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的精神根脉与当代重构——读唐曾孝先生《北游记》

闽南姚斌

孝道的精神根脉与当代重构

——读唐曾孝先生《北游记》

在中国历史上，孝道长期被奉为“仁义之本”与“百善之首”，对中华民族的道德、宗教、政治、民俗、艺术等，以及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均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大戴礼记·曾子大孝》指出:“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孝经·三才章》提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钱穆认为中国文化从本质上看是一种 “孝的文化”。他说：“中国人不言孝，何来五千年绵历不断之文化。”[1]但是，近代以来，学界在应该如何对待传统孝道的问题上，却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一是认为传统孝道对我国社会的负面影响太大，太深，必须彻底肃清其流毒；二是认为，传统孝道对于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坚定不移地发扬光大；三是认为，传统孝道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必须批判地继承。这三种观点立论各异，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也都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认为，传统孝道的正面作用与负面影响均十分地深刻而显明，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它，显然不合辩证法；不过要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也似乎很不容易，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精华与糟粕并存，就像同一镜子的正反两面，无法进行机械的切割。

最近，笔者有幸读到了唐曾孝先生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北游记》，深感它对于当前我们思考和解决孝道问题具有很好的启发与借鉴作用。作品叙述了一个现代孝孙的故事。湖南省宁远县38岁的小老板刘湘辉，穿着草鞋，蹬着被称为“孝车”的脚踏三轮车，领着年已98岁且身体瘫痪的奶奶肖新翠，途径五省市，行程2000多公里，终于到达北京，进了“鸟巢”，让其实现了看奥运会的梦想。作为一名“十分出色的记者”和一名“颇有特色的作家”， [2]唐曾孝先生用他那支生花妙笔对“孝车”事件的来龙去脉及社会反响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对主人公刘湘辉、肖新翠的主要经历与情感体验进行了历史的观照，同时融会进了自我对孝道的真切体验与独特思考。在行文过程中，作者善于穿插铺垫，善于制造悬念和谜题，并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深化挖掘。作品既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可以使读者深入其中体验主人公的内在世界，获得丰富的审美感受；又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理性美，有利于读者居高临下去审察和把握事件的全貌，思考和探索事件的深层意义。读完该作品，笔者深感受益匪浅，兹从三个方面概述如下：

（一）现代社会对孝行的尊重与需要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社会流动更加频繁，青年人的工作节奏明显加快，生活压力不断增大，享受家庭温馨生活的时间和机会越来越少，往往淡忘了对老年人的关爱与照顾。与此同时，父母在养育子女方面所付出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思考孝道的问题。因此，主人公刘湘辉独特的孝行很快就引起了宁远县政府、北京某街道居委会、K185/5列车运行团队等部门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热情关照。

就养老方式而言，中国广大农村的家庭化养老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化养老存在着质的不同，虽然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应该是要建立健全社会化养老方式，但是，西方社会化养老方式所凸显出来的亲情淡薄，老年人容易陷入孤独与寂寞等弊端也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高度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将眼光投向了中国式的孝道。因而当刘湘辉的孝车驶进北京城以后，引起了英国、日本、韩国以及阿拉伯国家记者的极大兴趣，他们视老奶奶为“一流名人”，决心要将祖孙俩的事迹介绍给本国人民，为采访她而进入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战备”状态。包括国际奥委会高官在内的国际友人纷纷与祖孙俩合影留念，送给他们形形色色的纪念品。由此可见，当今社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也无论是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国家，还是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对于孝行同样感动和尊重，对于孝道同样有着急切的需求。

（二）传统孝道在当今社会的存在与影响

马克思曾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3] E·希尔斯提出，传统即为现存的过去，它与任何新鲜事物一样，是现在的一部分。[4]因此，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是否承认，也总得生活在传统当中。《北游记》中的刘湘辉也是如此，孝的观念作为文化基因早已渗入了他的骨髓。他的家乡湖南宁远是九嶷山舜帝陵所在地，他自幼熟悉舜帝孝亲的传说；他现今的居所附近建有舜帝广场，平常抬头就能望见高大的舜帝塑像，所以，比起一般人来，他孝行的思想源泉更为显明。他坚信，只要他对奶奶好，将来子孙们肯定也会对他好，对社会好。[5]他脚蹬三轮踏车，带着奶奶上北京，不仅为了见证自己的孝道，同时也是为了显示和宣传传统孝道。当祖孙俩得到他人的赞美和帮助时，刘湘辉清醒地认识到“大家都是冲着中国传统美德，为着一个‘百善孝为先’奔来的，是在尊重老人，尊重孝顺老人的孝子贤孙。”[6]刘湘辉年轻时找对象有三个条件：“对奶奶要孝”、“愉快地招呼奶奶”、“孝得奶奶发笑”。[7]这一观念，显然受到了孔子“色难”思想的影响，强调做子女的应该和颜悦色奉养父母或承顺父母颜色，给予父母精神上的慰藉。作者唐曾孝先生在《北游记》单行本的扉页上，印上了“谨以此书献给全世界的孝子贤孙”的献词。在作品中他多次借人物之口，颂扬了孝的品质，并将这种品质归入传统美德的范畴，因而作品宣传弘扬孝道的主旨是很明确的。由此可见，近代以来，传统孝道虽然屡经炮轰批判，但是它烙在中国人灵魂深处的印痕却是无法磨灭的。他对唐曾孝先生，对《北游记》及《北游记》中主人公的影响显而易见。

（三） “孝车”故事为孝道注入了全新的内容

如前所述，刘湘辉践行和宣传孝道，唐曾孝先生记录与讴歌孝道，都高举着传统的旗号。但是，在笔者看来，他们所展现和讴歌的孝道却具有全新的内涵，与人们所熟知的传统孝道大相径庭。

一是真挚浓郁的亲情。传统孝道虽然也讲内在的亲情，要求子女常思父母的生育之情、养育之恩和教育之泽，但是它更为强调子女的外在义务。众所周知，舜帝对父母的孝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并没有因为父母的品行不好，或曾虐待、谋杀自己而有所动摇和改变。周山东，程林辉指出：“传统孝道是敬畏胜于亲爱，角色胜于感情的，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孝道异化现象的发生。”[8]而《北游记》中刘湘辉对奶奶的孝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的行动。奶奶肖新翠曾像“鸡婆护崽崽一样”，付出千辛万苦拉扯大两个小孙子，使他们在残缺的家庭中，在极度贫困的物质条件下，仍然能过上合合美美的生活，享受到难得的爱与温暖。回想过去的艰难岁月，刘湘辉真切地感受到，没有奶奶，就没有他自己，更没有他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他说：“奶奶是我的天，是我的上帝，奶奶离不开我，我没有奶奶等于没有天没有上帝了。”[9]刘湘辉始终强调自己带奶奶上北京看奥运会决不是作秀，因为作秀是没有真实情感可言的，而他的行为却是源于“三真”：真心、真情、真诚，二者存在质的区别。

二是平等和谐的关系。传统孝道虽然认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一种双边关系，父慈与子孝是相对应的，但是却更为看重子女单方面的义务，所谓“五违”、“尊亲”，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所谓“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等，都非常形象地表明了这一点。而在《北游记》中，奶奶肖新翠与孙子刘湘辉之间的关系却不同，他们相互理解、相互关心、彼此尊重，在人格上完全是平等的。奶奶肖新翠教育两个小孙子，主要是凭借深沉的爱而不是严厉的惩罚。小孙子犯了错误，只要承认了自己不对，她就将其紧紧搂在怀里。孙子们惹了祸，她顶多也只是用假装自杀来吓唬吓唬他们。祖孙们在一起，最常见的娱乐是打趣，是“逗笑”，气氛非常欢快，也非常民主。刘湘辉带着奶奶上北京并不是因为长辈的命令不可违，而是为了报恩，满足饱经风霜的奶奶“指头那么大的梦想”与渴望。同时也是将心比心，因为他想到自己因做生意跑了小半个中国，为什么就不能让奶奶也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呢。在“北游”途中，祖孙俩相互体恤，彼此关切，其情景也确实令人感动。

三是朴实而浪漫的追求。舜帝作为孝子，大棒辞，小棒受，中年以后还“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其人格怎么看都显得有些异样。受此影响，二十四孝中不少孝子的行为都带有病态性质。《北游记》中的主人公则与此不同。刘湘辉作为一位过着小康生活的老板，脚蹬三轮车，带着98岁的瘫痪老人，风雨无阻，吃尽苦头，跋涉2000多公里去北京。这一行为既体现了他对奶奶的深厚感情，体现了他知恩图报的质朴情怀，同时也极富浪漫色彩，为一般人所不敢想，更不会做。肖新翠也与人们熟悉的老奶奶形象不同，她虽然年近百岁，历经生活的种种劫难，身体瘫痪，但却总是喜欢像少年人一样，举起手伸出“V”字型的手势。2008年除夕之夜，她萌生了进鸟巢看奥运会的梦想，这既是她“从肺腑里发出的呼声，是融化岁月曾经艰涩与沧桑的结果”，[10]自然而质朴，同时也凸显了她敢于做梦，敢于圆梦的浪漫气质，使很多身强体健的年轻人自叹不如。刘湘辉曾将奶奶比做唐僧，将自己比做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的孙悟空。祖孙俩虽然不是神道中人，但是他们的行为却同样充满了浪漫色彩。由此也可见他们对生活充满了激情，充满了爱，他们的性格就像秋日的阳光，明亮灿烂。

四是自由而张扬的人格。传统孝道就子女如何行孝制定了一系列行为准则。如“见父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礼记•曲礼上》）“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等（《论语·里仁》）。受此影响，传统孝子往往呈现出保守内敛、自我压缩的性格特征。《北游记》中的刘湘辉则与此不同，他早早就离家闯江湖，开饭店，开大货车，办砖厂和汽车修配厂等，赚了钱在县城盖起了七层洋楼。他带奶奶去北京，不仅是要看奥运会，而且要向沿途的人、北京人和外国人显示和宣传中国的传统孝道。[11]走一路宣传一路，实践一路。[12]他别出心裁地选择了三轮车作为去北京的交通工具，在三轮车的蒙古包前面印上一个大大的“孝”字，还用红漆在蒙古包两边刷上了醒目的标语，沿途和在北京他编了宣传词随处宣传，曾给人讲课，还接受了中外多家媒体的采访，显得十分招摇。这就说明他个性张扬，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不乏冒险精神，充满朝气与活力，呈现出了与传统孝子完全不同的性格特征。

综上可见，刘湘辉所宣传的孝道与其孝行之间形成了奇妙的对立统一。当人们用传统孝道的眼光来打量他时，往往发现存在难以解释的谜团与矛盾，因而就怀疑他是作秀、是钓名、是敛财，甚至有可能是上访。旁观者议论纷纷，秘密警察跟踪监视均源于此。《北游记》虽然高擎着传统孝道的大旗，但其报道与讴歌的人物却与传统意义上的孝子格格不入。因而读者在鉴赏作品的过程中，往往会激发一系列关于孝道问题的思考，诸如：当今社会是否需要孝道，需要什么样的孝道，我们该如何对待传统孝道，刘湘辉孝行的本质是什么，是否值得推广等。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北游记》并没有就这些问题为我们提供清晰而明了的答案，答案或许只存在于每个读者的心中，因而作品也就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与人文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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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穆：《文化与教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页，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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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谭谈：《为了文坛添风流》，见《石头会唱歌》，唐曾孝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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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3页。

[4] E•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上海：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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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曾孝：《北游记》，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12页。

[6]唐曾孝：《北游记》，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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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唐曾孝：《北游记》，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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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山东，程林辉：《论传统孝道的现代转换》，载《桂海论丛》2006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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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唐曾孝：《北游记》，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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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唐曾孝：《北游记》，第11页。

[11]唐曾孝：《北游记》，第45页。

[12]唐曾孝：《北游记》，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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