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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8 16: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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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就义时,年仅28岁,正当英年。我母亲与之同年,也算得才貌双全,风华正茂。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母亲终身没有再婚。难道这是因为她受封建道德束缚,信守“一女不二嫁”的旧礼教吗?不是的,绝不是!她从青年时代起就是反对封建婚姻、谋求妇女解放的先驱。对一些再婚的战友和同事,她也绝无轻视和反感。惟一能解释的原因是,她对我父亲爱得太深了。父亲的遗像始终摆在她的床头或书房,她经常面对遗像,静坐沉思,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一本载有详细介绍李硕勋的书《红旗飘飘》总是放在她的枕下,经常取出反复阅读。在任何险恶的环境下,她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父亲的遗书,所以遗书才能完好保存至今。直到她去世后,我和朱琳将遗书的原件送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保管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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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的母亲赵君陶已病魔缠身,她希望有生之年再到西湖一次,那里毕竟是她和父亲初识之地。她终于如愿以偿,在疗养院度过了一个夏天。在我的母亲弥留之际,我和她所疼爱的儿媳朱琳均不在她的身旁,这是我们引为终身的憾事。当时我的妹妹李琼和我的子女们、亲友们守候在她的身旁。她在临终的昏迷中偶尔苏醒过来就问“儿子怎么还没有来?”她最后的话是:“是我把他们拉扯大的”,“不容易啊”,又以微弱的声音说,“要防‘狗’,要防‘狗’啊”,就溘然去世了。我明白她的意思,“狗”就是指特务和叛徒。她是在告诫我,不要忘记过去“狗”的危害,也要警惕可能产生的新“狗”。1960年,吴玉章同志,我父亲的这位老师和战友在悼念李硕勋烈士的诗中写道:“遗骨琼州何处觅,喜看红日照天涯。”母亲多次嘱咐我和朱琳,身后把她的骨灰撒在琼州海峡。我们完成了她的夙愿,她的骨灰终于被安放在海口李硕勋烈士纪念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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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W, p5 c3 m: R& c9 H( _ 第三位对我母亲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她的三姐赵世兰。赵世兰是党内最著名的几位老大姐之一,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出色的党的工作者。大家也许熟知鲁迅先生写的《记念刘和珍君》的文章。刘和珍和赵世兰都是当时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都是学生会的领导人。为了反对反动校长杨荫榆推行恢复封建旧礼教的种种倒行逆施,女师大学生开展了一场震撼北京乃至全国的学生运动。赵君陶和赵世兰姐妹自幼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长大成人后,同在北京读书,同时接受进步思想,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赵世兰还参加了1927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进入低潮时期,她俩都奉党组织之命先后回到四川成都,在她们二哥赵世双家里隐蔽下来,都以教书为生,伺机宣传进步思想和党的主张。1935年,那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困难的年代,红军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许多党的地下组织遭受破坏,她俩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有一个叛徒,后来当了国民党的特务,在成都发现了她们,对她们进行追踪和威胁。在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她们机智勇敢地与特务作斗争,终于化险为夷,逃出特务的魔掌。就因为这件事,她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为“大叛徒”,都错误地受到批判、斗争、抄家等种种折磨。赵世兰年老体弱多病,受不住这样身心的摧残,于1969年1月8日含冤去世。而那时赵君陶已被关进化工学院“牛棚”,正在接受批斗审讯。朱琳冲破了重重障碍,终于见到婆婆。婆婆面容憔悴了许多,身体十分虚弱。对此,朱琳心如刀绞,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婆婆对朱琳说了一段被审讯的经过:专案组问她:“你丈夫都牺牲了,你为什么能活下来?”赵君陶回答:“如果干革命的都死了,哪里有今天革命的胜利。”正义的声音驳得那帮人哑口无言。朱琳深为婆婆的浩然正气所鼓舞。当赵君陶从“牛棚”里释放出来,才得知与她相依为命的姐姐赵世兰去世的噩耗,她决心竭尽全力在有生之年为赵世兰昭雪平反。只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赵世兰的冤屈才得以昭雪,她的名誉和尊严得以恢复,而流芳于后人。9 e1 [0 H9 }9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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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感谢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她是一位不寻常的母亲,首先,她是党的忠诚战士;其次,她又是一位慈祥而严格要求子女的母亲。她为了抚养我们兄妹,真可谓含辛茹苦,饱经磨难。父亲牺牲以后,她带着才三岁的我和遗腹妹妹从上海回到成都。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她既要随时防止特务的迫害,又要携儿带女自谋生计。我幼年时代是在成都二舅赵世双家度过的。我们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有时还相当困难,但我的母亲仍把我送到当时成都最好的成都实验小学读书,使我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受环境所迫,母亲经常更换执教的地方和学校。我的童年与母亲时而在一起,时而分离,不断承受母子分离的痛苦,但我也因此得到锻炼。从小学四年级起就在学校住读,自幼养成独立生活、应付各种环境的能力。6 ]. H2 f1 O# M4 j1 I- q- M+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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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谢母亲在几个关键时刻对我的帮助。1941年,在我13岁的时候,她就毅然决定把我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学习,使我受到党的教育,像父母一样,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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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f) N- [- d* p 我要感谢母亲让我受到高等教育。在建国前夕,党中央决定派遣一批青年到苏联学习经济建设的专业知识。我原来不想去,而她极力主张我去。为此,我们母子之间发生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冲突。她批评我目光短浅,有自满情绪。最后,我听从她的劝告,服从组织决定,到苏联学习了水力发电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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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 d) \. \, e: b- f 朱琳自幼丧母,失去了母爱,是她的婆婆赵君陶给了她第二次真正的母爱。1959年,朱琳怀上我们第一个孩子,住在北京协和医院。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她遇到早产和难产,母亲终日守护在她的身旁。林巧稚大夫问我的母亲:“你是要大人,还是要孩子。”母亲毅然回答:“大人也要,孩子也要。”她的语气是那样的坚决,那样的诚恳,使林大夫深受感动。在林大夫的精心治疗下,朱琳终于顺利产出我们的第一个男孩。人到老年都喜欢自己的孙子,所谓含饴弄孙乐,隔代亲,母亲也不例外。但她在疼爱孙子孙女的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把她自己的品德和学识,通过言传身教留给他们。晚年,我母亲以练书法为乐,写得一手娟秀的“赵”体字。她为孙子和孙女们亲手书写的几篇赠言,充满了对后代希望之情,如今还完整地保存下来。母亲对我们子孙两代的教养之恩,当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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