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字资料与五帝新证（节选）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4-2-28 13: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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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字资料与五帝新证（节选）

王晖

五、新出战国竹简资料与尧舜有关的历史问题

(一)尧、舜家族背景及世系

文献以尧为帝喾之子。《大戴礼记·五帝德》引孔子谓帝尧是“高辛之子也，曰放勋”；(帝系》谓帝喾“次妃陈隆氏产帝尧”；《五帝本纪》云“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是为帝尧”。但由于《帝系》等书篇谓后稷、契、帝尧、帝挚皆为帝喾之子，清代以来便引起学者的怀疑［1］。从出土的战国楚竹书来看，禹、禼(契)、后稷的出身并不高贵：“三王者之作也，皆人子也”［2］；而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中则谓尧为天子之后：

古者尧生于天子而又(有)天下，圣以遇命，仁以逢时，未尝遇□□并于大时，神明将从，天地右(佑)之［3］。

“将”字原释“均”，非是。郭店楚简明确说尧享有天下是因“尧生于天子”，就是说尧为天子之后，虽未明言天子为谁，但结合古文献则知此天子应即帝喾。《山海经》中曾指出帝尧与帝喾的葬地与活动之地在一起：《海外南经》云“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大荒南经》云“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海内北经》云“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从葬地和活动地来看，似可见帝喾与帝尧及其子丹朱的族属甚近。《唐虞之道》也说“尧生于天子”，虽仍未能肯定尧即为帝喾之子，但也为之增一佐证。

《大戴礼记·五帝德》、《帝系》及《孟子·万章》、《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谈到舜的身世时，只说其父为瞽叟(瞽瞍)，是颛顼之后，但从五世祖“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五帝本纪》)。但战国竹简则进一步指出舜父瞽叟的名字及官职情况。《唐虞之道》说舜为“瞽寞子”：

古者吴(虞)舜笃事瞽［4］寞，乃弋其孝；忠事帝尧，乃弋其臣(简9)。

古(故)其为瞽寞子也，甚孝；秉［及］其为尧臣也，甚忠(简24)［5］。

楚竹书《子羔》简1不仅指出舜是“瞽寞之子”，而且也明言瞽寞职官为“乐正”：

……以又(有)吴(虞)是(氏)之乐正寞之子也。子羔曰：“可(何)古(故)以得为帝?”孔子曰：“昔者而弗世也，善与善相受(授)也，古(故)能治天下，坪(平)万邦。”［6］

此简中的“寞”为笔者新释［7］。《唐虞之道》与《子羔》中舜父“瞽寞”，“瞽”盖为其氏，“寞”可能是其名。瞽叟之名是古文献中所未见到的。

另外瞽叟为有虞氏乐正也是《五帝德》、《帝系》、《孟子·万章》言之不详的。《吕氏春秋·古乐》云：“帝尧立，乃命质为乐……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此言瞽叟是尧时代的人，他做成了有十五琴弦的瑟，在舜时瞽叟所任之职已为仰延所代。《吕氏春秋·古乐》虽未明言瞽叟为乐官，但他所扩张“五弦之瑟”而为“十五弦之瑟”的工作，正好与《唐虞之道》所瞽寞为有虞氏“乐正”相合。从舜父为有虞氏乐正而名“瞽叟”来看，瞽叟之“瞽”可能是官职之称而并非目盲之人。关于“瞽叟”之名的来由，过去约有三说：一是说瞽叟为目盲之人，《五帝本纪》述四岳语谓舜为“盲者子”，又说“舜父瞽叟盲”；二是瞽叟为贬称，《尧典》伪孔传云“舜父有目不能分别好恶，故时人谓之瞽，配字曰瞍”；三是说“以瞽为官名”，此为清人汪中说［8］。瞽在上古为盲人亦为乐官之称。《国语·周语上》“瞽告有协风至”；《周语下》“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而舜先祖虞幕以来世袭乐职：《郑语》云“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左传》昭公八年云“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说明虞舜先祖自虞幕以来以至瞽叟，一直为乐官，那么，清人汪中所说瞽叟之瞽为官名是有道理的。

古史传说谓尧有九子，但未在九子中选立接班人，而以舜为储君。《孟子·万章上》云“帝使其子九男二女……以事舜于畎亩之中”；《万章下》云“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史记·五帝本纪》发挥《孟子·万章上》之言说“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淮南子·泰族训》亦有相近的说法。而《帝王本纪》谓尧共有十子的说法［9］。战国楚竹书之中亦有尧有九子的传说。楚竹书《容成氏》简12云：“尧又(有)子九人，不以其子为后，见舜之贤也，而欲以为后。”依楚竹书所言，“不以其子为后”的九子中应包括丹朱，似乎尧只有九子，与《孟子》所说相合，但与《帝王世纪》所说不合。

至于舜的儿子文献或言只有商均，或言九子。《国语·楚语上》：“舜有商均。”韦昭注：“均，舜子，封于商。”《五帝本纪》正义云舜妻“娥皇无子，女英生商均”。然《太平御览》卷八一引《帝王世纪》言舜有九子：“娥皇无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有庶子八人，皆不肖。”但战国楚竹书中却说舜有七子，《容成氏》简17云：“舜乃老，视不明，听不聪。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禹之贤也，而欲以为后。”有关舜的后代，楚竹书提供了与文献不同的新资料，值得重视。

(二)尧早期居地及其迁徙

古史传说尧始封为唐国，后都平阳。《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太平御览》卷八十引《帝王世纪》云“帝尧氏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卷一五五引之云：尧“及为天子，都平阳。于《诗·风》为唐国，武王子叔虞封焉，更名唐”。依晋皇甫谧所说，尧初封唐县在今河北省唐县东北20余里，后迁徙平阳亦称唐，则在今临汾市西南一带。皇甫谧所说尧初封是否在今河北唐县，尚无证据。但也有学者认为尧初封之“唐”为汉太原晋阳。汉郑玄《毛诗·唐风·唐谱》云：“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日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10］尧以唐为国号，《诗经》“唐风”，实为晋诗，是因晋始祖唐叔虞始封地在唐。《左传》昭公元年载武王妃邑姜“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唐叔虞所封之唐为尧旧都之地，此有春秋时季札所言为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闻《诗·唐风》之乐后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唐虞之道》简1云：“汤(唐)吴(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汤(唐)”是指尧时代，“吴(虞)”是指舜时代，也说明先秦便认为唐是尧的国号。不过，尧不管是在太原晋阳，还是后来迁徙到河东平阳，都是古冀州之地。《左传》哀公六年述孔子引佚《夏书》说：“《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佚《夏书》说尧所居冀方是陶唐氏后来迁徙之地，说明尧早期并不在这一带活动。那么尧早期居地在何处呢?出土战国竹简文字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证据。

《五帝本纪》：“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索隐谓尧“帝喾之子，姓伊祁氏”，并引皇甫谧云：“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河］［11］之南，寄于伊长孺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也。”《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纪》谓尧“或从母姓伊氏”。《帝尧碑》：“有神龙首出于常羊，庆都交之，生伊尧。”［12］《潜夫论·五德志》：“后嗣庆都，与龙合婚，生伊尧，代高辛氏。”皇甫谧所说尧寄于外公家而姓伊祁氏或伊氏，而古代学者认为此说虚妄。《路史·后记十·陶唐氏》罗苹注言：“世谓尧生伊长孺家，而姓伊祁，妄也。伊祁，乃炎帝之姓。”还说：“又云为祁氏，或从母姓伊姓，非其本姓，亦自辨矣。”其实宋罗苹所说是错的，表明他是站在父系社会的角度来看尧的姓氏，自然不得其解。尧是从母居，而姓氏也是随母族姓氏，称“伊祁氏”，名“伊尧”，这种父子不同姓氏的现象正是母系社会的特点。《子羔》简2云：

……与?伊尧之德则甚昷穆与?”孔子曰：“钧也!舜番于童土之田，则……［13］

简称尧为“伊尧”，正与《帝尧碑》及《潜夫论》中“伊尧”称名相同，也印证了皇甫谧谓尧居于外舅伊长孺家并随母氏姓而为“伊祁氏”的说法。

尧为伊祁氏，《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说尧“其母在三阿［河］之南，寄于伊长孺之家”，东汉时《衡方碑》云：“府君讳方，字兴祖，肇先盖尧之苗，本姓□□，则有伊尹，在殷之世，号称阿衡，因而氏焉。”［14］从《衡方碑》文看，衡方之氏是因承先祖伊尹之号“阿衡”而来，伊尹与先祖尧的姓氏相同，“本姓”后所缺二字应是“伊祁”。可见在汉代尧的后人来看，尧与伊尹的姓氏相同，均是“伊”。伊、伊祁的姓氏应来源于尧母族生活在伊水流域的缘故。尧早期活动地区是与伊水流域及其与其不远的丹水流域，《容成氏》简6为我们提供了证据：

昔尧居［15］于丹府与藋陵之间，尧贱施而时时，贪［16］不劝而民力，不刑杀而无盗贼，甚缓而民备（服）。

比较可见，皇甫谧所说“三河之南”与《容成氏》简6所说“昔尧居于丹府与藋陵之间”其实地望正好相合。汉代所说“三河”是指河内河南河东三郡［17］。至于“丹府与藋陵”，楚竹书整理者认为是指文献中的“丹陵”，“似是二者的合称”［18］。此说盖非。“丹府”是指丹城宫府，应在今丹水流域一带。《太平御览》卷八十引《帝王世纪》云尧母庆都“孕十四个月而生尧于丹陵”，说明传说中尧出生地也在丹水流域。《五帝本纪》言丹朱为尧“嗣子”，张守节正义引古本《竹书纪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汉书·律历志下》谓尧“使子朱处于丹渊为诸侯”，《五帝本纪》正义引范汪《荆州记》云“丹水县在丹川，尧子朱之所封也”，引《括地志》云“丹朱故城在邓州内乡县西南百三十里。丹朱故为县”，唐邓州内乡县治在丹水的支流淅水(今老灌河)，其上游与伊水上游特近。尧出生于丹水流域的丹陵，后又封子丹朱于丹水流域，可见丹陵、丹水流域的丹朱故城是尧部族故地。“藋陵”是指阳翟丘陵一带。汉代丹水流域为弘农郡，阳翟为颖川郡，《容成氏》简6所说“昔尧居于丹府与藋陵之间”的地区正好为“三河之南”。

(三)舜部族早期居地及其三徙情况

舜早期居地在古文献中有三说。其一，舜本为冀州之人，在今晋南蒲州、虞乡一带，此说以司马迁、皇甫谧、郦道元等为代表［19］；其二，《世本》等谓舜居妫墟，其地在今陕西汉中市洋县县城之东［20］；其三，《括地志》等说舜所生之地姚墟在濮州雷泽县之东［21］，即今山东省菏泽市与郓城之间；其四，《风土记》佚文等文献谓舜为姚姓，为东夷上虞人，据余姚七十里有汉上虞故县［22］。除第二种说法外，其他三种说法也见之于古书所记载舜曾经活动的地区。《五帝本纪》云：“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此说亦见《墨子·尚贤中》、《吕氏春秋·慎人》、《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等书。《容成氏》简13也有相同的说法：

尧为善兴贤，而卒立之。昔［者］舜静(耕)子鬲丘，陶于河滨，渔于雷泽，孝养父母，以其新(亲)，乃及邦子。

除负夏为卫地之外，《五帝本纪》索隐、正义引诸书对历山、雷泽、河滨、寿丘的地望说法纷纭不一。但大致在今晋南蒲州虞乡、唐濮州雷泽县、汉会稽郡上虞、汉鲁县(寿丘，今山东曲阜)及汉卫国之地(负夏，今河南濮阳清丰一带)等地。笔者认为古书传说言舜活动区域多，实际上是与多次迁徙有关。《管子·治国》“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吕氏春秋·贵因》“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尸子》亦同；《庄子·徐无鬼》亦云“(舜)故三徙成都，至邓之虚而十有万家”。而《史记·五帝本纪》则改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一改动实际上是与司马迁认为舜“冀州之人”的看法是一致的，故历山、雷泽、河滨、寿丘、负夏等地依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所言皆在晋南。此说是不对的。《孟子·离娄下》云：“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这种舜“东夷之人”之说正好与先秦诸子言舜有多次迁徙相合，舜大约初为东夷之人，后逐渐由东向西迁徙直至晋南一带。《子羔》从第1简到第8简都是谈舜的身世和被尧选为接班人的情况，其中第5简云：

……或以摣而远。尧之取舜也，与之言礼，悦□……

从下句看，上话“以摣而远”显然仍是谈舜的情况。“摣”本作上“鹿”中“且”下“又”的三合之形，可隶定为“摣”，而应读为“阻”。此“阻而远”与《诗·秦风·蒹葭》“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中“阻而长”用意同，都是指道路艰险难行而且路途遥远。“以摣而远”中的“以”是“因为”之义，大概意思是说舜所居之地到尧所居的晋中南之地，道路险阻而遥远。这正好与先秦文献所说舜有多次迁徙的情况相合，也与《孟子》所说舜为“东夷之人”的说法相应。舜早期居地并非像司马迁《五帝本纪》等所说是“冀州之人”，舜属“东夷”何地虽不能遽定，但他由遥远的东方向西数次迁徙，最后定居晋南的路线却是可以断定的。

(四)尧舜禅让传说与早期儒家的禅让思想新证

尧舜禅让之说见之于《论语·颜渊》、《孟子·万章上》、《墨子·尚贤上》、《尚贤中》、《荀子·成相》等篇。20世纪30年代，蒙文通先生开始怀疑尧舜禅让传说的真实性［23］，后来顾颉刚先生发表《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24］，认为禅让学说不是起于儒家而是起于墨家，是墨家为了宣传他们的主义而造出来的，起初墨家只提出了尧舜禅让之说，尧舜禅让的故事是后人加添上去的；战国时儒家是受了墨家尚贤主义的影响才产生了禅让之说。后来郭沫若、杨宽等先生也说尧舜禅让传说是从神话化来的［25］。

从传世文献看，正如顾氏所说，儒家所说尧舜禅让的确与墨家不同。《墨子·尚贤上》盛赞尧舜禹禅让：“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尚贤中》亦同。而孟子把禅让传贤与世袭传子的权力归于上天。《孟子·滕文公下》说“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说明孟子是承认尧舜禅让的事实。但孟子认为“尧以天下与舜”之说是不恰当的，孟子认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有天下”是“天”给予的。他解释禹为什么不传贤而传子，说“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到荀子则明确地反对禅让学说。《荀子·正论》：“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夫礼义之分尽矣，擅让恶用矣哉!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气筋力则有衰，若夫智虑取舍则无衰。……曰：‘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议也。……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此篇中的“擅让”即“禅让”。孟子认为传贤还是传子非人力所为，而是上天决定的，这就基本否定了君王禅让说；荀子更是明确反对禅让学说［26］。但这并不能证明早期儒家都不承认尧舜禅让说。《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雍也》记孔子对弟子仲弓说“雍也，可使南面”。“雍”是仲弓之名，“南面”是君主坐北向南听政之位，如无以国让贤的思想，件弓何以会有南面为君的可能?《孟子·万章上》引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这说明孔子是承认尧舜禅让之说的。而郭店与上博楚简更明确反映了早期儒家学派对尧舜时代的崇拜及对尧舜禅让行为的推崇。

《唐虞之道》云：

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故昔贤仁者如此蚄(简1—2)。

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蚄(仿［27］)，爱天下之民。禅之(潮)，世亡(隐)直(德)［28］。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咸由此也(简6—8)。

《子羔》亦云：

……以有虞氏之乐正(瞽)寞(盲)之子也。子羔曰：“何故以得为帝?”孔子曰：“昔者而弗世也，善与善相受(授)也，故能治天下，坪(平)万邦……(简1)。”

特别是《容成氏》中更突出了尧舜禅让的历史故事：

尧是以见(现)贤：履天戴地，竺(笃)义与信，会在天地之间，而包在四海之内，毕能其事，而立为天子。尧为之教曰：“自入焉，余穴窥焉，以求贤者而(壤)让焉。”尧以天下(壤)让于贤者，天下之贤者莫之能受也。万邦之君皆以其邦(壤)让于贤……□□□贤者，而贤者莫之能受也。于是乎天下之人，以……听不聪，尧有子九人，不以其子为后，见舜之贤也，而欲以为后。尧为善兴贤，而卒立之(简8—13)［29］。

舜乃老，视不明，听不聪。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禹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禹乃五(壤)让以天下之贤者，不得已，然后敢受之(简17—18)。

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五(壤)让以天下之贤者，述(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而自取(简33—34)。

明确记述了尧舜禹禅让的传说。三篇都是早期儒家文献，所谓儒家本主张“周道”“世卿”制者、社会转变之时势所迫、不得不适当接受墨家禅让说的说法［30］，是不对的。

《唐虞之道》、《子羔》及《容成氏》所述尧舜禹禅让的事迹，也证明《尚书·尧典》、《舜典》、《论语·尧曰》、《孟子·万章》等文献所言尧舜禅让的可信性［31］。而且笔者以为，综观古文献及其新出土古文字资料，可以发现先秦儒家对尧舜禅让传说的认识在先秦时兴衰命运情况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情况与上述顾颉刚等学者的认识刚好相反。关于先秦禅让观念的发展历程，我们拟另属文详之，此不赘述。

战国时尧舜禅让传说的相信与否有一个时间分界线，这就是战国中期燕王哙禅让事件，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点。燕王哙禅让事件之前一般都是相信这一历史传说的，在孟子之前的子思学派对禅让学说的推崇达到了顶峰。燕王哙禅让事件之后开始以审视的眼光怀疑这一传说的可信性，或归之于上天的安排，或归之于逼上篡位，或归之于谣言误传。以此来看，《唐虞之道》、《容成氏》、《子羔》乃至郭店楚简与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应是公元前318年之前的作品。有的学者认为这些作品是孟子时代甚至是战国晚期的作品，笔者以为是不对的。结合《尚书·尧典》以及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所言原始氏族酋邦社会民主选举酋长的事实［32］，《容成氏》简34“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而自取”。夏启以武力夺得政权，破坏了其前的禅让制度。这就像《新五代史·契丹传》所记契丹部落曾实行酋长选举制，到阿保机时以武力“尽杀诸部大人，遂立不复代”的情况一样。但在阿保机之前，都是由八部大人共推一大人统领八部，若有灾疾或畜牧衰，则八部聚议，“立其次以代之”，“被代者以为约本如此，不敢争”。契丹部落曾实行的酋长选举制与尧舜禅让制基本相同，契丹酋长选举制是阿保机以武力夺权后破坏的，同样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是夏启以武力夺权后破坏的，以此看来我国古代关子尧舜禅让的传说应是可信的。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4-2-28 13:12:44

出土文字资料与五帝新证（节选）

王晖

六、余论

前曾说过，司马迁自言《五帝本纪》是承《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帝系》并参证《左传》、《国语》等书而成。“五帝”之说不仅在《五帝德》和《帝系》有系统表述，《庄子·天运》篇有“三皇五帝”［33］，在《吕氏春秋·先己》、《荀子·大略》等篇也有与“三王”、“五伯”相对应的“五帝”，而且“五帝”的系列也初见之于《国语·鲁语上》。其篇云“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这个“五帝”时代应是从原始氏族社会向早期国家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相当于今新进化论的文化人类学者所说的“酋邦时代”，相当于我国考古学上所说的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不过，这个传说的五帝时代可能还不止“五帝”。《礼记·月令》及《吕氏春秋》十二月纪所言“五帝”有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其中不见《五帝本纪》系统的帝喾、尧、舜，却增加了太皞、炎帝、少皞三帝。从商周甲骨文金文及战国简帛文字来看，殷墟卜辞中有“大夒”(《合集》376反、24963)而可能是“大皞”，长沙子弹库帛书有“炎帝”的记述。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简8云：“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咸由此也。”其中提到了“六帝”，但未言其详。这“六帝”可能是《五帝本纪》的“五帝”加上禹，因为此简是谈禅让，依《夏本纪》及楚竹书《容成氏》所言禹也是实行禅让，先禅皋陶、后禅益的古帝之一，那么这“六帝”之说便与《五帝本纪》的“五帝”系统相近。但也可能是《五帝本纪》与《月令》系统相合而形成的“六帝”。笔者以为，依古文献来看，五帝传说时代至少还应有少皞时代。《国语·越语下》：“及少皞之衰也……颛顼受之。”《左传》昭公十七年云：“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以此可见颛顼是继少皞而即位的。传说的“五帝”加上少皞也为“六帝”，说明五帝时代不止五位。值得指出的是，“五帝”的五位之数可能是战国学者有意选择的结果，但这五帝在传说时代的历史上的存在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出土古文字资料证明司马迁所言“五帝”确实是古史传说时代一些部族的先祖，也是不应否认的。

对于古史传说时代，我认为荀子的一段话是值得重视的。《荀子·非相》：“以此度之，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这就是说，五帝时代之前已经没有流传下来的人物，五帝时代已经没有流传下来的政治制度，夏商时代有流传下来的政治制度情况，但没有周代政治制度详细，这是因为时代久远的原因。战国晚期荀子的话是对的。汉代学者所说五帝传说时代之前有“三皇”是不可信的，因时间久远“五帝之外无传人”；战国秦汉时期学者所说五帝时代的各种礼仪与政治制度大约也不可相信，因时间久远“五帝之中无传政”。但是战国时期流传的五帝时代这些著名领袖人物及其重要事迹还是应该相信的，也是我们应该根据出土古文字资料和古文献相互印证并重新整理的。

注释：

［1］崔述：《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梁玉绳《史记志疑》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

［2］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子羔》简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3］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简14、15，文物出版社，1998年。

［4］“瞽”依李家浩先生释读。见李家浩：《读〈郭店楚墓竹简〉琐议》，《中国哲学》第20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5］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文物出版社，1998年。

［6］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7］“厨”下部“古”下为“口”上应为“十”(虽模糊但依原简尚可辨)，此可读为“瞽”；“寞”作上“宀”下三“”，盖为“茻”字异体，与“莫”是阳入对转，可读为“寞”。

［8］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中华书局，1998年。

［9］《太平御览》卷八十引《帝王本纪》：“尧取散宜氏女曰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故以天下命舜。”《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纪》亦同。

［10］《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

［11］据《册府元龟》卷二引《帝王世纪》改。

［12］《路史·后记十·陶唐氏》罗苹注引，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13］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子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其中”钧”原释作“钦”，“番”原释上“来”下“田”。今据原字形释作“钧”(通“均”)和”番”(通“播”)。

［14］高文：《汉碑集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15］此字原作“凥”，为“居”字的本字。李零先生均读为“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254页)。笔者认为应读为“凥”。

［16］此字整理者原释为上“宀”下“頁”，而疑为“赏”字之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255页)。笔者认为依字形应隶定为“贪”字。

［17］《史记·货殖列传》：“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高祖本纪》云“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集篇引韦昭注曰“(三河)河南、河东、河内”。

［18］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9］《史记·五帝本纪》“舜，冀州之人也”；《太平御览》卷八一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谓舜“家本冀州”，郦道元《水经·河水注四》说法亦同。

［20］《汉书·地理志上》“汉中郡·西城”下颜注引应劭曰：“《世本》：妫虚在西北，舜之居。”《水经·沔水注上》云：“汉水又东迳妫虚滩。《世本》云：舜居妫汭，在汉中西城县。”《后汉书·郡国志五》“汉中郡”下云“成(城)固，妫墟在西北”。舜所居妫墟之地，或云在汉中西城，或云在汉中城固，这应是不同时期的政区归属不同，按《水经·沔水注》所言其地应在今汉中市洋县境内。

［21］《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姚墟在濮州雷泽县东十三里。《孝经援神契》云舜生于姚墟。”《水经·瓠子河注》云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作洮城，或谓桃城亦作姚城，因姚墟而名，即舜所生之地(见杨守敬：《水经注疏》中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又谓大城阳县故城西北十余里有雷泽，即舜所渔之地。

［22］见《太平御览》卷八一引《风土记》，《五帝本纪》正义说法同。而《五帝本纪》正义引《会稽旧记》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与上说略异。又《水经·阳江水注》引《晋太康地记》谓上虞县南虞宾、王莽会稽，是舜避丹朱之处；《五帝本纪》正义引顾野王谓越州余姚县是舜后支裔所封之地；与上说有更大的不同。

［23］《蒙文通文集》第5卷《古史甄微》，巴蜀书社，1999年。

［24］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第7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5］郭沫若：《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郭沫若全集·历史综》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杨宽：《读〈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第7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6］《荀子·成相》亦有尧舜尚贤禅让的说法，其篇云：“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尧授能，舜遇时，尚贤推德天下治。虽有圣贤，适不遇世，孰知之。……舜授禹，以天下，尚得推贤不失序。”笔者按：《成相》篇所说尧舜让贤的说法与《正论》篇反对禅让的言论正好矛盾，也与《礼论》“贵贱有等，长幼有差”的礼制思想冲突，《成相》大概是荀子收集民间“相”体的歌谣俗词而成，非荀子本人所作。《礼记·曲礼上》及《檀弓上》“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中的“相”就是这种歌谣体。

［27］此字本作上“方”下“虫”，原整理者读作“方”。笔者认为此处应读作“仿”，义为仿效。

［28］此“直”原整理者读为“德”，是对的。古文《书·皋陶谟》“其弼直”，今文《皋陶谟》作“其弼惪”，《夏本纪》作“辅德”。“德”古作“惪”，“惪”以“直”为声，故此“直”是“惪(德)”的借字。

［29］“以求贤者而让焉”一语，原整理者列于“尧为之教”的引语之外，笔者认为应列于“尧为之教”的引语之中。第9简中“尧是以见贤”的“见”，原释文释作“视”，非，依原字形应读作“见”。“包在四海之内”中的“包”本作外“橐”形“缶”声，可读为“包”，“缶”古音非母幽部，“包”帮母幽部，古无清唇音，故缶、包音同可通。

［30］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31］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

［32］徐中舒先生据契丹、蒙古族和满族曾实行推选酋长的制度，认为所谓的禅让制度就是原始社会的推选制度。见《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下册。

［33］《庄子·天运》曰：“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柤梨橘柚邪！”

（《考古学报》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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