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17 15:35:58

三、明朝官军对四川人民的残害
　　　　张献忠于崇祯十七年进军四川，一帆风顺，到处迎降。《鹿樵纪闻》所说:“四方郡邑，初惧加兵，故贼号令所至，争先送款。”《荒书》说:“成都州、县皆降，惟崇庆知州王励自焚死，新都知县包某避去。”《明季南略》卷十二说:“由夔州历忠、万，所在军民望风奔逃，并无一矢相加遗者。” 这些，都反映了四川各州县迎降的情况。一开始，不论人民或官僚，都是迎接农民军的。《蜀记》曾记重庆知州潘某藏匿了，“贼檄催缴印，州民迫之出见。”又“新都知县，挂印于县堂，……遁迹于田间，被民擒解。”可以看出当时四川人民对张献忠的拥护。大西建国后，《圣教入川记》也说:“僭位之初，假施仁义，以博民心。……闻献忠有勇有为，能任国事。于是一班官吏(指明官言)，均出任事。”
　　　　可是不久，各地地主便纷纷反叛，而投降的明官也据城抗命了。《鹿樵纪闻》说:
　　　　“四方郡邑，初惧加兵。……既而王祥起遵义，杨展起犍为，曹勋起黎州，各据地自保。而前大学士王应熊，亦聚众起义，缟素誓师，传檄讨贼。袁韬、武大定(“摇黄”的首领)等皆以其兵反正。前守道马乾德(“德”字衍)自达州起兵，逐贼将刘廷举，迎曾英入据重庆。英以书招(殷)承祚，……承祚大惧，即举顺庆降英。”
　　　　《蜀破镜》卷四也说:“初献忠所陷郡邑，建置文武各官，缉捕绅士、富民。时川人(应说是官僚地主)之荼毒未尽者，斩木揭竿，纠集壮勇，杀其伪长，投之火，沉之水，或生剥其皮。”这一来，叛乱的明军，以讨张献忠为名。各自割据城池，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四川人民却大受他们的涂炭了。
　　　　残酷地屠杀人民的是地主阶级武装集团，而不是农民军。使四川人口遭到巨大损伤的，其一是由于明官军的杀掠(包括与明官军合流的“摇黄”在内)，其二是自于清军长期进攻四川的杀掠，其三是清政府和吴三桂集团争夺四川地盘的杀掠。在清初二、三十年为长期战争中，四川人民确实几乎被屠杀光了，但和张献忠并不相干！
　　　　《罪惟录·张献忠传》说:“时官兵淫掠，杀良作俘，民屯聚以拒官军。”这是张献忠在湖南、江西时期官军的情况。反之，张献忠军队则纪律很好，刘献廷《广阴杂记》卷二就说:“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功，则果然也。”(娄有侄曾在李定国营)《蜀碧》卷三也说:“献(忠)初破武昌，有大志，不甚残杀。”封建时代的官军，多数是行同强盗，而明末清初的所谓官军，尤为凶残。冯梦龙《甲申纪事叙》说:
　　　　“今未具饷而先聚兵。兵既聚而饷不足，于是倡为‘打粮’之说，公然扫掠民间。掠妇女则为妻妾，掠家丁则为奴仆。一兵家属，多者至十余人，……其势益不得不出于扫掠。而有兵之处，闾里皆空。未馘一二贼兵，先添万千兵贼，百姓嗷嗷，无所控诉。”(载《国粹学报》己酉第八册)
　　　　既然湖南、江西的官军，以杀掠老百姓为能，江淮、江浙的官军，到处“打粮”，被称为“兵贼”，然则四川的官军又如何呢？请看欧阳直所记明官军抢劫四川人民的情形吧。《蜀乱》说:
　　　　“丙戌(顺治三年)，……时官兵无粮。曾英条议云:‘今沿江冋田，一望荒芜，各营所获牛只颇多，请准兵丁择便屯种，无事则登岸耕作，有警则登舟敌忾。’阁部(王应熊)以田地乃朝廷疆土，百姓己业，末经奉旨，何得给兵？不允其说。于是营兵尽抢劫以自活，自叙、泸以至重、涪，两岸‘打粮’。至一月，路上地方残，民尽饿死，田上尽荆莽矣!”
　　　　在清顺治三年，因明官军的“打粮”，自叙州(今宜宾)到涪陵，沿江一千多里的农民遭到最大的残害。耕牛先被官军抢去，无法耕作，才有“沿江冋田，一望荒芜”的情景。接着官军又“两岸打粮”，于是“地方残，民尽饿死”了。《蜀乱》又说:
　　　　“甲申(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四川各隘兵乱，遍行抢劫。兵备道马乾集兵下渝州，副将赵云贵集兵走龙安，大旗余朝宗自号“红十万”，集兵劫内、富、犍、威，走长寿。总兵甘良臣，副参贾登联、莫宗文、屠隆、曾英、王祥、王启、冯朝宣等，各集兵走忠、涪、泸、合、永、遵、綦、真等处。凡所过所驻，皆抢劫而食。东南大扰，庐舍一空。”
　　　　“丙戌(清顺治三年)，……杨展兵至叙府之南岸，守叙府贼将方都督，扼江拒之。……展兵随势掩杀，贼败走，死者大半。展兵擒掳，城为一空。……上南道(嘉定)周士贞闻报，集军民谓之曰:‘所望者官兵，今官兵入叙，亦复抢掳，……吾当与尔等共逝矣！’因大开六门，传民连夜远遁，全活甚多。……展至嘉，据其城。”
　　　　“己丑(清顺治六年)，……杨展先分各处旧将，俱纵兵劫抢，拔营赴嘉定西南，西川大扰。……冬月二十四日，各弃城散去。袁(韬)、武(大定)入城，大肆掳掠，吊拷炮烙，备极其惨，哀号之声，数日夜始息。”
　　　　“又(酉)阳土豪李调燮，尝对余言及，彼集士兵扎寨时，无粮，每发兵捕人，谓之‘人粮’。凡拿到人口，选肥少者付厨下，余者系瘦，乃给兵士。烹宰俱按整猪羊法。彼受招安，入杨展营，人赠以绰号，曰‘万人坟’(讥讽他人肉吃得多)。”
　　　　沈荀蔚《蜀难叙略》说:
　　　　“(顺治)四年丁亥，……(杨)展遂大肆掠眉州、青神之间，凋残亦与川西等矣！”
　　　　费密《荒书》说:
　　　　“戊子(清顺治五年)，各府州县王公至士庶冢墓，尽皆遭发，十余年未罢。二月，朱容藩还夔府。三月，督师阁部吕大器自贵州出，至李占春营，东南总督杨乔然偕至。大器出而四川鱼烂不可为矣！……容藩……闻广西失守，遂称楚世子，其僚属有光禄、鸿胪之称。吕大器与巡按监察御史钱邦芑移檄讨之。是时，李占春仍屯涪州江口，于大海屯云阳县，谭诣仍屯巫山县，谭文、谭宏屯万县天字城，袁韬屯重庆寨山坪。残民复被杀戮，存者人又相食。”
　　　　很明显地在张献忠失败前后，把四川长江两岸千余里之地(自叙州到巫山)，以及川西南一带，烧杀抢掠，使田地荒芜，人民饥饿死徙的，主要是明朝官军，其次便是地主、土豪的武装，和张献忠并不相干。
　　
　　　　四、摇黄“土暴子”的屠杀四川人民
　　　　在张献忠生前，除掉明官军和地主、土豪的武装残害人民以外，还有一种四川的土军名叫“摇黄”的，杀戮人民最为凶残。这里边分子很复杂，有农民，有流氓，有地主家奴，也有地主、土豪。象后来变成明官军并曾投降过杨展的袁韬、武大定，便是地主、土豪出身，而作了“摇黄”的大头领(《荒书》说:“武大定，贺人龙旧部曲也。”)这种土军，当时也称为“土暴子”。《蜀碧》卷四说:
　　　　“崇祯中，川贼有姚天动、黄龙，聚众劫掠。……而沔阳人袁韬，因奸婶事发，逃投响马贼马潮，胡九思等，继踵姚黄，日事掠杀。及献入，遂乘势据蓬州、仪陇、南部各地方。杀老幼，掳精壮，掘墓开坟，生死无得免者。……顺治二年，我巡抚李国英大破诸贼于遂宁之旷虚坝，九思、潮等走死，韬以残卒数百奔川东，归樊一衡(明宜宾总督)。”
　　　　“各州县乱民，号‘土暴子’，以打衙蠹为名，凡胥吏之有声者，纠众擒之。或投之水，或畀诸火，甚则脔食其肉。官司束手，无可如何。而一时绅士家豪奴悍仆，戕灭其主，起而相应。深山大谷中，竖寨栅，标旗帜，攻劫乡里，以人为粮。……其时川南、川北，畏‘土暴子’甚于流贼也。”
　　　　在张献忠入蜀以后，川北的“摇黄”残部，自加入了袁韬、武大定等地主流氓分子，已变成了“土暴子”，他们没有斗争目标，专以残害人民为事。虽然在崇祯十七年八月，曾以“猺贼五万降于张献忠”之事(《国榷》卷一百二)，但他们仍然盘居于川北原地，张献忠不能过问。因此，“摇黄”很容易为明朝反动政权所利用；而不久，“摇黄”便在袁韬、武大定、胡九思等分别率领下，和明官军合流了。
　　　　“摇黄”亦称“摇黄十三家”。如身临目睹“摇黄”残害川北地区的梁山冯之所写《冯氏历乱记》，就有“忠州总兵胡云凤，与三谭构隙，私通摇黄十三家”之语。有的人往往把“摇黄十三家”和“西山十三家”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西山十三家”是李自成的余部，据夔、归、房、竹一带山区。当时反动派也称之为’“西山寇”。“十三家”之目，是起于崇祯八年农民军的荥阳大会，当时以农民军十三家领头大会农民军首领于河南荥阳，商讨作战方略(《绥寇纪略》卷二)，以后便流传下“十三家”之目，成为定名。但十三家的首领，却不固定，也不限于十三家的数目。李自成的余部支持南明抗清时，有“忠贞营”十三部。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七:“(堵)胤锡为高，李部奏请立名‘忠贞营’。易高得功名曰必正，李过名曰赤心。……忠贞十三部，连营亘二百里。”到以后退据郧西至夔、巫一带山区时，李自成余部即被称为“西山十三家”了。《蜀乱》说:“闯贼余党，合别寇刘体仁、郝摇旗、李登云、塔天宝、王光兴、王友进、党守素等十三家，遁入竹、房各山寨，屯耕自守。”《荒书》也说:“辛卯(清顺治八年)秋，孙可旺(望)遣其将张虎，联络‘西山十三家’李赤心等，并于大海、李占春、三谭等。‘西山十三家’者，李贼余党也。”这里说得非常清楚，“西山十三家”是指李自成“余党”而言，川东其他地方武装，如于大海、李占春、三谭等，并不包括在内。《蜀碧》卷四说:“献忠末败，李自成之众，先溃出关。袁宗第、贺珍(锦)之徒，偕郝摇旗、李本荣、党守素、李永(来)亨等，约结十三家，出入巴渠巫峡间，则所谓‘西山寇’也。”其实李自成余部也不只十三家，《罪惟录·李自成传》说:“及可望入，赤心走楚，同卢、郝等二十八家，拥韩王(朱本 )出没郧阳山中，称尊改元自保。”至于“摇黄十三家”，和李自成余部“西山十三家”，实判然为两，绝无关系。《明季南略》卷十二说:
　　　　“是时‘摇黄’贼自汉中流入川北，川中乱民，恐为献忠所屠，悉附之。……‘摇黄’，原名‘姚黄’，原系汉中土贼姚、黄二姓者为首。后其众既多，分为十三枝，为摇黄。以袁韬为首，拥众十万。……川北保宁，顺庆一带，悉为残破。……张献忠亦不能问。”
　　　　《明季南略》所述“摇黄”的起源与演变是正确的，和《荒书》所记略同。《荒书》说:
　　　　“汉中府为贼略者，遂留川东、川北之山谷间为贼。夜捉人而系之，年余乃解。面颊上刺‘天王’、‘大王’等字，使不得归。归则有司以曾为贼，治罪。久之，党遂众。贼首最著者曰摇天动，曰黄龙，蜀谓之‘摇黄’贼。其掌盘子十三人，号‘摇黄十三家’:曰争天王袁韬，曰震天王蛟龙(《客滇述》作“白蛟龙”)，曰整齐王张某，曰黑虎王混天星，曰必反王刘惟明，曰夺天王某(《客滇述》作“托天王”)，曰闯拾王某，曰争拾王黄鹞子(按，两“拾”字均应作“世”)，曰二哨杨秉胤(《客滇述》作“杨三”)，曰六队马超，曰行十万呼九思，曰顺虎过天星梁某，曰九条龙。遂为四川东北大害。”
　　　　“摇黄”虽然“分为十三枝”，“掌盘子十三人”，号“摇黄十三家”，而实际上头领甚多，不以十三为限，并且互不统摄，行动自由。“摇黄”以“通江、达州、巴州为巢穴，而蔓延于岳池、广元、定远、合州、巴县。凡川东之北岸，任其出没。掳掠人口，则责人取赎。当耕种时，则敛兵暂退，及收成后则复来。……因土人强悍，乡兵四起，相约杀贼。而贼遂逢人即杀。久之，马渐多，器械渐精，且有火器，……遂攻城劫寨，而岳池、邻水等县，无坚城矣”(《客滇述》)。“摇黄”纯粹是一种以抢劫杀掠为生活的流氓“土暴子”武装，和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性质，完全不同(关于农民起义和盗贼土寇的区别，可参看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五章对东晋孙恩、卢循的起义和“作乱”的区分)。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17 15:37:26

关于“摇黄”残害人民的罪行，《蜀乱》所记是这样:
　　　　“乙酉(清顺治二年)，……‘摇黄’贼屠巴州、通江、东乡、太平、达州、梁山、新宁、开县各地方，人烟俱绝。”
　　　　“‘摇黄’贼攻破长寿、垫江、邻水、大竹、广安、岳池、西充、营山、渠县、定远各州县，城野俱焚掠。炮烙吊烤后，尽杀绅士及军民老弱男妇，掳其少妇幼子女入营。所获壮丁，用湿牛皮条绳之，文其面背粮，无人得脱。积尸遍地，臭闻千里。张献忠设监纪通判，驻防参将同有司官赴广安，‘摇黄’贼攻围杀之。”
　　　　“丙戌(清顺治三年)，‘摇黄’贼行十万，争天王，夺世王、争食王、马朝(即马超)，俱移大营屯于广安州之河东。顺江棋布而居，上抵达州、下抵合阳，连营千余里。数日内，草木根俱为采薪挖尽，采粮至月余路而后返。”
　　　　“大清肃王班师，由秦北旋，因蜀中粮绝也，明宗室朱容藩自夔东而南上，招安‘摇黄’贼。封争天王袁韬定西伯，行十万呼九思镇西伯，联络王祥、李鹞子、余大海等，恢复重庆。未几，官兵不和，各散去。城无人烟，草木荒塞(武大定一度降清)。武大定叛杀固原道何士元，奉明宗室秦王，蓄发举兵。大清兵攻之。大定败走三台山，……溃围血战出，遁入川。”
　　　　“戊子(清顺治五年)，……武大定至成都，大饥困，差官投杨展求援。……时袁韬驻泸州，呼九思驻富顺，俱绝粮，饿死甚众，赍兵册投杨展求救。展按月运粮以济之。……令袁韬移营驻犍为，武大定驻青神(“摇黄”的大首领成了明官军)。”
　　　　“杀人之多，……而且为戏乐者，更莫甚于‘摇黄’贼。盖两营（按，指孙可望的“平东营”和刘进忠的“骁骑营“）杀人，秉承于头目。至‘摇黄’贼营内，并二、三尺童子，亦自专其杀，亦逢人便杀。余自西营归里后，又为‘摇黄’执入营。尝见贼每以小儿抛空中，下用长枪刃接儿承之，使儿横签刀上，手足抓跑如飞状。众则哄然大笑。又见将人活绑树上，于肘下戳洞，盘出其肠，缠其身以为乐。又见将小儿提手足，以儿头撞钟，鸣则髓出，众皆称快。”
　　　　“摇黄”在袁韬、武大定、呼九思等率领下，给川东北一带以很大的破坏。他们并无政治目标，时而降附张献忠，时而投降清军，时而又“奉明宗室”变成了明官军。这充分反映了“摇黄”流氓“土暴子”武装的本质。梁山冯之在《冯氏历乱记》中叙及“摇黄”的残杀梁山人民说:“(乙酉)八月，……适里有自贼逃归者，云及十三家‘摇黄’于广安州被重庆曾英杀败，路走梁山，陆续奔溃……旬日后，贼过尽，父率下坝遍访亲友、零星无几矣! …… 同父、叔、弟，俱被系累，其贼甚众，各扯归主，四分星散。……时大雨泥淋，身遭绳束，凄凉愁苦，不可耳闻目覩。”川东梁山邻近各州县，被“摇黄”和清军先后杀掠，最后达到人烟灭绝，千里荒芜的境地，冯之曾穴居野处，采野生植物过活，度过了若干年的野蛮人生活。“摇黄”不但抢劫杀掠，同时也和张献忠为敌，如欧阳直所说，他们曾围杀了张献忠派往广安的监纪、参将和有司官。如计六奇所说，他们的残害人民，张献忠“亦不能问”。因此，关于“摇黄”任情妄杀的罪行，绝不当不加分别，一律诬加到张献忠头上。象上面所说，为欧阳直和冯之亲眼看到的“摇黄”罪行，《明季南略》卷十二“附记”，《蜀碧》卷三等记载，都诬写到了张献忠的账上。《滟滪囊》卷三说:“先是，流贼(指“摇黄”)以献忠住成都，不敢掠川西；曾英拒大江，不敢过川南。惟川北、川东诸州县，恣意去来。山溪寨洞，十存一、二，都鄙士民，千存一、二。久之，数百里寂无烟火，燕巢林止，虎入城市。贼掳掠无得，乃沿大宁、大昌、兴山、竹溪、兴安、紫阳、汉兴、石泉、西乡、秦蜀两界处，苟延残喘。及闻献忠诛，曾英死，整齐王张显，复自巴州至保宁；黑虎混天星、王高，复自苍溪至保宁。伏谒投诚，实怀窥伺之念。王(清肃王豪格)……令曳出斩之。”这里所说的“流贼”，便是“摇黄”。张献忠失败后，“摇黄”的头领，有的投清被杀，有的暂时归附到明宗室朱容藩麾下，合攻过重庆，有的在遂宁吃了清军的败仗，便进入川西。《滟滪囊》卷三又说:
　　　　“戊子(清顺治五年)，……上旨命(李)国英以佥都御史管四川巡抚事。……侦知遂宁地方，贼首袁韬、陈琳、王友进、扈九思、景可勤等，连营旷、罗二坝。……大兵径冲贼垒，贼不知所措，弃妻子辎重奔川西。……岁愈凶荒，贼掠野无获，捕民而食。最堪怜者，饥疲余民，孤踪潜匿，剐树皮，觅野菜，采蕨根，期延残喘。而黠贼深夜登高，遥望烟火起处，潜往劫戮，屠以充饥。……”
　　　　张献忠失败后，清军对川西杀掠了一番，撤退到保宁。“摇黄”进入川西，又是一番破坏，造成成都区域人烟稀少，满目荒凉。但清军和“摇黄”的这一罪行，都被有意识地诬加到张献忠身上。象《蜀难叙略》所记:献忠“夜纵骑登高山远望，见时有火光，……怒其众屠之不力”，就是从“摇黄”的“深夜登高，遥望烟火起处，潜往劫戮”的行为，编造出来的。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17 15:45:03

清军在四川的血腥罪行
　　
　　　　张献忠失败前，川东、川南遭到明官军和地主武装的破坏,川北遭到“摇黄”和清军的破坏。到张献忠失败后，川西才被明军、清军、“摇黄”，特别是清军，轮番杀掠，这才彻底沦于残破。由于此后清军连续不断地向四川人民进攻近二十年，乃把整个四川搞到人口灭绝、城邑破碎、田野荒芜、虎狼纵横的地步。
　　　　从顺治四年(丁亥，1647)到顺治八年(辛卯，1651)，有五年期间，是张献忠部属撤离四川，而明军和清军对垒，反复争夺四川城池的时期。清军和明军内部，也时有内讧，争城劫粮，涂炭人民。据《荒书》所记，顺治五年(戊子)，“袁韬屯重庆寨山坪，残民复被杀戮，存者人又相食。”而这年，清兵“屯保宁、东至顺庆，西至中江县。自什邡县以西，叙州府以南，则杨展屯也。”《荒书》又说：“至南北用兵以来，北以保宁为大镇，中江、顺庆为边;南以嘉定为大镇，而成都为边。”成都既然作了明军的边垒，则当清军先之进攻杨展，以后进攻刘文秀，都是一个首先被反复争夺的城池。而在顺治五年(戊子)以前，成都就被清军彻底破坏了。清顺治三年(丙戌，1646)，“秋八月，献贼弃成都北去。”(《蜀乱》)“杨展前锋至保宁，大清兵入，展复引还。”“大清既诛献贼，令赵荣贵入成都”(《荒书》)，成都便被清军和降军予以破坏。《荒书》记顺治四年(丁亥):“成都残民多逃雅州，采野菜而食，亦有流入土司者，死亡满路。尸才出，臂股之肉，少顷已为人割去，虽斩之不可止。是年春，大清李国英入成都，留张得胜守之，辟草莱而居。国英旋遂宁、潼川。”“白联芳……降大清，为成都都使司。诱得胜裨将张士聪、王材官为乱，夜杀得胜。……自得胜死，成都空。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按，清军入成都后造成的这种残破,《明史》列传都诬加到张献忠身上)杨展趁清军内讧，再度进入成都，“遣塘马四营，分镇成都四城”(《蜀乱》)。)顺治五年(戊子)，“摇黄”武大定被清军围击，逃到川西，进入成都，“大饥困，差官投杨展求援。”这时成都已经空无所有，无法驻扎军队了。杨展最初还勉强“按月运粮以济之”，最后只得令武大定移营驻青神了。至于川北的保宁、顺庆二府，也被清军在几年内逐步破坏。《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载顺治七年《四川巡按张瑃揭帖》说:
　　　　“窃照川中见有保宁、顺庆二府，山多田少，……昔年生齿繁而虎狼息。自遭献逆‘摇黄’大乱，杀人如洗，遍地无烟。幸我大清恢靖三载，查报户口，业已百无二、三矣！方图培养生聚，渐望安康。奈频年以来，城市鞠为茂草，村畦尽变丛林，虎种滋生，日肆吞噬。……据顺庆府附郭南充县知县黄梦卜申称:原报招徕户口人丁五百零六名，虎噬二百二十八名，病死五十五名，见存二百二十三名。新招人丁七十四名，虎噬四十二名，见存三十二名。造册具申到职。……夫南充之民，距府城未远，尚不免于虎毒，而别属其何以堪耶?”
　　　　很明显，川北保、顺二府的“鞠为茂草，……虎种滋生”，是清军“恢靖三载”给造成的。
　　　　据我考察，清军是在顺治二年(1645年)，便进入了四川(据《客滇述》、《荒书》乙酉年记事，及《蜀碧》卷四李国英条)，接着在川北保宁建立了军事据点。先后统兵向四川进攻的大员，有豪格、鳌拜、吴三桂、墨尔很、李国翰和李国英、高民瞻等。直到康熙四年(l665年)，把“西山十三家”全部打败为止，清兵在四川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才算基本停止。目前残存的清军在四川屠杀人民的血腥记录是这样的:
　　　　顺治三年(1646)进攻张献忠:“复分兵四出，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获马骡一万二千二百余匹”(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三年进入成都:“赵荣贵于杨展退出成都后，以龙安降于肃王。王于是使固山檀太追贼党，而使赵荣贵入成都。先时，贼遁月余，杨展、曹勋等侦得之，于九月入成都。……如是者年余。时展等闻荣贵将至，议以成都难守，各引兵归。及荣贵至成都，见千里无烟，无所设施，亦还龙安。”(《蜀难叙略》)
　　　　顺治四年(1647)成都撤退:“明宗室朱容藩来寇，王帅(清兵)退屯保宁。成都守者亦驱残民千余北去，至绵州，复尽杀之。成都之人，竟无遗种。”(《鹿樵纪闻》)“(杨)展即遣杨荣芳、李一进、陈应荣、黄美，恢复成都。……十一月，遂复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客滇述》)
　　　　顺治四年围茂州:“清将赵荣贵围朱化龙于茂州。化龙固守三日(按，“日”应作“月”)，食尽而陷。荣贵复叛清，与化龙盟而去，屯于龙安。方茂州围时，男子肉每斤七钱，女子肉每斤八钱，冢中枯骨皆掘出为屑以食焉。”(《客滇述》)
　　　　顺治六年(1649)进攻中江、潼川、射洪:“叛将王基城旧部林时泰等，前杀基城来降，……令分防中江、潼川。射洪等处。……据城噪叛。……臣遣副将曾纯忠……等，分兵攻剿，斩获无算”(王先谦:《东华录》)。李国英原奏报说:“当阵杀死叛贼不计其数，活擒叛逆五百余名，一并斩讫。获得马骡捌拾伍匹，……妇女五十五口，俱经留营。”(《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
　　　　顺治六年进攻邻水、大竹:“镇臣卢光祖等，率兵往剿。鏖战七昼夜，……二逆先后伏诛，余党悉除。邻、大二县，俱入版图。”(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七年(1650)进攻达东山寨;“上寨斩杀逆贼百十余人，跳岩跌死者无数。共捉获男、妇四十一名，黄水牛九只，大小猪二十只。……十一名发市曹枭首传示。……所获妇女、小子、牛只、器械，分赏有功。”(《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李国英揭贴》)
　　　　顺治八年(1651)令吴三桂进兵四川:“命平西王吴三桂与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率师征四川。”(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九年(1652)保宁防守战:“八月，(刘)文秀率众由永宁趋叙府，本朝守将马化豹等欲俟其至城下击灭之。须臾，文秀拥诸攻具登城，被杀者山积于城下，犹不能克。后城门为象所坏，文秀遂得入。……是日，(白)文选亦取重庆。……文秀乘势率众数万至保宁……攻城。我兵迎战于龙盘山下。良久，文秀大败，遁者又阻于河，遂全军覆没。惟文秀与张黑神等数百人，赖浮象而免。”(《蜀难叙略》)“九月，文秀与张先璧至保宁。大清兵击败之，杀千人，生擒数千人，皆杀之。文秀、光璧以数千残卒，遁归贵州。”(《荒书》)“吴三桂、李国翰奏:巨憝孙可望遣伪抚南王、伪将军王复臣等，率马步五万，入犯西安。巨等退师保宁，为决战固守之计。……贼众大溃，擒斩复臣(王复臣第一次被斩！)及伪将军二百余员，贼兵四万余级，获伪印、象、马、器械无算。”(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十四年(1657)进攻嘉州:“平西工吴三桂率兵破嘉州城，生擒伪总兵龙名扬，招降……四川三州十六县。击败伪抚南王刘文秀马步兵，斩伪将军王复臣(王夏臣第二次被斩!)、总兵王之俊等，获金印及象马等物甚多。”(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十五年(1658)进攻开州:“吴三桂等奏:臣等收复重庆，即统军进发。……有伪总兵梁杰英等，拥贼三千有余，屯开州拒守。我兵奋勇分击，贼大败，阵斩二千有余，获其象马器械，遂克开州。”(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十六年(1659)防守重庆，进攻成都：“诸逆一十三家，……力图重庆，水陆环攻一十五日。……协心战守，杀死逆孽，飘落江水者，不计其数”(《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李国英揭贴》“巡抚高民瞻……进取成都，……追至新津河，阵斩及溺死无算。”(王先谦:《东华录》。李国英原奏，载《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
　　　　康熙二年(1663)三省分路进攻“西山十三家”:湖广提督董学礼奏，前奉命会剿湖广西山巨寇李来亨、马腾霄、党守素等，……统领官兵三万人，凿山开道，……进至李家店。遇贼兵万余人，各路奋击，斩馘过半。……又别遣夷陵镇将恢复归州(今湖北姊归)、巴东、巫山等处，直达夔州。”陕西总督白如梅奏，提督王一正，率兴安总兵官于奋起……进剿逆贼郝摇旗。至房县横水地方，伪罗军门将万余人拒战,大败之，杀贼兵无算。生擒一百七十三人，徇于军。”“四川总督李国英奏:进剿昌宁(即大宁，今巫溪县)，直捣逆巢，渠魁袁宗第乘夜遁去。当阵杀死伪总兵以下六十员。”(王先谦《东华录》)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17 15:47:39

　康熙三年(1664)打败“西山十三家”:“四川总督李国英等奏:蜀中巨寇刘二虎、郝摇旗、袁宗第，抗抚负固。……师次陈家坡，逼近贼巢，满、汉兵奋勇剿杀，贼遁入天池寨。杜敏等统兵进剿，刘二虎势穷自缢，郝摇旗、袁宗第夜遁。杜敏等复追至黄草坪，大败贼众，擒郝摇旗、袁宗第，并伪王朱宗蒗等。数万巨寇，一朝扫平，无一漏网。”“湖广总督张长庚奏，……合剿西山巨逆，郝摇旗、刘汝魁等，业经授首。独李来亨拥众茅麓山(湖北兴山县西北七十里)，最为险峻。官兵昼夜环攻，贼势穷迫，其党陆续下寨归降。八月五日，李来亨全家自缢，举火焚巢。官兵搜剿余党，楚寇荡平。”(王先谦:《东华录》)“刘体纯、郝永忠辈合数万众于八月二十四日攻巫山县甚急，凡八昼夜。九月，大清兵出战，体纯等败走，永忠退屯大宁。……己而大清将军自陕西率兵至四川。十二月，大清兵入陈家坡，再夺老木孔，体纯自缢，举室焚死。大清乘胜以进，至黄草坪，永忠、宗第皆获。惟李来亨居茹茆麓山寨，高险难攻，湖广、四川兵围之。……甲辰(康熙三年)六月十五日，来亨出围国英营垒。既破而败。……八月初五日，(来亨)焚其妻子而自缢。茆麓破，获数千人，皆杀之。惟留妇女，散给营伍。……李、张二贼之余，至是尽矣。”(《荒书》)
　　　　根据以上清军进攻四川的残存资料，可以看出清军屠杀四川人民的惨重。清军的掠杀规律是:进攻时，拼命斩杀，俘获的丁壮，一概杀死;俘获的妇女、小儿、牛只、器物，则官、兵坐地分赃。玫下城池、山寨时，是要抢光、杀光，必使荡然无余而后已;放弃城池时，便把老百姓全部掳走，有时在半路上“复尽杀之”。象这样的反复攻杀，或“竟无遗种”，或“斩获无算”，或“余党悉除”，或“无一漏网”，一直延续了二十年没有停刀，整个四川，焉得不千里荒凉，人烟灭绝呢？
　　　　顺治十五年(1658)，李国英正在调集“秦、蜀、楚三省大兵”会攻“西山十三家”时节，有一位做李国英幕僚的明阆(即阆中)庠生刘达，曾奉命往西宁口外购买战马，解到重庆。他在回川途中，看到川东北一带被“旗兵”破坏杀掠，不堪入目，不由义愤填胸，坚决向李国英请假返里。他给李国英写信道:
　　　　“曩出极塞，办买战马。……已而取道邠、凉，道经孔、雒，返乎三巴。见夫尸体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异，宛如隔世。……辄溉然太息！旋当枕石漱流，与老农老圃，课雨谋晴，富贵功名，讵我所知哉!”(《滟滪囊》卷四)
　　　　从刘达这封书信，可以看到清军屠杀四川人民的一幅缩影。这些血腥的罪行与张献忠又有什么干系呢?欧阳直《蜀乱》在叙述完了清军“攻剿夔东刘、李、党、郝、塔等十三家”后，总束前文说:
　　　　“自此，东、西、南三川，全归清，蜀乱暂定矣！自乙酉(顺治二年)以迄戊、巳(戊戌、巳亥，即顺治十五年与十六年)，计九府一百二十州县，惟遵义、黎州、武隆(故治在今涪陵县东南)等处，免于屠戮。上南一带(嘉定)，稍有孑遗。余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并无人种。且田地荒废，食尽粮空。未经‘大剿’地方，或有险远山寨，间有逃出三、五残黎。初则采芹挖蕨，继则食野草，剥树皮。草木俱尽，而人遇且相食矣!”
　　　　很明显这是清军长期向四川人民进行“大剿”，才弄到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田地荒废，食尽粮空”的地步。欧阳直已说出了清初“屠蜀”的真象。
　　　　在清军中，投降的汉军也和“旗兵”一样是残虐四川人民的。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二说:
　　　　“(吴)三桂镇蜀，虐使蜀人，蜀人咸貳。尽夺献忠将士子女，日置歌舞，诸将恨刺骨。……献忠所部，共推平东将军孙可望为主，潜勒两川散亡诸部曲，合兵袭成都。……三桂大败，弃成都东走。可望逐之，三桂且战且走，两川兵尽起攻本朝之戍守者。三桂仅得反汉中，可望遂踞两川。”
　　　　《明季稗史初编》《平西王吴三桂传》说：
　　　　“文秀善抚士卒，多乐为死。蜀入闻其至，所在响应。重庆、叙州诸郡邑为三桂所克者，次弟失陷。”
　　　　张献忠部属孙可望、刘文秀之能够反攻四川，打退吴三桂，就因为清兵和投降汉军的残民，而张献忠部属却是深为四川人民所拥护所支持的。《滟滪囊》卷四记康熙元年，“吴三桂移镇云南，家属道经四川，年余络绎不绝。船只夫役，供应浩繁，民疲于奔命。……民人逃匿，不获耕耘。”在没有战争的时候，吴三桂的侵害人民，尚且如此，若在军事行动期间，其残暴更可想见。
　　　　清政府自康熙四年对四川人民的屠杀暂告停止之后，曾用“鼓励招垦之法”(《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户部题本》)，招徕他省人民到四川垦荒，企图借此略求恢复生产，增加赋税收入。但四川没有平静多久，到康熙十三年(1674)，因“撤藩”之故，吴三桂和清朝发生决裂，吴三桂部属王屏藩强据了四川。双方为了争夺四川的地盘，进行了七年的血战。四川的残余和新迁来的少数人民，又大部分作了双方刀下之鬼。
　　　　玄烨调兵遣将，要向四川王屏藩、吴之茂等进攻。利用汉将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等，把已经进攻到陕，甘间的王屏藩军打回四川。双方在汉中和川陕边界对峙了几年。清军借口转运困难，粮饷匮乏;又借口北京地震，“房屋倾坏，……人各怀内顾之忧”，请求暂缓进攻。玄烨除严令进军外，在康熙十八年十一月，下了就地“打粮”的“上谕”。《平定三逆方略》卷四十八说:
　　　　“上谕户、兵二部:前据大将军等疏称，王屏藩诸贼，于汉中兴安诸处，拥众数万，坚定抗拒。以此推之，必广储粮饷，为数年之备。今我大兵，骤入恢复之也，贼所聚粮，必已多得。……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俾进蜀官兵，不误支给。……诸将军、大臣等，俱宜殚心储备，所获汉中诸处钱陵米谷，节省支用，副朕灭寇安民至意。此后所至之地，惟宜以此为急务。”
　　　　这纸冠冕堂皇的“上谕”，就是暗示进攻四川的官兵，只要能够拚命打进四川，所到之处，不管城市或乡村，准许大肆抢幼，尽量搜索财物。表面上说:“副朕灭寇安民至意”，实质上，是以牺牲四川人民的生命财产去引诱这一群虎狼将兵贪财忘生地拼命向四川进攻。这完全是明官军“扫粮”政策的扩展。玄烨又敕谕张勇、王进宝等四汉将，规定：“官兵前进，则满洲大兵，亦即相继进剿。”于是汉军在前，旗兵后继，到康熙十九年(1680)一月，已经由广元、保宁而攻下了成都。可是四川人民乃大受涂炭。先被汉军杀戮搜刮一番，紧跟着旗兵又来抢掠一场，诚如李瑨《平贼碑》所说:“甲寅(康熙十三年)之岁，逆藩煽乱，……全川陷失，……士民其瘵。渠邑界在东陲，实当孔道，兵篦寇梳，受祸尤烈。”(见《片石齐文集》)四川人民就在“兵篦寇梳”的情况下，被这群虎狼强盗抢光、杀光了。
　　　　清初的官僚，都知道掩盖自身罪恶的办法，把破坏四川的责任，诬加到张献忠身上。但从他们的四川纪行中(多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仍能看出四川逐步破坏的情形，和破坏逐步加深的程度。
　　　　康熙九年(1670)，王澐随蔡毓荣入蜀安辑地方，他在《蜀游纪略》中说:“经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观盐井。……旁有废井，乃献贼所塞。他邑废井甚多，修复者十未及一。问火井，闻在富顺云。”但到吴三桂战乱后，陈奕禧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押运饷银入川(陈仅是县丞一类小官，偶尔还说几句真话)，他在《益州于役记》中说:“盐亭、南部、阆中、射洪，皆有盐井，……惟南部多至五十二井。盐亭十六，为乱兵所塞，止存其一。”陈奕禧说破坏盐井的是“乱兵”，而王澐却推到二十多年前的张献忠身上，显然是故意栽赃的。王澐入川所见，成都破坏的最凶，只有嘉定还有完整的房舍。他说:
　　　　“成都，……官民庐舍，劫火一空。蔡公至，馆于棘园，即蜀王宫也。……惟有重城，馆舍皆草创。……又至青羊宫，楼观焕然，时贤所重构也。登楼四望，……阡陌宛然，溪流清驶，人烟久绝，尽成汙莱，山麋野豕，交迹其中。野外高丘累累，……城中茅舍寥寥，询其居民，大都秦人矣!(清政府由陕西招徕的)”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17 15:49:20

“至嘉州，……州治未被兵残，庐舍完整，为仅见云。”
　　　　康熙十一年(1672)，王士祯典试入川，沿途所见，荒凉不堪。王在《蜀道驿程记》说:
　　　　“(闰七月)十三日，……次宁羌州。州在乱山中，无城堞。……明末流寇小红狼据之，又经献贼之乱，城郭为墟。”
　　　　“十四日，……二鼓抵黄坝驿。……夜闻呼噪声，询之，云麋多食稼，农夫野宿驱之故耳!”
　　　　“十六日，未午次广元县。……自宁羌至此，荒残凋瘵之状，不忍覩。闻近有旨招集流移，宽其徭赋，募民入蜀者，得拜官。”
　　　　“二十四日，午次盐亭县。……行十五里，次秋林驿，在深箐中。目前种种，如地狱变相。……人家十余，结茅竹在箐中。土人云，蛇虎虽多，与人无害。”
　　　　“二十六日，……哺抵建宁驿。竟日出没荒草中，土人云，地多虎，日高结伴始敢行。”
　　　　“二十七日，……自潼川西来，山险稍平，然泥淖特甚。……弥望百里，田在草间。午后次中江县。……县颓废甚于潼川，境内人户才三十余家。”
　　　　“二十九日，……次汉州。……城中石表，咫尺相望，想见盛时。而城堞室庐，鞠为茂草矣。”
　　　　“八月，……初三日，……午抵成都府。”
　　　　“九月二十五日，发成都府，……次双流县，县已废入新津。……入城，即颓墉废堑，虎迹纵横。”
　　　　“二十八日，……出眉州西行。……弥望荒原，风雨如晦，数十里无饮烟，最为荒阒。”
　　　　“二十九日，……午次夹江县，嘉定州界。……自巴阆走成都至眉，千余里名都大邑，鞠为茂草。”
　　　　王士祯沿途所见的凋残情况是:川北自宁羌到广元，破坏的最凶，“城郭为墟”，居民稀少，“麋多食稼”，“荒残凋瘵之状，不忍睹”。自保宁经成都到眉州，“干余里名都大邑，鞠为茂草”，“田在草间”，城内“虎迹纵横”。可是四川又遭受了清军和王屏藩等七年战祸，到康熙十九年才算基本结束。所以康熙二十一年(1682)陈奕禧运饷银到四川，二十二年方象瑛典试到四川，他俩沿途所见到的情景，更加凄凉了。陈奕禧《益州于役记》说:
　　　　“(十月)四日，……至宁羌州，入北门，四郭皆荒草，缚柴为城门，刺史与城隍同衙。”
　　　　“十三日，十五里虎跳驿。烟火百家，……颇盛于县。”
　　　　“十五日，晤阆中令。……舍舟登陆，以民稀夫少，末得行。”
　　　　“十八日(按，陈在阆中等民伕数日)，渡嘉陵江，稍南上锦屏山。……今逢变乱，古木尽遭逆兵戕斫，无复佳胜。”
　　　　“廿日，渡嘉陵江而南，……高地低田，兵余仅见耕耨。”
　　　　“廿一日，……十里柳边驿，宿馆舍。自入栈来，州邑皆荒残，无复烟火。”
　　　　“廿三日，……十五里紫荆铺小尖。岩阿群鹿，大者如马，往来于荒田中，止息甚闲。……廿五里盐亭县，宿店。”
　　　　“二十四日，……十里庙垭，见虎。……十里秋林归驿，宿店。……终夕群虎逐鹿，呜声绕床不绝。”
　　　　“二十五日，……十五里桃花溪。……土地肥厚，人民不存，鞠为蓬茆。”
　　　　方象瑛《使蜀日记》说:
　　　　“八月，……十七日，是夕泊广元县。……二十日，经苍溪县，……午余抵保宁府。二十二日，渡阆水复陆行。次龙山驿，舍宇颓废。……夜趋柳边驿，不及宿。小猴牙草舍索米，不得，取干粮给从人，燃薪达旦。……二十三日，次柳边驿，颇多居民。……二十四日，由灵山铺至盐亭县。川北自保宁以下，旧称陆海，明末张献忠屠戮最惨，城廓村镇尽毁。田野荒芜，人民死徙，处处皆然。……二十六日，抵潼川州。沃野千里，尽荒弃，田中树木如拱。……九月一日，次汉州，抵新都县，皆名区。乱后中衢茅屋数十家，余皆茂州(指羌人。今设茂汶羌族自治县)，虎迹遍街巷。”
　　　　当王士祯入蜀时节，在亭子口、阆中、盐亭等城镇，还偶见恢复景象:“亭子夹岸居民数百家，有良田沃野。”“阆中人氏城郭，在川北诸郡，差为完好。”“盐亭县……城堞已毁，居民尚数百家。”但到陈奕禧、方象瑛入蜀时，川北个别地区的恢复情况，已行消失。王士祯在亭子口见到“居民数百家”，盐亭县“居民尚数百家”，可是陈奕禧在虎跳驿见到“烟火百家”，便认为很难得了。以王士祯时“人民城郭”“差为完好”的阆中，到陈奕禧来时，竟变成“民稀夫少”，等了几天，才拉齐伕子。一般地看来，残破的程度，又加深了一步。象潼川:王士祯所见，是“弥望百里，田在草间。”但方象瑛所见，是“沃野千里，尽荒芜，田中树木如拱”。田中荒草竟变成树木了!象汉州:王士祯所见，是“城堞室庐，鞠为茂草。”但陈奕禧所见，是“城内外皆林莽，成虎狼之窟。”象成都:康熙九年王澐所见，尚有“棘园”，“馆舍皆新创”，郊外田地“山麋野豕，交迹其中”，“青羊宫，楼观焕然。”但方象瑛所见，则“无使院”，“亦无院署，僦民宅以居”，城内“虎狼且攫人”，青羊官“旧极壮丽，今圮。”请问，象这样地把四川搞得愈来愈荒凉，人烟愈来愈稀少，变成荒草丛树，虎狼横行的世界，究竟是谁的罪恶呢？
　　　　陈奕禧说:中江县“城大而荒，民四十家，赋六金。”方象瑛说:“额赋，大县不过五十金，或一、二十金，甚至四、五金。人亡土芜，目中所未见，招徕生聚，故未易也。”徐乾学在《送姚佥宪抚蜀序》(《憺园文集》卷二十三)和方象瑛一样，把四川的“数被兵革，地荒民流”的惨祸，推到张献忠和吴三桂身上。但戴名世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写的《李县圃唱和诗序》说:“自明之末以来，而蜀已非前日之蜀矣!使子美、务观见之，当如何叹息?”(《南山集》)他言外有物，却不敢明白说出这残害四川的罪首。川东传教神甫古洛东根据清初四川传教记录，在所著《圣教入川记》中写道:
　　　　“张献忠灭后，旗兵在川，一时末能设官治理。彼时川人不甘服旗 *** 下者，逃往他处，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年。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顺治十七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所有官长，皆无一定地点居住，亦无衙署，东来西往，如委员然。此时四川己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康熙六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康熙二十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哀哉川民，无处不被劫掠，殊云惨矣！幸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匪党盗寇，悉为殄灭。然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除少数人避迹山寨者，余皆无人迹。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17 15:51:22

张献忠失败前，川东、川南遭到明官军和地主武装的破坏,川北遭到“摇黄”和清军的破坏。到张献忠失败后，川西才被明军、清军、“摇黄”，特别是清军，轮番杀掠，这才彻底沦于残破。由于此后清军连续不断地向四川人民进攻近二十年，乃把整个四川搞到人口灭绝、城邑破碎、田野荒芜、虎狼纵横的地步。
　　　　从顺治四年(丁亥，1647)到顺治八年(辛卯，1651)，有五年期间，是张献忠部属撤离四川，而明军和清军对垒，反复争夺四川城池的时期。清军和明军内部，也时有内讧，争城劫粮，涂炭人民。据《荒书》所记，顺治五年(戊子)，“袁韬屯重庆寨山坪，残民复被杀戮，存者人又相食。”而这年，清兵“屯保宁、东至顺庆，西至中江县。自什邡县以西，叙州府以南，则杨展屯也。”《荒书》又说：“至南北用兵以来，北以保宁为大镇，中江、顺庆为边;南以嘉定为大镇，而成都为边。”成都既然作了明军的边垒，则当清军先之进攻杨展，以后进攻刘文秀，都是一个首先被反复争夺的城池。而在顺治五年(戊子)以前，成都就被清军彻底破坏了。清顺治三年(丙戌，1646)，“秋八月，献贼弃成都北去。”(《蜀乱》)“杨展前锋至保宁，大清兵入，展复引还。”“大清既诛献贼，令赵荣贵入成都”(《荒书》)，成都便被清军和降军予以破坏。《荒书》记顺治四年(丁亥):“成都残民多逃雅州，采野菜而食，亦有流入土司者，死亡满路。尸才出，臂股之肉，少顷已为人割去，虽斩之不可止。是年春，大清李国英入成都，留张得胜守之，辟草莱而居。国英旋遂宁、潼川。”“白联芳……降大清，为成都都使司。诱得胜裨将张士聪、王材官为乱，夜杀得胜。……自得胜死，成都空。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按，清军入成都后造成的这种残破,《明史》列传都诬加到张献忠身上)杨展趁清军内讧，再度进入成都，“遣塘马四营，分镇成都四城”(《蜀乱》)。)顺治五年(戊子)，“摇黄”武大定被清军围击，逃到川西，进入成都，“大饥困，差官投杨展求援。”这时成都已经空无所有，无法驻扎军队了。杨展最初还勉强“按月运粮以济之”，最后只得令武大定移营驻青神了。至于川北的保宁、顺庆二府，也被清军在几年内逐步破坏。《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载顺治七年《四川巡按张瑃揭帖》说:
　　　　“窃照川中见有保宁、顺庆二府，山多田少，……昔年生齿繁而虎狼息。自遭献逆‘摇黄’大乱，杀人如洗，遍地无烟。幸我大清恢靖三载，查报户口，业已百无二、三矣！方图培养生聚，渐望安康。奈频年以来，城市鞠为茂草，村畦尽变丛林，虎种滋生，日肆吞噬。……据顺庆府附郭南充县知县黄梦卜申称:原报招徕户口人丁五百零六名，虎噬二百二十八名，病死五十五名，见存二百二十三名。新招人丁七十四名，虎噬四十二名，见存三十二名。造册具申到职。……夫南充之民，距府城未远，尚不免于虎毒，而别属其何以堪耶?”
　　　　很明显，川北保、顺二府的“鞠为茂草，……虎种滋生”，是清军“恢靖三载”给造成的。
　　　　据我考察，清军是在顺治二年(1645年)，便进入了四川(据《客滇述》、《荒书》乙酉年记事，及《蜀碧》卷四李国英条)，接着在川北保宁建立了军事据点。先后统兵向四川进攻的大员，有豪格、鳌拜、吴三桂、墨尔很、李国翰和李国英、高民瞻等。直到康熙四年(l665年)，把“西山十三家”全部打败为止，清兵在四川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才算基本停止。目前残存的清军在四川屠杀人民的血腥记录是这样的:
　　　　顺治三年(1646)进攻张献忠:“复分兵四出，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获马骡一万二千二百余匹”(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三年进入成都:“赵荣贵于杨展退出成都后，以龙安降于肃王。王于是使固山檀太追贼党，而使赵荣贵入成都。先时，贼遁月余，杨展、曹勋等侦得之，于九月入成都。……如是者年余。时展等闻荣贵将至，议以成都难守，各引兵归。及荣贵至成都，见千里无烟，无所设施，亦还龙安。”(《蜀难叙略》)
　　　　顺治四年(1647)成都撤退:“明宗室朱容藩来寇，王帅(清兵)退屯保宁。成都守者亦驱残民千余北去，至绵州，复尽杀之。成都之人，竟无遗种。”(《鹿樵纪闻》)“(杨)展即遣杨荣芳、李一进、陈应荣、黄美，恢复成都。……十一月，遂复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客滇述》)
　　　　顺治四年围茂州:“清将赵荣贵围朱化龙于茂州。化龙固守三日(按，“日”应作“月”)，食尽而陷。荣贵复叛清，与化龙盟而去，屯于龙安。方茂州围时，男子肉每斤七钱，女子肉每斤八钱，冢中枯骨皆掘出为屑以食焉。”(《客滇述》)
　　　　顺治六年(1649)进攻中江、潼川、射洪:“叛将王基城旧部林时泰等，前杀基城来降，……令分防中江、潼川。射洪等处。……据城噪叛。……臣遣副将曾纯忠……等，分兵攻剿，斩获无算”(王先谦:《东华录》)。李国英原奏报说:“当阵杀死叛贼不计其数，活擒叛逆五百余名，一并斩讫。获得马骡捌拾伍匹，……妇女五十五口，俱经留营。”(《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
　　　　顺治六年进攻邻水、大竹:“镇臣卢光祖等，率兵往剿。鏖战七昼夜，……二逆先后伏诛，余党悉除。邻、大二县，俱入版图。”(王先谦:《东华录》)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17 15:53:17

顺治七年(1650)进攻达东山寨;“上寨斩杀逆贼百十余人，跳岩跌死者无数。共捉获男、妇四十一名，黄水牛九只，大小猪二十只。……十一名发市曹枭首传示。……所获妇女、小子、牛只、器械，分赏有功。”(《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李国英揭贴》)
　　　　顺治八年(1651)令吴三桂进兵四川:“命平西王吴三桂与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率师征四川。”(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九年(1652)保宁防守战:“八月，(刘)文秀率众由永宁趋叙府，本朝守将马化豹等欲俟其至城下击灭之。须臾，文秀拥诸攻具登城，被杀者山积于城下，犹不能克。后城门为象所坏，文秀遂得入。……是日，(白)文选亦取重庆。……文秀乘势率众数万至保宁……攻城。我兵迎战于龙盘山下。良久，文秀大败，遁者又阻于河，遂全军覆没。惟文秀与张黑神等数百人，赖浮象而免。”(《蜀难叙略》)“九月，文秀与张先璧至保宁。大清兵击败之，杀千人，生擒数千人，皆杀之。文秀、光璧以数千残卒，遁归贵州。”(《荒书》)“吴三桂、李国翰奏:巨憝孙可望遣伪抚南王、伪将军王复臣等，率马步五万，入犯西安。巨等退师保宁，为决战固守之计。……贼众大溃，擒斩复臣(王复臣第一次被斩！)及伪将军二百余员，贼兵四万余级，获伪印、象、马、器械无算。”(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十四年(1657)进攻嘉州:“平西工吴三桂率兵破嘉州城，生擒伪总兵龙名扬，招降……四川三州十六县。击败伪抚南王刘文秀马步兵，斩伪将军王复臣(王夏臣第二次被斩!)、总兵王之俊等，获金印及象马等物甚多。”(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十五年(1658)进攻开州:“吴三桂等奏:臣等收复重庆，即统军进发。……有伪总兵梁杰英等，拥贼三千有余，屯开州拒守。我兵奋勇分击，贼大败，阵斩二千有余，获其象马器械，遂克开州。”(王先谦:《东华录》)
　　　　顺治十六年(1659)防守重庆，进攻成都：“诸逆一十三家，……力图重庆，水陆环攻一十五日。……协心战守，杀死逆孽，飘落江水者，不计其数”(《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李国英揭贴》“巡抚高民瞻……进取成都，……追至新津河，阵斩及溺死无算。”(王先谦:《东华录》。李国英原奏，载《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
　　　　康熙二年(1663)三省分路进攻“西山十三家”:湖广提督董学礼奏，前奉命会剿湖广西山巨寇李来亨、马腾霄、党守素等，……统领官兵三万人，凿山开道，……进至李家店。遇贼兵万余人，各路奋击，斩馘过半。……又别遣夷陵镇将恢复归州(今湖北姊归)、巴东、巫山等处，直达夔州。”陕西总督白如梅奏，提督王一正，率兴安总兵官于奋起……进剿逆贼郝摇旗。至房县横水地方，伪罗军门将万余人拒战,大败之，杀贼兵无算。生擒一百七十三人，徇于军。”“四川总督李国英奏:进剿昌宁(即大宁，今巫溪县)，直捣逆巢，渠魁袁宗第乘夜遁去。当阵杀死伪总兵以下六十员。”(王先谦《东华录》)
　　　　康熙三年(1664)打败“西山十三家”:“四川总督李国英等奏:蜀中巨寇刘二虎、郝摇旗、袁宗第，抗抚负固。……师次陈家坡，逼近贼巢，满、汉兵奋勇剿杀，贼遁入天池寨。杜敏等统兵进剿，刘二虎势穷自缢，郝摇旗、袁宗第夜遁。杜敏等复追至黄草坪，大败贼众，擒郝摇旗、袁宗第，并伪王朱宗蒗等。数万巨寇，一朝扫平，无一漏网。”“湖广总督张长庚奏，……合剿西山巨逆，郝摇旗、刘汝魁等，业经授首。独李来亨拥众茅麓山(湖北兴山县西北七十里)，最为险峻。官兵昼夜环攻，贼势穷迫，其党陆续下寨归降。八月五日，李来亨全家自缢，举火焚巢。官兵搜剿余党，楚寇荡平。”(王先谦:《东华录》)“刘体纯、郝永忠辈合数万众于八月二十四日攻巫山县甚急，凡八昼夜。九月，大清兵出战，体纯等败走，永忠退屯大宁。……己而大清将军自陕西率兵至四川。十二月，大清兵入陈家坡，再夺老木孔，体纯自缢，举室焚死。大清乘胜以进，至黄草坪，永忠、宗第皆获。惟李来亨居茹茆麓山寨，高险难攻，湖广、四川兵围之。……甲辰(康熙三年)六月十五日，来亨出围国英营垒。既破而败。……八月初五日，(来亨)焚其妻子而自缢。茆麓破，获数千人，皆杀之。惟留妇女，散给营伍。……李、张二贼之余，至是尽矣。”(《荒书》)
　　　　根据以上清军进攻四川的残存资料，可以看出清军屠杀四川人民的惨重。清军的掠杀规律是:进攻时，拼命斩杀，俘获的丁壮，一概杀死;俘获的妇女、小儿、牛只、器物，则官、兵坐地分赃。玫下城池、山寨时，是要抢光、杀光，必使荡然无余而后已;放弃城池时，便把老百姓全部掳走，有时在半路上“复尽杀之”。象这样的反复攻杀，或“竟无遗种”，或“斩获无算”，或“余党悉除”，或“无一漏网”，一直延续了二十年没有停刀，整个四川，焉得不千里荒凉，人烟灭绝呢？
　　　　顺治十五年(1658)，李国英正在调集“秦、蜀、楚三省大兵”会攻“西山十三家”时节，有一位做李国英幕僚的明阆(即阆中)庠生刘达，曾奉命往西宁口外购买战马，解到重庆。他在回川途中，看到川东北一带被“旗兵”破坏杀掠，不堪入目，不由义愤填胸，坚决向李国英请假返里。他给李国英写信道:
　　　　“曩出极塞，办买战马。……已而取道邠、凉，道经孔、雒，返乎三巴。见夫尸体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异，宛如隔世。……辄溉然太息！旋当枕石漱流，与老农老圃，课雨谋晴，富贵功名，讵我所知哉!”(《滟滪囊》卷四)
　　　　从刘达这封书信，可以看到清军屠杀四川人民的一幅缩影。这些血腥的罪行与张献忠又有什么干系呢?欧阳直《蜀乱》在叙述完了清军“攻剿夔东刘、李、党、郝、塔等十三家”后，总束前文说:
　　　　“自此，东、西、南三川，全归清，蜀乱暂定矣！自乙酉(顺治二年)以迄戊、巳(戊戌、巳亥，即顺治十五年与十六年)，计九府一百二十州县，惟遵义、黎州、武隆(故治在今涪陵县东南)等处，免于屠戮。上南一带(嘉定)，稍有孑遗。余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并无人种。且田地荒废，食尽粮空。未经‘大剿’地方，或有险远山寨，间有逃出三、五残黎。初则采芹挖蕨，继则食野草，剥树皮。草木俱尽，而人遇且相食矣!”
　　　　很明显这是清军长期向四川人民进行“大剿”，才弄到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田地荒废，食尽粮空”的地步。欧阳直已说出了清初“屠蜀”的真象。
　　　　在清军中，投降的汉军也和“旗兵”一样是残虐四川人民的。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二说:
　　　　“(吴)三桂镇蜀，虐使蜀人，蜀人咸貳。尽夺献忠将士子女，日置歌舞，诸将恨刺骨。……献忠所部，共推平东将军孙可望为主，潜勒两川散亡诸部曲，合兵袭成都。……三桂大败，弃成都东走。可望逐之，三桂且战且走，两川兵尽起攻本朝之戍守者。三桂仅得反汉中，可望遂踞两川。”
　　　　《明季稗史初编》《平西王吴三桂传》说：
　　　　“文秀善抚士卒，多乐为死。蜀入闻其至，所在响应。重庆、叙州诸郡邑为三桂所克者，次弟失陷。”
　　　　张献忠部属孙可望、刘文秀之能够反攻四川，打退吴三桂，就因为清兵和投降汉军的残民，而张献忠部属却是深为四川人民所拥护所支持的。《滟滪囊》卷四记康熙元年，“吴三桂移镇云南，家属道经四川，年余络绎不绝。船只夫役，供应浩繁，民疲于奔命。……民人逃匿，不获耕耘。”在没有战争的时候，吴三桂的侵害人民，尚且如此，若在军事行动期间，其残暴更可想见。
　　　　清政府自康熙四年对四川人民的屠杀暂告停止之后，曾用“鼓励招垦之法”(《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户部题本》)，招徕他省人民到四川垦荒，企图借此略求恢复生产，增加赋税收入。但四川没有平静多久，到康熙十三年(1674)，因“撤藩”之故，吴三桂和清朝发生决裂，吴三桂部属王屏藩强据了四川。双方为了争夺四川的地盘，进行了七年的血战。四川的残余和新迁来的少数人民，又大部分作了双方刀下之鬼。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17 15:55:40

玄烨调兵遣将，要向四川王屏藩、吴之茂等进攻。利用汉将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等，把已经进攻到陕，甘间的王屏藩军打回四川。双方在汉中和川陕边界对峙了几年。清军借口转运困难，粮饷匮乏;又借口北京地震，“房屋倾坏，……人各怀内顾之忧”，请求暂缓进攻。玄烨除严令进军外，在康熙十八年十一月，下了就地“打粮”的“上谕”。《平定三逆方略》卷四十八说:
　　　　“上谕户、兵二部:前据大将军等疏称，王屏藩诸贼，于汉中兴安诸处，拥众数万，坚定抗拒。以此推之，必广储粮饷，为数年之备。今我大兵，骤入恢复之也，贼所聚粮，必已多得。……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俾进蜀官兵，不误支给。……诸将军、大臣等，俱宜殚心储备，所获汉中诸处钱陵米谷，节省支用，副朕灭寇安民至意。此后所至之地，惟宜以此为急务。”
　　　　这纸冠冕堂皇的“上谕”，就是暗示进攻四川的官兵，只要能够拚命打进四川，所到之处，不管城市或乡村，准许大肆抢幼，尽量搜索财物。表面上说:“副朕灭寇安民至意”，实质上，是以牺牲四川人民的生命财产去引诱这一群虎狼将兵贪财忘生地拼命向四川进攻。这完全是明官军“扫粮”政策的扩展。玄烨又敕谕张勇、王进宝等四汉将，规定：“官兵前进，则满洲大兵，亦即相继进剿。”于是汉军在前，旗兵后继，到康熙十九年(1680)一月，已经由广元、保宁而攻下了成都。可是四川人民乃大受涂炭。先被汉军杀戮搜刮一番，紧跟着旗兵又来抢掠一场，诚如李瑨《平贼碑》所说:“甲寅(康熙十三年)之岁，逆藩煽乱，……全川陷失，……士民其瘵。渠邑界在东陲，实当孔道，兵篦寇梳，受祸尤烈。”(见《片石齐文集》)四川人民就在“兵篦寇梳”的情况下，被这群虎狼强盗抢光、杀光了。
　　　　清初的官僚，都知道掩盖自身罪恶的办法，把破坏四川的责任，诬加到张献忠身上。但从他们的四川纪行中(多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仍能看出四川逐步破坏的情形，和破坏逐步加深的程度。
　　　　康熙九年(1670)，王澐随蔡毓荣入蜀安辑地方，他在《蜀游纪略》中说:“经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观盐井。……旁有废井，乃献贼所塞。他邑废井甚多，修复者十未及一。问火井，闻在富顺云。”但到吴三桂战乱后，陈奕禧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押运饷银入川(陈仅是县丞一类小官，偶尔还说几句真话)，他在《益州于役记》中说:“盐亭、南部、阆中、射洪，皆有盐井，……惟南部多至五十二井。盐亭十六，为乱兵所塞，止存其一。”陈奕禧说破坏盐井的是“乱兵”，而王澐却推到二十多年前的张献忠身上，显然是故意栽赃的。王澐入川所见，成都破坏的最凶，只有嘉定还有完整的房舍。他说:
　　　　“成都，……官民庐舍，劫火一空。蔡公至，馆于棘园，即蜀王宫也。……惟有重城，馆舍皆草创。……又至青羊宫，楼观焕然，时贤所重构也。登楼四望，……阡陌宛然，溪流清驶，人烟久绝，尽成汙莱，山麋野豕，交迹其中。野外高丘累累，……城中茅舍寥寥，询其居民，大都秦人矣!(清政府由陕西招徕的)”
　　　　“至嘉州，……州治未被兵残，庐舍完整，为仅见云。”
　　　　康熙十一年(1672)，王士祯典试入川，沿途所见，荒凉不堪。王在《蜀道驿程记》说:
　　　　“(闰七月)十三日，……次宁羌州。州在乱山中，无城堞。……明末流寇小红狼据之，又经献贼之乱，城郭为墟。”
　　　　“十四日，……二鼓抵黄坝驿。……夜闻呼噪声，询之，云麋多食稼，农夫野宿驱之故耳!”
　　　　“十六日，未午次广元县。……自宁羌至此，荒残凋瘵之状，不忍覩。闻近有旨招集流移，宽其徭赋，募民入蜀者，得拜官。”
　　　　“二十四日，午次盐亭县。……行十五里，次秋林驿，在深箐中。目前种种，如地狱变相。……人家十余，结茅竹在箐中。土人云，蛇虎虽多，与人无害。”
　　　　“二十六日，……哺抵建宁驿。竟日出没荒草中，土人云，地多虎，日高结伴始敢行。”
　　　　“二十七日，……自潼川西来，山险稍平，然泥淖特甚。……弥望百里，田在草间。午后次中江县。……县颓废甚于潼川，境内人户才三十余家。”
　　　　“二十九日，……次汉州。……城中石表，咫尺相望，想见盛时。而城堞室庐，鞠为茂草矣。”
　　　　“八月，……初三日，……午抵成都府。”
　　　　“九月二十五日，发成都府，……次双流县，县已废入新津。……入城，即颓墉废堑，虎迹纵横。”
　　　　“二十八日，……出眉州西行。……弥望荒原，风雨如晦，数十里无饮烟，最为荒阒。”
　　　　“二十九日，……午次夹江县，嘉定州界。……自巴阆走成都至眉，千余里名都大邑，鞠为茂草。”
　　　　王士祯沿途所见的凋残情况是:川北自宁羌到广元，破坏的最凶，“城郭为墟”，居民稀少，“麋多食稼”，“荒残凋瘵之状，不忍睹”。自保宁经成都到眉州，“干余里名都大邑，鞠为茂草”，“田在草间”，城内“虎迹纵横”。可是四川又遭受了清军和王屏藩等七年战祸，到康熙十九年才算基本结束。所以康熙二十一年(1682)陈奕禧运饷银到四川，二十二年方象瑛典试到四川，他俩沿途所见到的情景，更加凄凉了。陈奕禧《益州于役记》说:
　　　　“(十月)四日，……至宁羌州，入北门，四郭皆荒草，缚柴为城门，刺史与城隍同衙。”
　　　　“十三日，十五里虎跳驿。烟火百家，……颇盛于县。”
　　　　“十五日，晤阆中令。……舍舟登陆，以民稀夫少，末得行。”
　　　　“十八日(按，陈在阆中等民伕数日)，渡嘉陵江，稍南上锦屏山。……今逢变乱，古木尽遭逆兵戕斫，无复佳胜。”
　　　　“廿日，渡嘉陵江而南，……高地低田，兵余仅见耕耨。”
　　　　“廿一日，……十里柳边驿，宿馆舍。自入栈来，州邑皆荒残，无复烟火。”
　　　　“廿三日，……十五里紫荆铺小尖。岩阿群鹿，大者如马，往来于荒田中，止息甚闲。……廿五里盐亭县，宿店。”
　　　　“二十四日，……十里庙垭，见虎。……十里秋林归驿，宿店。……终夕群虎逐鹿，呜声绕床不绝。”
　　　　“二十五日，……十五里桃花溪。……土地肥厚，人民不存，鞠为蓬茆。”
　　　　方象瑛《使蜀日记》说:
　　　　“八月，……十七日，是夕泊广元县。……二十日，经苍溪县，……午余抵保宁府。二十二日，渡阆水复陆行。次龙山驿，舍宇颓废。……夜趋柳边驿，不及宿。小猴牙草舍索米，不得，取干粮给从人，燃薪达旦。……二十三日，次柳边驿，颇多居民。……二十四日，由灵山铺至盐亭县。川北自保宁以下，旧称陆海，明末张献忠屠戮最惨，城廓村镇尽毁。田野荒芜，人民死徙，处处皆然。……二十六日，抵潼川州。沃野千里，尽荒弃，田中树木如拱。……九月一日，次汉州，抵新都县，皆名区。乱后中衢茅屋数十家，余皆茂州(指羌人。今设茂汶羌族自治县)，虎迹遍街巷。”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17 15:57:41

当王士祯入蜀时节，在亭子口、阆中、盐亭等城镇，还偶见恢复景象:“亭子夹岸居民数百家，有良田沃野。”“阆中人氏城郭，在川北诸郡，差为完好。”“盐亭县……城堞已毁，居民尚数百家。”但到陈奕禧、方象瑛入蜀时，川北个别地区的恢复情况，已行消失。王士祯在亭子口见到“居民数百家”，盐亭县“居民尚数百家”，可是陈奕禧在虎跳驿见到“烟火百家”，便认为很难得了。以王士祯时“人民城郭”“差为完好”的阆中，到陈奕禧来时，竟变成“民稀夫少”，等了几天，才拉齐伕子。一般地看来，残破的程度，又加深了一步。象潼川:王士祯所见，是“弥望百里，田在草间。”但方象瑛所见，是“沃野千里，尽荒芜，田中树木如拱”。田中荒草竟变成树木了!象汉州:王士祯所见，是“城堞室庐，鞠为茂草。”但陈奕禧所见，是“城内外皆林莽，成虎狼之窟。”象成都:康熙九年王澐所见，尚有“棘园”，“馆舍皆新创”，郊外田地“山麋野豕，交迹其中”，“青羊宫，楼观焕然。”但方象瑛所见，则“无使院”，“亦无院署，僦民宅以居”，城内“虎狼且攫人”，青羊官“旧极壮丽，今圮。”请问，象这样地把四川搞得愈来愈荒凉，人烟愈来愈稀少，变成荒草丛树，虎狼横行的世界，究竟是谁的罪恶呢？
　　　　陈奕禧说:中江县“城大而荒，民四十家，赋六金。”方象瑛说:“额赋，大县不过五十金，或一、二十金，甚至四、五金。人亡土芜，目中所未见，招徕生聚，故未易也。”徐乾学在《送姚佥宪抚蜀序》(《憺园文集》卷二十三)和方象瑛一样，把四川的“数被兵革，地荒民流”的惨祸，推到张献忠和吴三桂身上。但戴名世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写的《李县圃唱和诗序》说:“自明之末以来，而蜀已非前日之蜀矣!使子美、务观见之，当如何叹息?”(《南山集》)他言外有物，却不敢明白说出这残害四川的罪首。川东传教神甫古洛东根据清初四川传教记录，在所著《圣教入川记》中写道:
　　　　“张献忠灭后，旗兵在川，一时末能设官治理。彼时川人不甘服旗 *** 下者，逃往他处，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年。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顺治十七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所有官长，皆无一定地点居住，亦无衙署，东来西往，如委员然。此时四川己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康熙六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康熙二十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哀哉川民，无处不被劫掠，殊云惨矣！幸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匪党盗寇，悉为殄灭。然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除少数人避迹山寨者，余皆无人迹。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17 16: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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