时见。 如有学者认为蚩尤黄帝之战，是当时的平民阶级“九黎”不满黄帝的统治，在蚩尤的领导下发动的反抗统治阶级的暴动；而蚩尤遗族三苗与尧舜的斗争，也被看作是尧舜治下的平民不满统治而举行的反抗斗争，并以“黎”、“苗”二字皆有“平民”之义来作立论根据［2］。此论看似新鲜，其实仍是重复了孔子以来的老论调。把部族斗争看作是阶级斗争，无非是想说明，远在黄帝时代，在今日中国的境内，就已经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而已，这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 然而，当时善卷生活的武陵一带是否在尧帝、舜帝的“王土”之内呢?也就是说，尧、舜当时是否能有效地管理着这块地方? 前文我们已经述及，蚩尤失败后他的遗族被迫向南迁徙，尧舜时代他们居住在长江中游以洞庭湖为中心的今湖北、湖南、江西交界的一带平原地区，被称为“三苗”。韦昭说：“三苗，九黎之后也。”［3］可见三苗为蚩尤遗族。尧帝统治时期，三苗的力量又一度强大起来，他们“在江淮、荆州数为乱”［4］，由此可知其时他们的锋芒已从荆州地区直指淮河地区，以至要威胁到尧帝统治的中心区域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了。于是尧亲自率军对之进行征伐，史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5］，即是指此。这里的所谓“南蛮”就是指的三苗，我国老一辈的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认为这次尧征“南蛮”的事件，表现了“华夏”与“三苗”两个民族集团之间的冲突关系［6］。 大概此次尧的南征并未解决问题让三苗驯服，不久尧又命令舜对三苗进行征伐，这次舜取得了胜利，将三苗打败，并“迁三苗于三危”［7］。据古今学者们研究，三危在今甘肃境内，所谓“迁三苗于三危”，并不是把全部的三苗人民迁徙到了今甘肃境内，只是将其部分迁往，迁往“三危”的三苗后来成为秦汉时期西北西南氐人的祖先［8］，也有部分从三危辗转迁往云贵高原，成为今日西部苗族的祖先。大部分的三苗人民则在舜的进逼下往南退却到了今日的湖南地区。 到了舜即位后，三苗的力量又有所恢复，使舜感到了威胁。《吕氏春秋·上德》载：“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这大概是舜即位早期的事。到了舜统治的晚期，三苗又不驯服起来，舜感到了威胁，于是不得不亲自率众“南巡狩”，即亲自南征三苗。最后，舜竟在南征中“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东汉学者郑玄曾明确地指出：“舜征有苗而死。”［9］可见舜是在南征三苗中而死的。但舜至死也未能将三苗征服。直到禹即位后，还继续对三苗用兵，《墨子·兼爱下》曾记载了禹对三苗用兵前的誓师之辞：“禹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尚书·大禹谟》对此也有所记载。 由此可见，当日三苗所居之地即今日长江以南的湖南地区直到大禹在位之时，仍属王化之外的非“王土”之地，善卷所居住的武陵，当然也不在“王化”之内，善卷不是尧舜的臣民当可无疑。 二、善卷是三苗的一位首领 善卷之被传述，主要是因为他与尧舜之间的关系和故事。在前节中，我们已经指出，善卷其时所活动的地区应在尧舜的“王化”之外，他活动的地区就是当时三苗活动的地区，他无疑应是三苗部族集团的一名成员。那么，他在三苗部族集团之内又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据有关文献，在尧统治时期，三苗集团的首领还不是善卷。晋人郭璞说：“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10］比郭璞稍早的张华也说：“昔唐尧以天下让于虞，三苗之民非之，帝征之。”［11］二者所记虽小异，一说“三苗之君非之”，一说“三苗之民非之”。其实“君非之”也要率民一起“非之”的，君不可能孤家寡人单枪匹马地“非之”。看来，当时“三苗之君”即三苗首领确实率部众与尧作对，这应该就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尧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之史事。 这位“三苗之君”的结局是被“帝杀之”，看来是被尧帝打败和杀死了。前引《吕氏春秋》“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应该就是指的这一事件。丹水，亦称丹江，发源于今陕西终南山，流经今河南西南部，在今河南、湖北交界处汇入汉水。看来这次战争发生于河南、湖北交界之处，这里当时已是三苗活动区域的北部边境，正是三苗集团与尧舜集团接触的前沿地带。 当时“三苗之君”为何要对尧让天下于舜“非之”不满?郭璞没有说，古籍文献中也找不到与此问题有关的记载。有学者认为，“三苗之君”之所以要对尧“非之”，是因为“盖尧子丹朱不肖，尧以天下让诸舜，三苗之君同情丹朱，而非尧之所为”［12］，这其实亦是揣测之词。当时尧确实将其子丹朱流放到了丹水［13］，我们推测，由于当时三苗部族的实力又一度恢复，他们振兵北上，不过是为了回到他们的故地，恢复其祖先蚩尤旧日的辉煌；而丹朱因不能继位又被流放，自然心怀不满，与“三苗之君”各怀鬼胎，自然一拍即合，他们之间不过只是互相利用而已。《庄子·盗跖》云：“丹朱与南蛮旋举叛旗，尧乃战于丹水之浦。”这一事件正好发生在尧打算禅位于舜之时，于是就被看做是“三苗之君”对尧“让天下于舜”的“非之”。 其实，“三苗之君”是来夺尧之“天下”的。这是两个部族集团之间或按翁独健先生的说法是两个民族集团之间的外部斗争，与尧让天下于舜这纯属华夏集团内部的事务根本是不相干的两回事。 而当此时，善卷可能还只是三苗部族集团内的一位次首领。对于那位主要首领“三苗之君”的做法，他可能是不太赞同的。从他的行事性格看，他应该是主张三苗集团和尧舜集团之间要互相学习，和平相处。他大概在此之前曾因某种原因(或者类似于后世的出使)到过尧的都城，在那里他与尧有过一番全面交流，尧对他的“德行达智”十分佩服，因而在《吕氏春秋》中留下了尧向善卷学习请益的佳话。 “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三苗之君”被杀之后，三苗部族并未失败，他们的“服”也只是暂时的，后来舜继续对其征伐也证明了这一点。三苗此次受挫之后，对受挫原因当有所反思。认识到之所以遭到尧的征伐，以致首领被杀，乃是由于其首领对尧“非之”，即采取了北上攻势的结果。在客观的现实条件下，他们表面“服之”，并迫切需要一位能带领他们适应新的条件走出困境的首领。这样，善卷应该就在此时成为了三苗部族集团的新首领。 善卷能在此时成为三苗首领，应该是现实条件和他个人条件结合的结果。客观上三苗此时已不可能对尧舜集团取攻势而只能退避以求生存，主观上善卷与尧曾有过较好的个人交道。他对尧舜集团的了解也超过了三苗集团中的任何其他的人，他确实是一位能带领其部族走出危险境地保全部族的最合适的首领。以后三苗部族的命运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善卷的带领下，三苗部族集团退过了长江，最终来到了以武陵为起点的西南地区，从此三苗部族在此有了一个较为长期的安定的生存环境。 那么，我们又要怎么看待舜要让天下于善卷这件事呢? 舜即位后，对三苗继续采取了进攻的政策。三苗已在善卷的带领下退过了长江，到了今湖南一带活动，但舜仍不放过，他继续“南征有苗”。然而此时三苗已不是为与舜争天下而战而是被逼到了最后关头为生存而战了，他们的战斗是相当顽强的。所以舜也无法征服他们，最后竟因“征有苗而死”，死在了与三苗作战的战场上。 舜与三苗在今湖南境内进行的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因为不能很快地取得战争的胜利并最后征服三苗，舜可能一度打算采取“和绥安抚”的政策，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招安”政策来解决问题，这应就是《庄子·让王》所记载的舜要将天下让给善卷这件事发生的背景。 所谓“让天下”，不能理解为舜要将整个华夏地域都要让给善卷治理，实际上善卷也没有这个能力。最大的可能只不过是让善卷所率的三苗部族归从于所谓的“王化”，即服从于舜的统治；而舜则给善卷以自治权，将长江以南的今湖南地区或者至多将长江中游洞庭、彭蠡一带地区交给善卷来管理，当然其前提是善卷及其部族至少在名义上成为舜的臣民。这应该就是舜欲让天下于善卷的真实情况。 善卷却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庄子》中记载的他回答舜的那段话，实际上可看作是他代表三苗部族所发表的宣言：自由，不受羁绊，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善卷及其三苗部族“遂不受”，即不接受舜的安排，“于是去而入深山”，在舜的追逼下，善卷率三苗部族继续往西南山区退却。 舜最终也无法将三苗平服，而他本人却死在了“南征有苗”的征途中。 禹继位当上华夏部族集团的首领后，继续执行着对三苗的征伐政策。其实禹一直是主张对三苗采取征伐政策的，在舜即位早期，“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14］，舜当时可能要忙于内部稳定，故不同意禹的主张对三苗用兵；当禹完成了治水的任务，回来向舜汇报时，就曾经说过：“予娶涂山，辛壬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道有功。苗顽不即功，帝其念哉!”［15］禹认为“四海”“五长”都已归服，惟有“苗顽”不肯驯服，并煽动性地对舜说：“帝其念哉!”鼓动舜去征伐三苗。大概舜就是受了禹的这番鼓动才亲自率部去南征“有苗”而最终死在湖南的。 当禹一掌握了权力，立即就对三苗大举征伐，出征前他誓师说：“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16］ 但禹的征伐同样遇到了善卷领导的三苗集团的顽强抵抗。“三旬，苗民逆命”，禹毫无办法，于是益向禹建议不如对三苗采取安抚的策略，益说：“惟德动天，无远弗届……，至诚感神，矧兹有苗。”禹接受了益的建议，于是“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17］。禹领导的华夏集团最终只能采取了与善卷领导的三苗集团和平相处的政策。从此，三苗在以武陵为起点的西南山区，有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生存环境，基本上结束了长期以来的辗转迁徙动荡不安的生活。 直到善卷此时，虽然三苗部族的实力和生存环境已远不能与蚩尤时代的“九黎”相比，但三苗部族集团可说是仍然保持了相当的独立地位，他们与尧、舜、禹所率领的华夏部族集团之间也还基本上保持着一种平行对等的关系。从《庄子》、《吕氏春秋》中关于善卷与尧舜的关系和交往的记载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从我们在上文所述及的尧、舜、禹对三苗的多次征伐也可得到证实。此外，从古籍文献中所记载的当时人们对三苗的称呼更可看出这一点。无论是“三苗”、“有苗”还是“苗顽”，都还是一些中性词，还没有带上后世的“蛮”这样非“人”的污蔑性称谓。 面对着舜和禹部族的进逼，善卷采取的是一种退避保守的政策，如果说善卷之前的“三苗之君”在退避时也不忘抓住时机偶尔反攻的话，那么善卷就全然已没有了进攻的姿态和打算。他率领着三苗部众已完全退入了山林，也从而保持了自己部族的独有特性。 自古以来，在华夏大地上曾有过那么多的部族集团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上演了多少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但也有不少的部族集团最终销声匿迹，汇入华夏部族集团之中而最终与汉族融为一体。然而，蚩尤的遗族，三苗——苗蛮——苗族则数千年一脉相承，至今仍蔚为大观，仍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个性极其鲜明的人数众多的一个少数民族。这个事实的存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也不能不说是作为三苗首领之一的善卷的功劳。须知，部族集团的融合固然可以促进民族乃至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但民族构成的多元性及其文化特质的交相互补，同样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兴旺的重要活水源头之一。 蚩尤为“蛇”，善卷也是“蛇”；蚩尤是进攻中的“蛇”，飒飒飙厉逼人，善卷是退避的“蛇”，卷曲谦抑柔弱。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时期以“蛇”为图腾的九黎——三苗部族民族性格的两个侧面，也代表了这个部族两种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两种不同的历史命运。 蚩尤是苗族人民的英雄祖先，善卷也不失为苗族人民的一位有贡献，有作为的祖先。在主动或者被动的战略转移中，披荆斩棘，开拓了祖国原本蛮荒的南疆，同样为中华民族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善卷的名字和事迹无可争辩地说明了善卷确实是三苗部族的一位首领，而且是对三苗、苗族命运有决定作用的一位首领。我们的这个判断与历史的真实应相差不远，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三、善卷的隐者形象是后世道家文化改造的结果 如果说，后世蚩尤的“乱臣贼子”的邪恶形象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对其歪曲改造的结果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善卷的避世隐者形象则是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对其进行改造的结果。 在《吕氏春秋》中，善卷并不是一位隐者形象。他是居于朝市还是居于山林也不清楚，我们从《吕氏春秋》中只能知道善卷是一位具有较高的“德行达智”的“得道之士”，是一位“布衣”。《吕氏春秋》中也记载有远离世俗利禄的隐逸之士，如石户之农，北人无择两人，据说都是舜的朋友，而当舜请他们出来从政之时，一个是“负妻戴携子，以入于海，去之终身不反”；而另一个则“自投苍岭之渊”［18］，跑到深山老林中隐居去了。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召揽众多学者所编，其思想体系颇为庞杂，其中宣扬了老庄的道家思想也不足为奇。但很奇怪，《庄子》里的避世隐者善卷，在《吕氏春秋》中竟全不见其有一点“逍遥于天地之间”的隐逸之气。 孔子的《论语》，其中也记载了一些遁世隐者的言行，如佯狂高歌的楚狂接舆，“耦而耕”的长沮、桀溺，“以杖荷蓧”的丈人［19］，这些人都是孔子在楚国遇到的隐士人物，他们都是远离龌龊的政治而过着躬耕垄亩的自食其力的避世隐居生活，这是与善卷非常相似的。所不同的是，这些人都是孔子亲身遇到的现实社会中的人物，而不是如《庄子》中的善卷是上古传说中的人物，而且孔子对这些人的态度也是十分不屑的，认为“鸟兽不可与同群”，所以《论语》不记善卷之事也在情理之中。 我们谈到中国古代的学术流派，虽然常将老庄归于一家，实际上老、庄并不相同。李泽厚说：“庄与老有接近连续关系，但基本特征并不同。老子是积极问世的政治哲学，庄子则是要求超脱的形而上学。与老子以及其他哲人不同，庄子很少真正讲治国平天下的方略道理，他讲的主要是齐物我、同生死、超利害、养身长生的另外一套。”［20］因而，我们在《老子》中很少看到避世隐者的言行，而《庄子》与之则大异其趣，大量的避世隐士(包括传说中的隐士和现实中的隐士)出现在其文本的记叙中。如许由、善卷、石户之农、北人无择、缺、王倪、被衣、广成子、楚狂接舆、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子舆、伯成子高等等［21］，自尧舜时代直到庄子之时，这些人几乎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隐士系列。 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庄子所处的时代及其个人境遇和思想极有关系。 庄子生活的时代正是战国中期，战祸连绵，社会动荡，原有的社会秩序已被打破，固有的道德价值体系也不复存在。各诸侯国的统治者竭尽全力扩充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以期吞并天下一统六合；芸芸众生则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期望动乱早日结束而能过上太平的日子；而那些不甘寂寞的游说之士，则纷纷奔走于各诸侯国统治者们之间，鼓动其三寸不烂之舌以逞其说，企图能在平步青云封侯拜相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同时，能够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而对着这世道昏乱、贤愚不明、道德沦丧、人人各为其欲而无所不为的社会现实，像庄子这样社会地位低下(从有关文献记载看，他顶多当过管理漆园的小吏，生活窘困，有时得靠打草鞋为生，有时还得去告贷)，但却不幸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又对人生和社会不肯放弃思索的知识分子，当然有着更为深切而敏锐的感受。 他思考，他困惑，他悲观，他痛苦，茫茫宇宙，路在何方。面对着这不幸的现实，处于这危机四伏的环境中，想到生命的短暂，天地之无穷，以有穷之生命而托于无穷无尽的天地之间，真与白驹过隙有何差别；在庄子看来，利禄、权位、名誉、功业这些世人所孜孜追求的东西，不过是有限的暂时的外在的身外之物，到头来不过是镜花水月一场空；为人在世，要紧的就是保形、全身、养命、延寿，逍遥于天地之间，“物物而不物于物”，不为世俗外物所动，与其终身役役疲惫徒然地去追求那些外在的有限的暂时的东西，不如任性命之情率人心之真，以达到那天地与人共生，万物与我同一的精神境界更有意义。 由此看来，庄子的人生态度其根本点就在于避世绝仕追求精神自由。所以当楚威王听说了庄子的名声，派人以优厚的待遇去请他当宰相时，庄子对之不屑一顾，傲然地回答道：“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之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22］庄子本人这种逃避功名利禄以求保身全性的人生态度与《庄子》书中的隐士们的人生态度是何其相似! 所以，我们可以说庄子本人就是一位隐士的代表和典型。庄子作为士阶层中的隐士代表人物，与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士是决然不同的。儒家之士多陷于功名利禄之中而不能自拔，而庄子的人生态度则是要远离功名利禄的诱惑而保持其自由的心灵和身体，让人高贵的精神从低俗的现实中升华，从而实现“逍遥游”的精神境界。 为了论证自己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理想，证明自己的“避世绝仕”的主张古已有之，自己的隐士实践古有同道，《庄子》书中记述了那么多的古代隐士，这就不难理解了。只是那些上古时代的隐士是否真是隐士，尧舜那时是否也如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一样，已经具备了产生隐士的社会政治环境和经济物质条件，在我们看来，这是值得怀疑的。 尧、舜、善卷时代，还属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军事民主制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时代，外部部落联盟间互相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十分激烈频繁；内部要维持人口常数必须与严酷的自然环境斗争从而发展生产，这不仅需要部落联盟首领的个人努力，也需要部落联盟内部的各种人才和全体部民的共同奋斗。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一位政治、军事或生产方面的人才的成长，必须在集体的生产劳动和军事斗争中的环境中才有可能。一位人才，他既已表现了某方面的杰出才能，他就必须而且也必然自觉自愿地要为其所在的社会集团服务。 况且，在当时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在当时部落联盟间频繁征战的条件下，个别的人要离开他所处的那个社会集团去当什么隐士，他怎么能保证自己生存的物质条件(自耕自食自织自衣不与人合作能否做到，各种自然灾害如何抵御)?他又怎么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不被伤害侵犯呢? 善卷当然不是如后世所说的避世隐者，他只是一位带领三苗部族集团在面对尧舜集团咄咄逼人的攻势时采取了退避保守政策的部族首领而已。但因为他的这种保守退避以求保全整个部族的政策，也即这种整个部族的集体行为，与后世作为个人处世行为态度的隐士行为在形式特征上有着表面上的相似性：都是退避，都以保身全性为目的，且都是隐退于山林；同时，又由于当时部族的集体行为又与部族首领个人的能力、性格、决策密切相关，以致我国古代文献中和传说中常以个人代表了部族，个人的活动和业绩常表征了整个部族的活动与业绩，如“蚩尤作兵”，实际上不可能是蚩尤个人作兵，“神农制耒耜”也应该是一个部族的集体发明，所以三苗部族的集体退避保守行为在后世就被传述为其首领善卷的个人行为，这是善卷成为隐者形象的客观历史原因。 然而善卷的隐者形象似乎也经过了一个较长的演变过程才完成的。可能在战国中期庄子时代尚未定型，即使到了战国末《吕氏春秋》成书之时可能也是如此。《吕氏春秋》中的善卷只是一个具有“德行达智”的“得道之士”和“布衣”，还不是一个避世绝仕的隐者形象，这在上文我们已经有所述及；又如《荀子》中的善卷也只是一位“重义轻利”而辞让帝位的人物，他是否归隐于山林荀子也完全没有提及，似乎吕不韦和荀子所见到的有关善卷的材料，还没出现关于善卷辞让帝位之后隐居于山林的说法。 据古今学者研究，《庄子》一书各篇并非全出于庄子之手笔，一般认为《庄子》一书中的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中，内篇是庄子本人写的，而外篇、杂篇则为庄子后学所作，其中有些篇章可能成于战国末年或西汉初年［23］。 就《吕氏春秋》、《荀子》和《庄子》三书中的善卷形象来看，显然《吕氏春秋》和《荀子》中的善卷形象要更原始些。而《庄子》一书中的善卷是在《让王》篇中出现的，《让王》篇是《庄子》杂篇中的作品，杂篇中一些作品成于西汉初年已为很多学者所认同。看来善卷自耕自食自织自衣“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避世隐者形象，是在西汉初年庄子后学即汉初黄老学者们的手中才最后完成的。 注释： ［1］如上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和湖南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湖南历代人名辞典》“善卷”条的解释即是如此。 ［2］见刘俊男：《华夏上古史研究》，第113～118页，延边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3］见《国语·楚语下》“三苗复九黎之德”韦昭注。 ［4］见《史记·五帝本纪》。 ［5］见《吕氏春秋·召类》。 ［6］见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第3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版。 ［7］见《史记·五帝本纪》，《尚书·舜典》。 ［8］见黄烈：《中国民族史研究》第2章《氐族的来源、形成与融合》有关内容，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 ［9］见《礼记·檀弓下》郑玄注。 ［10］见《山海经·海外南经》“三苗国”条郭璞注。 ［11］见张华：《博物志》卷二。 ［12］见袁珂：《山海经校注·海外南经》“三苗国”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3］《史记·五帝本纪》裴骃《集解》引《汲冢纪年》所记云：“后稷放帝子丹朱。” ［14］见《吕氏春秋·上德》。 ［15］见《史记·夏本纪》。 ［16］［17］见《尚书·虞书·大禹谟》。 ［18］见《吕氏春秋·离俗》。 ［19］均见《论语·微子》。 ［20］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177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21］见《庄子》中的《逍遥游》、《让王》、《齐物论》、《天地》、《在宥》、《人间世》、《大宗师》等篇。 ［22］《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23］参见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一书中的第二章《〈庄子〉外杂篇的年代》中的有关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2月版。 （《善卷、蚩尤与武陵》，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 ~ T2 c' O, P% X& A N6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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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1 20: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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