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邱县风俗 《三》

六安姚远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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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郎担是回族祖传的“梁子”生意（粱子即扁担），凡经营货郎担者一定要拜师，谓曰：“初左”，祖传为“父子皮”。建国后，随着国营、集体商业的发展，从事货郎担生意的日渐减少。

　　三、生活习俗

　　（一）服饰

　　本县清末至民国期间，穷富衣着差别很大，发型也有所区别。富者，男的穿长袍、马褂，戴六块瓦的瓜皮帽（缎帽壳），颜色按老幼由浅到深；冬季外套八团马褂，前面正身绣有“寿”字，穿皮袄、皮袍，戴皮帽；老人戴风帽，下穿钗裤；夏天穿长衫。穷者，多穿土布（土纺土织）棉袄、夹袄、束腰带、戴猴帽（线织的）；雨天，戴斗笠，披蓑衣。女的穿大短褂，偏大襟，下束百褶裙（穷人无裙），褂边、裤边、裙边用彩色丝线镶嵌，衣服领袖、鞋袜帮底，纳边绣花；女的扎耳眼、戴耳环、耳坠（有金、银、铜、玛瑙、翡翠等不同质地）、手镯、项链、金戒指和涂脂抹粉等，贫富不同，饰物质料有异。

　　清末和民国初年，老幼皆留发辫。男的留辫子，把四周头发剃光留顶发梳辫，拖在身后或盘在头顶。小女孩梳丫角，大女孩梳独辫拖在身后；出嫁后绾成髻盘于脑后，插上簪子，叫“梳纂”，以分别闺女和媳妇。

　　辛亥革命时，提倡剪辫子。男的多剃光头，少数剪为短发，垂于脑后。女孩不梳丫角，以辫子和髻区分闺女和媳妇。民国20年（1931）后，服制、发型有了改进。男的多不穿马褂，改穿对襟短装，取缔留长辫，开始留“东洋头”，戴礼帽（穷人戴毡帽、灯笼帽）、“火车头”帽，女的虽有裙子，但不常用（做新娘、过年、走亲戚时穿裙子），也不镶衣边；富家女子穿旗袍，涂脂抹粉稍减；妇女可以起名、入学和参与社会交往，剪短发渐多。

　　回族阿訇或年长者戴白帽子；长者留胡须。

　　新中国建立后，土布已逐渐被淘汰，多以斜纹布、劳动布、士林布、灯芯绒、府绸等为一般衣料。服装、发型等也有了不断地变化，男女服装的款式和花色品种日渐更新，不拘一格。50至60年代，服式大体为青年装、对襟装、中山装、干部服、工人装等，颜色以蓝、黑、灰、青为主要。男留平头或分头。多戴八角帽或军帽，冬季戴苏式护耳帽，穿“二五”大衣（约二尺五寸长）盛行；妇女留短发或长辫盘于头顶；女青年喜穿苏联大花布；冬季戴方块头巾和围巾；晴纶、尼龙袜逐步代替了棉纱袜；穿胶鞋、塑料鞋者多于穿布鞋。“文化大革命”中，无论男女老幼，特别是红卫兵时兴穿全套草绿色解放军服，背语录包，并以佩戴毛主席像章为荣；女青少年梳双辫或运动头；男女青少年戴黄色军帽。1978年至80年代，服式逐渐趋向西装、港装、夹克、牛仔裤、直筒裤、喇叭裤、健美裤等；夏秋季女青年多穿裙子；冬季男女多穿羽绒衣、雪花呢长短大衣；质地由化纤布到尼晴纶布、混纺布和呢绒等布料。中、老年人爱戴鸭嘴帽；夏季多穿凉鞋；春秋多穿皮鞋；冬季多穿毛皮鞋。城镇女青年盛行烫发，多穿高跟或半高跟鞋，少数戴耳环、项链，留披肩发，扎双辫者渐少；男青年多留大包头、燕尾头、烫发和留胡子。雨天穿深统胶鞋者普遍；手表在城乡基本普及。

　　（二）饮食

　　“干稀搭配”适合本县群众的饮食习惯，但生活习俗有差异。本县东部、南部地区多水稻，群众以食大米为主，麦面、杂粮辅之；西部、沿淮一带多产麦和杂粮，水稻少量，群众以食面和杂粮为主，兼食大米。

　　餐次　本县群众虽一日习惯三餐，但根据家境贫富，年景丰歉而定。旧时，贫苦农民农闲只吃两餐，一干一稀；缺粮户只吃稀饭。富裕农民有省吃俭用的习惯，往往也只吃两餐；农忙季节，增添一餐“下昼”。一般的早晚吃腌菜（腊菜）或其他咸菜，盐头大，免得多吃。中午以蔬菜为主，多自家园里种的。遇到灾年，穷人更难于糊口，只得卖儿卖女，离乡背井，乞讨度日。官宦之家，不管年景好坏，均一日三餐鸡鱼鸭肉，甚至山珍海味。

　　新中国建立后，城乡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一日三餐，建国初至70年代两稀一干，80年代两干一稀，精米细面，杂粮辅之；新鲜蔬菜，肉食禽蛋，食品构成由粗到细，注重饮食卫生，讲究营养。城镇居民有吃早点和饮茶的习惯。中秋节多以子鸡烧板栗为佳肴。过年时，农村一般家庭都要杀猪（自养），多不出售；有困难购只出售部分。把整猪留作食用，是本县人生活的特性之一。因猪肉可作多种菜肴，农家来客招待丰盛。由于饮食和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人口平均寿命增长。

　　本县叶集，一年四季有吃热锅子羊肉的习俗和饮茶习惯，今仍存。

　　回族忌食猪、狗、驴、马、骡等不反刍动物肉和一切动物的血，自死（包括自己宰杀）动物不食，习食牛、羊、鸡、鸭、鹅（除鱼），但须经阿訇宰杀。酒是比猪肉更为严厉的禁品，但在实际生活中，禁猪肉比禁酒更严。忌养猪，禁私宰。“文化大革命”期间，回族居民多自宰自食。

　　饮酒　本县群众历来有饮酒的习惯。俗话说：“无酒不成席”。家里来客，不能没有酒，俗称：“怪酒，不怪菜”。为了助兴喝酒，不管是在宴席上，还是家里来客，都猜拳行令，打杠子（双方用筷子敲击餐桌，喊鸡、虫、老虎、杠子；鸡吃虫，虫蛀杠子，老虎吃鸡，杠子打老虎，一物降一物，输家喝酒）。从80年代起，请客送礼风盛行一时，有的甚至拿公款大吃大喝，吃喝招待是本县一大公害，群众批评一些干部“点上是稀客，面上是游客，酒桌上是常客”。有的群众讽刺说“霍邱县——喝酒县”，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为此，县委、县人民政府多次下文禁止不准用公款大吃大喝，收到一定效果，但仍屡禁不止。1989年，在惩治腐败中，县委、县人民政府规定：从8月份开始，全县每个大小单位，每月都要公布一次吃喝招待帐，写明招待对象，陪客人员，开支金额等，接受群众监督和上级监督部门检查。干部下乡检查工作（短期），凭县人民政府招待所餐券到食堂就餐，实行餐券加补贴制度。对今后带队下去违反规定大吃大喝的，吃喝费由带队负责人和招待单位主要负责人承担。

　　宴席　旧时宴席分等级，俗云：“什么客，什么待”。一等席叫鱼翅席，头碗上鱼翅；其次，有燕窝汤等名菜，共100个大碗。二等席叫鱼皮席，头碗上鱼皮或海参，共40个碗。三等席叫八大海，即八个大海碗装菜（今多兴十大海），每桌席必有大烧圆子（三碗上）和虾米汤（四碗上）两样菜。一、二等席只有官宦之家才办得起，而且有乐队伴奏。三等席延续至今，也有变相八大八小的或32个围碟的。

　　（三）居住

　　本县群众喜住门朝南的房子，因它背风向阳，冬暖夏凉。旧时建房，请“阴阳先生”划门向，看风水，选择宅基他讲究山水地势，门向东南或西南，忌子午向（即正南）；忌门向对山墙；有的因地形地势不利向阳，门对其它方向，若宅基上坡有水道，须建迎水向；若宅基迎街，须建迎街向。宅基应前阔后高，谓之“门前开阔，前程远大。屋后地高，后辈官升”。偏房不能高于主房（堂房）；忌右房（称白虎）高于左房（称青龙），民间有“只能青龙高万丈，不能白虎抬头望”之说。穷家常无立锥之地，更无法谈什么风水，有的借亲戚地角，有的只能利用荒坡、野埂搭个茅草庵予以避风霜雨雪。

　　建房动土开工时，要放鞭炮；上梁时，梁木正中裹以红布或红纸，书写“吉星高照”、“福禄寿喜”等吉利条幅贴上；有的在竖柱上贴“竖柱正逢黄道日，上梁恰遇紫微星”的对联；还要放鞭炮、撒糖果或上梁馍，以示庆贺，此俗今仍存。竣工时，宴请建筑工人，以示感谢。至于室内陈设，则因贫富而异。富者，多以书画、陶瓷、檀木家具；贫者，仅有桌、凳、床等简单必备的生活用具。

　　新中国建立后，群众建房选宅基，择门向之俗仍保留。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城乡人民居住条件逐步得到改善。80年代，城镇居民、机关干部职工多住瓦房和楼房。农村多为一条脊三间坐北朝南的房子为正房，东西屋为厨房或牲口房，围一小院。少数农户由草房变为瓦房或楼房。城镇居民有条件者讲究家中摆设，木器雕有龙凤、花鸟图案等。经过“文化大革命”初扫“四旧”，龙凤花鸟视为“四旧”而焚为灰烬。近年来，城镇居民、机关干部职工讲究室内摆设，墙壁涂上涂料，挂中堂、字画，房内陈设新式家具和家用电器，庭院多栽花种树。农村家庭用家电者尚不多见。

　　（四）行

　　旧时，外出靠步行，少数以驴、马代步，富者坐轿。民国年间，农民送租、小商贩运，皆用木制“红车”，自行车为数不多。

　　新中国建立后，旧时的落后工具已被淘汰，新式交通工具日趋发展。80年代外出，短途多骑自行车、摩托车，长途旅行则搭乘汽车、火车、轮船、飞机。本县砂石路、柏油路四通八达，手扶拖拉机、小四轮、三轮车遍布城乡，私人客车也越来越多。农民外出、进城乘车方便，步行者逐渐减少。自行车在农村也已基本普及。

　　（五）礼节

　　本县人很注重礼节。清末民初，晚辈见长辈、下级见上级说请“某某安”；随从见主人要请安，又叫“打千”；平辈、平级的人，则抱拳当胸，拱手问好或互相“作揖”；当时名士，无论见什么官，只“作揖”，叫“长揖不拜”，以示气节。民国10年（1921）以后，见面只拱手间好，其它礼节已不多见。新女婿第一次见岳父母时，“打千”请安，一直延续到40年代。一般关系的人见面只点头，招手示意。骑车遇到熟人要下车或招手致意。平时来客都让坐、敬烟茶或留饭，客人走时送至门外，以鞠躬、脱帽或握手告别。男婚宴请宾客一般多发请帖（女嫁、生育不发），通常由主人登门邀请或由他人代请；客人入席时互让首席，一般敬老人或社会地位高者坐首席；新女婿随妻回门要坐首席；男婚女嫁时，媒人坐首席。东乡有向客人敬鸡头的习俗。一碗鲜鸡，鸡头置于碗首，主人用倒筷子夹起，向第一等客人敬献，表示礼节。此俗一直沿袭至今。

　　本县有“馏六”的习俗。每逢农历正月十六、五月初六、八月十六，接儿子、媳妇、女儿、女婿过“馏六”。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馈赠衣物，烟酒糖果等物孝敬老人。此俗至今仍存。

　　回族人讲团结，常讲“千里回回是一家”。穆斯林之间互称兄弟，通称“老表”。素不相识的回族人见面时，彼此伸出一个食指，一个说：“安色俩目尔来库姆”（阿拉伯语为‘愿真主赐你平安’)，一个回答：“瓦尔来库姆色俩目”（阿拉伯语意为‘愿真主也赐给你安宁’）。回族人对本民族的穷人以礼相待，所需钱物尽力帮助。称乞丐为“外客”（外来客人）。“外客”只要看到门头上贴有“独阿依”，即“向真主乞讨”的经文，便知这是穆斯林人家，到门前讲一句“色阿布，乡佬”，就会受到主人的热情接待，不但给吃喝，还赠送衣物钱粮。建国后，回族人讲团结互助的良好风尚仍保留。

　　四、婚丧喜庆

　　（一）婚嫁

　　旧时婚姻，多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订婚时要“过庚帖”，也叫“合八字”，即把男女生辰写在红纸上，请算命先生合八字，认为命象合，即决定订婚。然后请媒人下“书子”，也叫“过针线”。男方备聘礼送给女方，为订婚凭据。以后还要下“大书子”，聘礼更多。结婚习俗有下列程序：

　　起媒　即下期单，男方请择期人根据年龄属相，择好婚期备好小礼，将期单送至女方，今农村仍沿此习。

　　催妆男方请媒人把花轿及礼物送到女方。花轿里放一斗米（意为粮食丰满），斗中插一杆秤（意为称心如意），雨箱或盒子上绑一只公鸡，女家酌留回礼，并配只母鸡连同一对鲤鱼等物退回男家。50年代，坐花轿废。80年代县城出现用小汽车、农村用拖拉机迎娶新娘。催妆要备彩礼，今城乡仍有一些人沿用此俗。

　　避父母月　结婚那天，双方父母都得离家躲一天，此俗50年代消亡。

　　出嫁　女子出嫁先要痛哭流涕，表示难分难舍，不忘父母养育之恩。然后举行梳妆仪式：堂屋正中摆上椅子、米斗，花轿门朝里停放门前，由二女搀扶，新娘坐在椅子上，脚踏在红纸包好的一斗米上，由一儿女双全的妇女用线绞去新娘前额上的汗毛，谓之“开脸”；再由伴女梳头。梳毕，头顶红布盖头，身穿大红棉袄，腰系红裙由伴女搀扶上轿，父母及长辈对其嘱咐后，用针线把轿门帘缝好，并将事先准备好的淘米水泼出门外，意为“嫁出门的女，泼出门的水”。女子出嫁，不穿娘家衣。行轿时，嫁妆在前，叫“发嫁”；花轿居中；送亲者随后。花轿到达男方门前时，新郎要面对轿门行三个礼，叫“下马揖”；接着新郎把备好的一斗米和两串铜钱抱到新房内喜床上，叫“抱坐斗”，意为白头到老。80年代，女子出嫁不穿娘家衣，发嫁习俗仍保留，其它旧习已除。

　　布置洞房　男家摆放嫁妆，贴好红窗纸和对联，此俗今仍存。

　　挑盖头　花轿落在堂屋门前，新娘坐在轿内，由客人中选一能唱者，上前开轿门，手扶秤杆，边挑边唱：“小小秤杆圆溜溜，出在鲁班山里头，张班砍来李班修，一路明星照到头，拿到长街做买卖，人家请俺挑盖头。我把盖头挑起来，娘婆二家都发财……”唱完，挑起盖头就走；后由喜东家用香烟、糖果等物换回。

　　拜堂　盖头挑过后，新娘下轿，即与守在堂屋内的新郎拜堂：一拜天地，二拜父母，最后夫妻对拜，此俗50年代已废，今多盛行鞠躬礼。

　　闹房　新娘入洞房后，平辈表兄弟或远门长辈可跟进闹房。俗有三天不分大和小的说法。闹房多分东家、客人两派，互相逗闹，俗话说：“越闹越发。（指家境越发达）。忌与新人属相相克的人闹房。今此俗仍存。

　　送房　即送新郎入洞房。半夜以后，由一人唱“送房词”，众人跟随。入房后，开始撒帐。新郎的表兄弟或亲友用棉籽、花生、红枣等物向新郎新娘猛力撒去，新人不得发火，两旁自然有人用扇遮挡。

　　圆房　送房毕，洞房内摆上酒席，中间一只整鸡，鸡头插花，只看不吃。另摆两碗鸡腿挂面，一束长面搭在两碗中，新郎新娘同时吃，让两只碗由挂面连着，意为夫妻永远心连心，故称“连心面”。闹房人也围坐一席同饮圆房酒。有的地方，待新郎、新娘就寝后，表兄弟们还要听房取闹。

　　次日开拜、下厨房、上喜坟等。四日或六、九日娘家来人瞧，同时接新娘回娘家，叫“单回门”；晚上还要回婆家，叫“一个月不空房”；婚后第六日，新婚夫妻带着礼品到女家看望父母，叫“双回门”；一个月后，新娘再回娘家休房一个月，新娘要给婆家每人做一双鞋，叫“回门鞋”（新郎哥哥的鞋不做）。

　　回族人绝大多数只在本族内结亲，结婚仪式除和汉族相同外，还有“撞亲”习俗。新娘子来到婆家时，新郎要出门迎亲，并要与新娘撞一下，又称“撞亲”。回族人结婚不拜天地；要请阿訇念“伊扎布”证婚，然后阿訇抓起一把花生、红枣撒在新郎怀里，新郎兜起走进新房撒在床上，婚礼结束。建国后“撞亲”习俗已消亡。

　　建国后，国家公布了《婚姻法》，废除旧的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主。回、汉两族男女青年在自由恋爱、相互了解、建立感情的基础上，征得双方父母同意，从中委托介绍人介绍，确定日期，然后到当地人民政府登记，领取《结婚证书》。从50年代至60年代，在婚姻上一般都比较简单，只有一些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用品。70年代至80年代订婚要彩礼，如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家具有大衣柜、五斗橱、高低柜、高低床、书柜、菜柜、写字台、双人沙发或长沙发、大小方桌、床头柜共12件、48条腿，名曰“三转一响四十八条腿”。女到男家，不但要设宴招待，还要给见面礼，最少百十元，大多以六为吉数，如“六百六十六元六角六分”、“六十六斤糖”等，意为“六六大顺，事事如意”；多的高达千元以上。结婚讲排场，大操大办，大收贺礼，一个媳妇娶到家，少则千元，多则数千元，常致男家债台高筑。近年来，县城青年订婚，彩礼要高档的，如组合家具、组合沙发、彩色电视机、双缸洗农机、电冰箱、毛料等；仅见面礼就得数百元以上。农村订婚彩礼已向中档化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有喜事新办，女方不收彩礼，勤俭办婚事；并有参加组织举办的集体婚礼的。

　　1984年10月1日，石店区妇女联合会和共青团石店区委为12对新婚夫妇在区人民政府礼堂举办首届集体婚礼，有各界代表1200多人参加。婚礼上，区长担任主婚人，区委副书记致贺词，县群团负责人宣读贺信，并赠送礼品。12对新婚夫妇还向全区青年发出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一代新人的倡议书。

　　1987年国庆节期间，全县有四乡一村为38对男女青年举行集体婚礼。叶集镇柳树乡观山村14对新婚夫妇向全镇青年发出婚事简办的倡议。

　　（二）其他婚姻形式

　　童养媳　建国前，本县群众收童养媳较普遍。童养媳均是穷苦人家的女儿，因家境贫寒，其父母无力抚养，经男女双方父母商定，将女孩抱至男家抚养，10岁后开始做活，多数童养媳都遭受虐待，至成年后择日磕头，简单结婚，女方父母不得干涉。童养媳婚往往男方年龄大于女方，缺乏感情基础、夫妻关系大多不够和睦。建国初实行《婚姻法》，童养媳习俗随之消亡。

　　娃娃亲　又叫“摇窝亲”，指初生婴儿男女双方还在哺乳期间，就由双方父母托媒说亲、订婚。娃娃亲在建国前较盛行。建国后，农村订“娃娃亲”的仍有。据1989年春在张井乡抽查了52名9至15岁的小孩，其中有27名订了娃娃亲。有的父母认为农村实行计划生育，早订亲早安心，免得以后打光棍。订了亲，逢年过节就要送礼，增加了家庭的负担。更为严重的是，娃娃亲使许多青少年中途辍学。张井乡附中，1989年春开学后，有20多名初中学生离校过早结婚。

　　指腹为婚　亲朋好友间，双方妻子都已怀孕，这时由双方父母口头达成订亲协议，若一方生男，另一方生女，即为子女定下亲事，叫指腹为婚。40年代，指腹为婚者已不多见；今已消亡。

　　换亲　建国前，有人因贫穷无力为儿子娶妻，将自己的女儿去换别人家的女儿做媳妇，称为换亲。其形式，由双方或三方父母作主，不需征得子女同意，进行同时同地的互换或三方转换，叫“对换亲”和“三拐亲”。换亲没有婚姻自由，若有一方女子对换亲不满意者，就会引起婚变，甚至会酿成悲剧。土改后数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因阶级成份决定一人一生的前途，故农村也有少数地主、富农成份人家进行换亲。80年代农村已不多见。

　　买卖婚姻　建国前，穷人迫于生计卖掉妻子或女儿给他人为妻，称为买卖婚姻。70年代末至80年代，有少数人贩子以介绍对象或找工作为名，将四川等地女青年或已婚妇女拐骗来，然后以数百元至数千元身价卖给本县人为妻。在农村这种买卖婚姻已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旦发现，即受到法律制裁。

　　纳妾　建国前有钱势者不管男方年龄多大都可纳妾。妾称“小房”，俗称“小老婆”。在家庭和社会上地位低下。男方亲小疏大，往往造成家庭矛盾，因此，小老婆常受大房（明媒正娶）虐待，其所生子女受歧视，不能享受同等继承权。建国初，国家公布了《婚姻法》，废除了封建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童养媳、等郎媳、一夫多妻”等旧的婚姻制度。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夫多妻的家庭，只要能和睦相处，女方又不提出离婚，仍可保持夫妻关系。纳妾（重婚）是违法行为，建国初已取缔。

　　私奔　建国前，男女青年因志同道合，在婚姻上不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进行抗婚而私奔，终成眷属者有之。建国后，有少数男女青年因多种原因而私奔，以致造成事实婚姻。由于婚前无基础，婚后无感情，因此，这种非法婚姻导致草结草离的婚姻案件增多。

　　女娶男嫁　建国前，招女婿过门俗称“倒插门”，被世人耻笑。招女婿的一种情况是丈夫死了，家有房屋、田产可守，子女需要抚养，迫于封建礼教不愿改嫁，但又需要男人支撑门面，故招夫养子；二是有独女无子，老无依靠，而招“养老女婿”。建国后，人民政府提倡女娶男嫁（即男到女家生活），使有女无子的老人得到赡养，解除其后顾之忧。此婚姻形式，今仍存，但已成为受人赞赏的社会新风。

　　一门两不绝　建国前，官宦之家没有子嗣传宗接代，便把已婚的近亲本房侄儿过门、给他另娶个妻子，只好轮流与两个妻子同房。如果生了男孩，两家都没绝后，称为“一门两不绝”。此俗40年代已绝迹。

　　（三）生育

　　报喜　婴儿生下后，不管是男是女，首先向外祖家报喜。是男孩带红鸡蛋或一支毛笔。是女孩带针、线或一朵花。外祖家备鸡蛋，挂面、红糖、小孩包被、衣服、尿布等去行礼，给见面钱。并向亲朋好友送去红鸡蛋，以示祝贺。报喜之俗今仍存。

　　吃喜面　婴儿生下三天（也叫“洗三”）后，亲友前来贺喜，馈赠红糖、鸡蛋、挂面、母鸡或钱物等礼品。家主请客人吃荷包蛋、挂面或酒席，谓之吃喜面。此俗仍存。80年代农村妇女避孕结扎，盛行吃结扎面”。

　　回族婴儿出生后要请阿訇给婴儿起经名，或“尔撒”或“尤素夫”或“阿依舍”或“索燕儿”……象征吉祥如意。在回、汉族杂居区的回族小孩，还要起个汉文名字。

　　满月　婴儿出生一个月叫“满月”，亲友邻里吃“满月面”，产妇满月后才能串门子、走亲戚，否则人家要你披红挂彩放鞭炮。此俗今仍存。到庙上烧“满月香”旧习已废。

　　抓周　小孩满一周岁时要“抓周”。把书、笔、食物等放在桌上逗其抓取，以卜将来前程志向。

　　小孩第一次理发叫“打胎毛”，要给理发师傅喜钱或设酒席宴请。有的小孩“金贵”留胎毛梳辫子到12岁剪掉，可望“长命百岁”。

　　本县农村有给小孩带“兜肚”的习俗。一至三岁的小孩，无论春夏秋冬，都习惯带“兜肚”，可以预防消化道疾病和感冒的发生，这是因为“兜肚”有暖腹温胃的作用。

　　建国后，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提倡优生优育，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因此，家长对孩子生日的重视有增无减。

　　（四）祝寿

　　旧时富裕之家老年人过生日，端坐中堂，晚辈叩拜，叫“祝寿”，也叫“做寿”。一般要到50岁以后，称“五十大寿”、“六十大寿”。祝寿就象办喜事一样，堂上秉烛焚香，张灯结彩，鸣炮奏乐。亲朋好友送来寿帐、书写寿帖、寿联，并送寿桃、寿匾、寿词和果品等表示祝贺。但当地豪绅常以祝寿为名，广发寿帖勒索财礼。一般穷苦人家无力为老人做寿。建国后，老人过生日，叩拜已除，礼仪简单从事，馈赠布料、钱和其它礼品。家人团聚，设便宴祝福老人健康长寿。县老年人协会曾为80岁以上的离退休干部举行祝寿，馈赠寿糕、鸡蛋糕等礼品。

　　（五）丧葬

　　旧时，丧葬习俗名堂很多，且浪费也大。一般都是木棺土葬。

　　有钱者生前早备棺木、寿衣。人去世先躺在“冷草铺”上，净身后穿上寿衣、鞋帽，钱纸盖脸。然后把棺材放在屋正中，大头朝外，棺底放灰包，尸体放入后，用棉孝衣物塞满，待家人亲友向遗体告别（俗称“掩殓”）后即盖棺封闭。棺头放一把椅子，上有一碗干饭，饭上插一鸡蛋，或放上一只鸡，一双筷子直插碗底。前有一烧纸的“老盆”；门前是丧棚，棚内一桌，桌放灵位，有孝子守护。

　　亲友接到报丧和讣告，前往奔丧，送钱纸、挽联、挽诗、孝帐（白绸）。丧家做丧视其家庭状况，一、三、五、七日不等，人死后第七天为“头七”；满一个月叫“五七”；最多七七四十九天。请来和尚、道士念经，为死者超度亡灵。儿媳、子女都要披麻戴孝或穿白布大褂子。鞋帮蒙上白布，由于亲属远近不同，蒙布长短不一。孝子手执丧棒，守灵，向吊唁者“谢孝”。不论尊卑一律磕头，然后由孝子“谢孝”。这时由司礼人呼叫。有身份的人还请秀才作“祭文”（悼词），朱笔点主，叫“开祭”，形式更繁。逢“百日”、“周年”、“七月半”，戴孝上坟烧纸。

　　出棺需选吉利方向（背着“太岁”），或葬或柩，都请阴阳先生定穴。坟地要选风水好、地气足，谓之可出人物或发财的“宝地”。如果死期不好，要设法破除，否则家里要“遭殃”。

　　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死后，不烧纸，不叩头，不请道士立向，请牧师祈祷、洒“圣水”。

　　回族丧葬不论穷富都主张速葬。殡葬时不用棺材，死者也不穿寿衣，将其沐浴净身后，用大小“克方”（白布单）裹身，放入装饰讲究的棺罩抬到墓地。埋时，将活动的棺底抽出，尸体落土即葬。坟为长形，脚南头北，不起坟头。逢七日、四十日、百日、周年、冥祭（死者的生日），都要请阿訇走坟念经，以示悼念。丧家做“香宁”（用面过油炸）给亲戚朋友吃，以表谢意。回族土葬习俗今仍存。

　　建国后，旧的丧葬习俗渐消，陋习已废。人民政府提倡移风易俗，从简办丧事。50年代起，城镇干部、职工、居民逐步用开追悼会的方式寄托哀思；用戴黑纱、白花代替披麻戴孝；用花圈代替送纸。农村丧葬仍沿旧习，但搞封建迷信活动者为数不多。

　　火葬，即火化。70年代末起为减少土葬占用耕地，人民政府积极推行火葬。1980年，在县城南郊建立了火葬场；1981年开始火葬。火葬者多是机关干部、职工。城关镇对丧葬作出过规定：对城区死人士葬，不准抬棺招摇过市和用汽车送葬。今农村火葬者仍为数不多。

　　五、社会陋习

　　缠足　旧时，女子从小就缠足，俗称“裹脚”，以长布条缠足，时间久之脚骨畸形，双足尖小，谓之“三寸金莲”。脚越小越好看，否则，会受人嘲笑，更难选配佳婿。1919年“五四”运动后，提倡妇女解放，缠足的女子逐渐减少。建国后，缠足习俗已得到根除。

　　结义与结干亲　结义风俗自古有之，到民国时期仍很流行。有些亲朋好友志趣相投，结拜为异姓弟兄或异姓姊妹（大多数是单门独户，怕受人欺辱而结拜），又叫“换帖”。以后象亲兄弟或姊妹一样往来。此举有结义的，但也有少数做坏事的。此俗今仍有残留。

　　结干亲指男孩或女孩认干爸、干妈。有的男孩“金贵”，能认好几个干爸；有的一次认12个干爸，谓之避灾祛邪，长命百岁。每个干爸都按自己的辈份给小孩起学名。认好后，彼此往来，多赠送礼物。俗话说：“干亲不亲（清）”，意思指结亲双方各有目的。此俗至今仍有。

　　看风水和算命　旧时，有专业风水先生，又称阴阳先生，怀揣罗镜，为别人选坟地、选宅基地，看门向；农村葬棺、盖房子甚至用土都请教他，否则不放心。今农村葬棺、盖房等仍有找阴阳先生的。

　　算命先生多为双目失明者，由师傅传授，懂得命书，以算命为生活来源。子女订亲合八字，身患重病，久婚不孕，生活道路坎坷等，要请算命先生算一算。建国后，破除迷信，算命先生绝大多数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或送入残老院赡养。80年代，又出现一些新的算命先生在街头巷尾摆摊骗钱。

　　卖淫　解放前，本县有暗娟，以卖淫为生。当时的妓女多出身贫苦，又受糟蹋。解放后，妇女翻身解放，人民政府对绝大多数的娼妓都进行了适当的安置和婚嫁。为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娼妓活动已取缔。80年代，少数品质恶劣、好吃懒做、贪图享受的妇女采取变相卖淫的形式骗取钱物；一旦发现，政法部门均给予制裁。

　　赌博　旧时，赌博是公开的。不仅乡里有赌博，集上还设有赌场。赌具有四子宝、鱼宝、麻将、扑克、纸牌、骰子（色子）、骨牌等。一些赌棍专靠赌博、开赌场“抽头子”（也叫“吃头局”）为生。因赌博而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老婆的大有人在，甚至赌到家破人亡。逢春节或庙会期间，城乡赌风盛行。民国时期曾多次禁赌，但由于官场带头赌博，有令不行。

　　新中国建立后，赌博被列为刑事犯罪。县委、县人民政府曾多次下文禁止赌博，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赌风仍禁而不绝。50年代至60年代，集体生产，政治空气浓，赌博者较少。“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无政府主义，赌风复盛。80年代，搞活经济，政治思想工作有所忽视，赌风大盛。赌博涉及范围之广，参加赌博人员之多，赌资数额之大，令人咋舌。每场输赢由百元上升到千元，甚至万元。参加赌博的不但有农民、工人、市民，还有干部和知识分子。赌场上放高利贷、吃赢酒，赌徒之间尔虞我诈、明争暗斗，严重地腐蚀了人们的灵魂，败坏了社会风气，淡化了人情观念。赌博成了干扰经济秩序、危害社会治安的一大公害。1988年10月17日至11月8日，县以叶集为重点开展查禁赌博的专项斗争。共查处参加赌博人员151人，其中党员18人，国家干部2人，国家职工48人，教师11人，商人（包括个体摊贩）73人，农民17人。除给予16人批评教育外，其余均被处以治安罚款、拘留和收容审查；罚没款总额9万余元，捣毁赌博窝点37处，没收赌具19副。此后，县纪检部门、监察部门对一批参加赌博的党员、干部、职工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六、社会美德

　　新中国建立初，国家进行“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五爱”教育，至今仍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极左路线的冲击，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被摧残。

　　本县开展“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和“三热爱”活动（“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始于1981年和1982年。几年来，县委在组织、宣传、创建文明单位和“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教育活动中，在全县树立“四有”教育的先进典型192个，评选出文明单位79个（包括文明村），文明户7960户，“五好家庭”12778户。各级党组织开展了移风易俗活动，全县已成立“红白事理事会”738个，建起“妇女之家”222个。

姚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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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I8 P7 a1 ~+ r我们家族历史上有许多先祖迁居六安大地，能帮助了解，提供一点其后人的信息吗？帮助我们寻找宗亲如下：

永笃舒城县油畈冲、永祥长子振海舒城毛坦厂油坊岭六斗冲，其珍六安毛坦厂方家河口，其玉毛坦厂寨连湾，家义毛坦厂严家冲、光荣舒城毛坦厂油坊岭义山，光楷舒城排湖山，其峰舒城西街扁担山，光舒舒城西弄白杨窊，光福舒城中铺梅花墩、光禄光寿光财光源舒城梅心驿、光妥霍山县管家渡林家冲，振璜舒城东四里芋子洼、振晋舒城东四里椒子冲，明贵明以舒城梅心驿、明成梅心驿，正揆舒城梅心驿东四里横山，正申六安州东乡山王河下保，振宇舒城中埠。

我们家族辈行：永振其家 光明正大 现代人：尚承孝友 为国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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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姚远铸

姚尚全 发表于 2013-10-10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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