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伐三苗（节选）

闽南姚斌

尧、舜、禹伐三苗（节选）

李学勤

苗民社会状况，《尚书·吕刑》载：“苗民弗用灵，制以刑，唯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弗用灵”之灵，旧释解作“令”，或“善”。徐旭生引《说文》释“巫”，这很有道理。因为在氏族制度的时代，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只有习惯法。以后，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开始出现各种违背传统习俗的事。正如恩格斯所说，氏族“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势力所打破的……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而对待这些新的问题，开始还是用宗教手段，如民族学资料中常见的“神判”定罪、处理，以后才出现了“法”。所以“苗民弗用灵”，“作五虐之刑，曰法”，是说苗人不用传统的原始宗教的手段维护社会秩序，而是用严酷的刑罚。虽然“神判”往往更为野蛮残酷，但被笼罩在神的光环中，在原始社会仍有很大的权威性。苗蛮集团中首先出现的进步因素反而成了罪行。不仅如此，文中所说“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等谴责苗民人心欺诈，社会紊乱，抛弃信义，背叛盟誓，滥用暴力等等“罪名”，也说明当时苗蛮集团文明因素的成长已走在黄河流域之前。

关于伐三苗的战场，旧说多以为在江南，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引郑康成曰，“(三苗)在洞庭逆命，禹又诛之”，并补充《檀弓》云“舜葬苍梧之野”为证。这种说法当源于《战国策·魏策》所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持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之”。但是，在4000多年前的史前时代，河洛民族能否直至长江以南进行胜利的远征是有待证明的，因此长期以来对“三苗之居”的地望有存疑。钱穆说“此言三苗左彭蠡右洞庭，非后世江域之彭蠡洞庭也。何以言之，江域洞庭在西，彭蠡在东，此言左彭蠡右洞庭，以左孟门右漳釜例之，则左是西、右是东，与江域彭蠡洞庭左右适得其反”。并且考证“古者三苗疆域盖在今河南鲁山、嵩县、卢氏一带山脉以北；今山西南部诸山，自蒲阪、安邑以至析城，王屋一带山脉之南，夹黄河为居，西起蒲潼、东达荥郑，不出今河南北部、山西南部，广达数百里间也”。然而这一地区正是华夏集团活动地区，苗蛮集团文化的北向影响曾达黄河两岸，但这里不是“三苗之居”。而且据今所见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所出战国晚期秦国所属郢县(今天水市北道区、秦城区、秦安县、清水县)地图，“方位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与现在地图方位相同”，也与《战国策·魏策》所说“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釜”的方位相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长沙国南部地图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与现在地图方位适得其反。因此，不能因吴起说的彭蠡洞庭方位与今习惯说法相反，就否定它们是“江域之彭蠡洞庭”。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