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时代研究（节选）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4-2-25 02:36:35

1.斋戒。

2.传制。

3.省牲(牛五、羊五、豕六、鹿一、兔八)。

4.陈设。五室十六位。

5.正祭，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

6.祝文。与洪武十年，太祖遣官祭帝王庙的祝文同，见上文。

7.乐章。迎神，奏《雍和》之曲。奠帛，奏《保和》之曲。初献，奏《保和》之曲。亚献，奏《中和》之曲。终献，奏《肃和》之曲。彻馔，奏《凝和》之曲。送神，奏《寿和》之曲。望燎，奏《豫和》之曲。

明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礼部在北京重新建成历代帝王庙，世宗亲自参加了这次祭祀活动，《礼部志稿·特设历代帝王陵寢》对这次祭祀活动作了记载：

以祀之前一日预告皇祖，即太庙，后寝行礼，礼部上亲祭历代帝王，仪注上览之曰正五坛，中案朕亲奠献，左、右四案命郭勋、李时代之，成国公朱凤、尚书王宪、夏言、汪分献两庑，余俱如拟。

对于这次祭祀的仪式，《明会典》作了详细记载，此不赘述。这次祭祀主要还是分为斋戒省牲、迎神、初献、亚献、终献、饮福、受胙、彻豆、送神和唱祝望瘗十节，只不过最后一节的“唱祝望瘗”改为“唱祝燎祭”。

清顺治初，在都城西阜成门内建立历代帝王庙，规定每年分春、秋两次或皇帝亲自或遣官在正殿景德崇圣殿以太牢之礼祭祀唐尧、虞舜诸帝，史料记载：

凡祭前代帝王之礼为庙于皇城之西，殿曰景德崇圣，内设七室，中一室奉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东一室奉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西一室奉夏王禹、启……东三室奉唐高祖……西三室奉金太祖……位均南向，凡异代同室者隔别之。两庑各以其名臣配飨，东庑风后、仓颉、夔、伯夷、伊尹……西庑力牧、皋陶、龙伯益、仲虺、周公旦……位均东向，岁以春秋仲月诹日遣官致祭。

皇帝特行崇典，则亲诣行礼［185］。

顺治初，建都城西阜成门内，南向，正中景德崇圣殿，九楹，东西二庑各七楹，燎炉各一。后为祭器库，前景德门。门外神库、神厨、宰牲亭、井亭、钟楼、斋所咸备……届日，大臣一人祭正殿，殿祀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凡廿一帝，祀以太牢，分献官四人祭两庑，庑祀风后、力牧、皋陶……凡功臣四十一，祀以少牢［186］。

《钦定大清会典》卷45《礼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二》还规定了历代帝王庙中的陈设器物种类及数量：景德崇圣殿中三皇各一案，五帝共三案，夏、商、周代设一案，其余每室三案；每位帛一；每室牛一、羊一、豕一、尊一；每案登一、铏二、簠簋各二、笾豆各十、爵三、炉一、镫二。两庑各设十案，每位帛一、爵三；每案铏二、簠簋各二、笾豆各四；东西各羊二、豕二、尊二、炉四、镫八。

顺治二年(1645)，清世祖遣官致祭历代帝王庙。顺治十四年(1657)世祖亲躬致祭。皇帝亲祭与遣官致祭的不同之处在于：“皇帝亲祭，一上香，若遣官致祭，三皇位前三上香。”［187］雍正二年(1724)世宗宪皇帝曾亲祭历代帝王庙。就祭祀仪式来看，顺治年间与明代基本相同。但顺治在乐章曲牌进行了变动，由明代的《雍和》、《保和》、《中和》、《肃和》、《凝和》、《寿和》、《豫和》，改成了《肇平》、《兴平》、《崇平》、《恬平》、《淳平》、《匡平》。据《清史稿》载：迎神，用《肇平》曲；奠帛，初献，用《兴平》曲；亚献，用《崇平》曲；终献，用《恬平》曲；彻馔，用《淳平》曲；送神，用《匡平》曲；望燎，用《匡平》曲。

《清文献通考》卷一一九记载了乾隆年间祭祀历代帝王庙的仪礼，其基本内容与明初所创之制相似，但细节略有不同。乾隆年间历代帝王庙祭礼为罽牲、就位迎神、初献、亚献、终献、答福胙、彻馔、送神、送燎。

皇帝遣官致祭的仪式为：祭曰质明(按：天刚亮时)承祭官入景德左门，升右阶位，于阶上，北面迎神。赞就上香位，出，入殿左门，承祭官、分献官及陪祀官行三跪九叩礼，不饮福受胙，王公不陪祀。赞引以太常寺赞礼郎，祝帛送燎避立西旁东面，其余礼仪与上同。

纵观开始于隋唐，直到清代的京师帝王庙祭祀尧舜的情况，尧舜祭祀显示了日增完善的过程。隋唐是初创期，明太祖七年创建祭祀仪式趋于定型，而清代则很完备了。隋唐只是规定岁以春秋二祭，祭祀仪式亦比较简略。说明隋唐祭祀尧舜比较简单，同时没有定制。而明洪武年间制定了较为详细的祭祀典仪，如十节祭仪、祝文、乐章等，内容相当完备，为后来历代帝王庙祭祀仪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清代，历代帝王庙祭礼尧舜的仪式变得相当完备。

帝王祭祀的第二种类型是在各地尧、舜陵庙进行祭拜。一种情况是古代帝王出巡时，有时路过尧、舜陵庙，或者亲自去祠庙祭拜，或者遣使者至祠庙进行祭拜，具有随意性。另一种情况是固定的对尧、舜陵庙进行祭祀活动，具有常祀性。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五次出巡，遇到名山大川时，都要祭祀先贤圣帝。《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前210)出游，十一月，到达云梦后，望祀舜帝。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南巡狩，也曾望祭虞舜［188］。北魏各帝王出巡时，更是祭祀尧舜［189］，具体情况详见本节第一个问题。天宝元年(550)，北齐文宣帝曾下诏遣使祭祀尧祠舜庙，《北齐书·文宣帝纪》载：“诏分遣使人致祭于五岳四渎，其尧祠舜庙，下及孔父、老君等载于祀典者，咸秩罔遗。”唐高祖武德三年(620)曾到达蒲州，命人祭祀舜庙［190］。

隋代祭祀尧舜陵庙的制度初见端倪，隋制规定：“使祀先代王公：帝尧于平阳，以契配；帝舜於河东，咎繇配；……各以一太牢而无乐。配者飨于庙庭。”［191］唐代，这种祭祀制度得以规范化，唐规定三年一祭，在仲春之月，以太牢之礼，祭祀尧、舜庙于平阳、河东，祀官为当地的州长官，如果州长官有事，遣上佐行事［192］，器物规定每座笾豆各十，簠簋各二，俎各三［193］。

五代十国战乱纷争，祭祀尧舜祠庙遭到破坏［194］。北宋建立后，重新整治祭祀尧舜陵庙制度，并于乾德初下诏曰：“历代帝王，国有常享，著于甲令，可举而行。自五代乱离，百司废坠，匮神乏祀，阙孰甚焉。按《祠令》，先代帝王，每三年一享，以仲春之月，牲用太牢，祀官以本州长官，有故则上佐行事。官造祭器，送诸陵庙。”［195］北宋末年，祭祀尧舜陵庙一直进行。熙宁元年(1068)，宋神宗敕本州春秋致祭尧陵于雷泽县东穀林山，并设置五户人，看管尧陵［196］。

元中统四年(1263)，世祖忽必烈命人在平阳建尧帝庙［197］。并于至元十二年(1275)，在山西洪洞建舜庙。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世祖敕春秋二仲上丙日祀帝尧庙。关于对舜庙的祭祀，元致和元年(1328)，泰定帝规定舜庙依尧祠故事，每岁春秋仲月上旬卜日，有司蠲洁致祭，官给祭物［198］。

明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派官员查询历代帝王陵寝遗迹，并令官员将陵庙绘成图形奉献于上，总共得到七十九处陵寝遗迹，最后选择了三十六位功德显著的帝王作为祭祀对象，“各制衮冕，函香币。遣秘书监丞陶谊等往修祀礼，亲制祝文遗之”［199］。洪武四年(1371)，明礼部规定合祀帝五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陈祀伏羲、商高宗……在山西者一：荥河祀商汤。在山东者二：东平祀唐尧，曲阜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内黄祀商中宗，滑祀颛顼、高辛。在湖广者二：酃祀神农，宁远祀虞舜。在浙江者二：会稽祀夏禹、宋孝宗。在陕西者十五：中部祀黄帝，咸阳祀周文王……”规定每年仲春、仲秋朔派官员到各陵祭祀三十五帝，同时在陵旁设碑，记载祭祀的日期和牲帛的数量，并设有司守护［200］。

《明会典》卷85《礼部四十四祭祀六》记载了祭祀帝王陵时的祝文模式，其文为：

维某帝王，功加当时，德垂后世，陵寝所在，邱止益虔，维时仲春秋，谨具牲醴庶品，用伸祀礼，尚享。

洪武九年(1373)，太祖遣官视历代帝王陵寝，凡三十六陵，令百步内禁入樵采，设陵户二人看守，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时封培，每三年一传制遣道士赍香帛，分诣各府、州、县陵寝处所令有司致祭［201］。嘉靖十三年(1534)，明世宗规定，如果轮到每三年一次的陵庙致祭，则停止本年历代帝王庙的秋祭。这一规定为后代所仿效。

清代规定每年春秋仲月诹吉分别致祭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于山东东平州、湖南宁远县，祭品各帛一、羊一、豕一、登一、铏二、簠簋各二、笾豆各十、尊一、爵三，以府州县正印官承祭行礼［202］。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75和卷82记载了清世祖顺治八年(1651)祭祀帝王陵寝的仪式：

太常寺提供负责香帛的备制等。

遣各部院侍郎以下、四品以上堂官致祭。

内院撰拟祭文。

钦天监选择吉日，届期礼部太常寺陈祭文、香帛于中和殿，恭请皇帝亲阅，世祖章皇帝亲阅祭文、香帛，遣行。

祭品用牛一、羊一、豕一、登一、铏二、簠簋各二、笾豆各十。

中央下发行文命陵寝各地官员豫备承祭。

后来清代祭祀尧舜仪式大致如此，仅有一处不同，即如果皇帝不去中和殿亲阅祭文、香帛，则“本部堂官谨阅祭文，香帛实封陈于本部堂上，堂官一人，具朝服祗，授承祭官，交笔帖式赍奉，前往”［203］。

以后，但凡历代帝王陵寝，遇到皇帝亲政，庆寿、祭祀先祖、册立太子、太子登极、平定叛乱、自然灾害、亲加徽号，便颁布诏令，派遣官员进行祭告。每岁仍以有司以时致祭。康熙、雍正、乾隆诸帝多次祭祀历代帝王陵寝。对此，《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八十二》均有记载：

是年(康熙六年，1667)，圣祖仁皇帝亲政，遣官致祭帝王陵寝，礼仪与顺冶八年同。

(康熙)二十年(1681)，以滇南荡平，遣官七人祭帝王陵寝，于承祭官外，委礼部太常寺笔帖式各一人，典守祭文、香帛，遣行之日，并各给黄伞二、御仗二、龙旗二、牌二，余与六年同。

(康熙)二十七年(1688)，孝庄文皇后升袝太庙，礼成，遣官致祭帝王陵寝，与二十年同。

(康熙)三十四年(1695)，畿辅灾伤，山西地震，遣官七人祭帝王陵寝，与二十年同。

(康熙)三十六年(1697)，以平定朔漠，遣官致祭帝王陵寝，与二十年同。

(康熙)四十二年(1703)，圣祖仁皇帝五十万寿，遣官祭帝王陵寝，陈祭文、香帛于午门外，礼部堂官敬阅，毕安，奉龙亭舁部，授承祭官付笔帖式赍往余，与二十年同。

(康熙)四十八年(1709)，册立皇太子，遣官八人祭帝王陵寝……礼部堂官于午门外，敬阅祭文香帛，授承祭官付笔帖式赍往余，与十四年同。

(康熙)五十二年(1713)，圣祖仁皇帝六十万寿，遣官致祭帝王陵寝，与四十二年同。

（康熙）五十七年(1718)，孝惠章皇后升袝太庙，礼成，遣官致祭帝王陵寝，与四十八年同。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世宗宪皇帝(雍正)登极，遣官祭帝王陵寝，御中和殿，亲阅祭文香帛遣行余，与五十二年同。

雍正元年(1723)，圣祖仁皇帝升袝太庙，配飨南北郊，礼成，遣官致祭帝王陵寢，与康熙六年同。

(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皇帝登极，遣官致祭帝王陵寝，御中和殿，亲阅祭文香帛遣行，与康熙六十一年同。

乾隆二年(1737)，世宗宪皇帝升袝太庙，配飨南北郊，礼成，遣官八人致祭帝王陵寝，礼部堂官于大堂敬阅香帛，授承祭官一切事宜，均与遣祭礼同。

(乾隆)十四年(1749)，以平定金川，遣官八人致祭帝王陵寝，与二年同。

(乾隆)十五年(1750)，册立皇后，遣官致祭帝王陵寝，与十四年同。

(乾隆)十六年(1751)，崇庆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皇太后六十万寿，加上徽号，遣官致祭帝王陵寝，与十五年同。

(乾隆)二十年(1755)，以平定准噶尔，遣官致祭帝王陵寝，与十四年同。

除《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外，其他资料对康熙、雍正、乾隆诸帝祭祀尧舜陵寝的事实也有记载，可作《钦定大清会典则例》的补充。《万寿盛典初集》卷13《典礼二·祭告》有康熙五十二年(1713)，派官祭帝尧陶唐氏陵、帝舜有虞氏陵于兖州府东平州、永州府道州宁远县的记录，祭品有牛一只、猪一口、羊一羫、大羹、和羹、鹿醢、兔醢、鱼醢、醓醢、豚胉、脾析、芹葅、笋葅、菁葅、韭葅、鹿脯、鰝鱼、铏盐、榛、菱、芡、枣、栗、白饼、黑饼、黍稷、稻粱、酒、烛。《万寿盛典初集》卷54记载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派官员祭拜尧舜等帝王的事迹，“内阁学士图敏往祭山东、江南、浙江等处，东岳泰山之神、东镇沂山之神、东海之神、南镇会稽山之神、少昊金天氏陵、帝尧陶唐氏陵……内阁学士傅森往祭河南湖广等处，中岳嵩山之神、南岳衡山之神、济渎之神、淮渎之神、太昊伏羲氏陵、颛顼高阳氏陵、帝喾高辛氏陵、炎帝神农氏陵、帝舜有虞氏陵”。乾隆十三年(1748)，“戊子，上至济南府，幸趵突泉。己丑，上奉皇太后阅兵，谒帝舜庙”［204］。乾隆五十一年(1786)，“(三月)壬戌，上祭帝尧庙”［205］。乾隆五十七年(1792)，上亦祭帝尧庙［206］。

以上是便是尧舜被看作帝王，历代对其进行祭祀的基本情况。

四、圣师祭祀

圣师祭祀肇始于明代，明世宗开创了祭祀圣师的制度。从明世宗开始，尧、舜被奉为圣师，受到后代帝王尊崇。世宗规定在每年春秋开讲的前一天，在文华殿东室举行祭祀圣师的典礼。《明史·志第二十六》对此有详细记载：

圣师之祭，始于世宗，奉皇师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帝师陶唐氏、有虞氏，王师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武王，九圣南向。左先圣周公，右先师孔子，东西向。每岁春秋开讲前一日，皇帝服皮弁，拜跪，行释奠礼。用羹酒果脯帛祭于文华殿东室。

《明史·志第二十六·礼四》记载了圣师祭祀制度形成的过程。明洪武初年，司业宋濂建议欲如建安熊氏之说，以伏羲为道统之宗，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次列焉。秩祀天子之学，则道统益尊。明太祖没有采纳宋濂的建议，但这为后代皇帝实行圣师祭祀提供了参考。明世宗嘉庆初年，“东室有释像，帝以其不经，撤之，乃祀先圣先师”。自此，祭祀圣师制度形成。

嘉靖十六年(1537)，祭祀圣师的地点由文华殿转移到永明殿，祭祀礼仪如初，但世宗常派遣官员代祭圣师。明穆宗隆庆初年，祭祀圣师的地点又转回到文华殿东室［207］。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朝废除了原先在文华殿祭祀圣师的制度，而改在传心殿祭祀圣师，这样开创了传心殿祭祀尧舜的先例：

二十四年，规建传心殿，位文华殿东。正中祀皇师伏羲、神农、轩辕，帝师尧、舜，王师禹、汤、文、武，南向。东周公，西孔子。祭器视帝王庙。岁御经筵，前期遣大学士祗告。祭传心殿自此始［208］。

自此，有清一代，在传心殿祭祀圣师。

第三节历代对尧舜祀庙的修建与维护

古代帝王在祭祀尧舜的同时，意识到修护重建尧舜祀庙陵墓的重要性，这在唐代以后更为明显。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唐修复在幽州(今北京)的舜庙，颜頵正书写了颂文［209］。唐穆宗长庆二年(821)，政府新修舜庙，岭南节度使推官谢楚撰写了“新修虞舜庙碣文”［210］。唐敬宗宝历(825~827)年间，节度使李德(祈雨有应)，曾重修(汉刘盆子时建)在滑州(今河南滑县)的尧祠［211］。《复斋碑录》记载唐昭宗乾宁五年(898)，新修了尧舜二祠，赵观又撰，颜起正书［212］。这在静江府碑记中也有记载［213］。

宋乾德四年(966)，太祖颁布诏令，重修先代帝王祀庙，并在各帝王陵设守陵户，其中尧舜守陵户为五户，“先代帝王，载在祀典，或庙貌犹在，久废牲牢，或陵墓虽存，不禁樵采。其太昊、炎帝、黄帝、高辛、唐尧、虞舜、夏禹、成汤、周文王、武王、汉高帝光武、唐高祖太宗、各置守陵五户，岁春秋祠以太牢……”［214］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时，继续在尧舜陵置守陵户［215］。

辽代也采取保护、修葺古帝王祀庙的措施。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年)，“辽命修山泽祠宇、先哲庙貌，以时祀之。于是诸州孔子庙及奉圣之黄帝祠、儒州之舜祠，并得修缮”［216］。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平阳(今山西临汾)多盗，近郊尧祠由于庙祝、田主争香火之利，后来张浩整顿混乱，乃缮葺尧帝祠［217］。

元世祖中统二年(1262)到至元五年(1268)，真人姜善信个人在平阳重修了尧帝庙，对此《山西通志》有详细记载：

王磐修尧庙记曰：“平阳府治之南尧帝庙，李唐显庆三年所建，岁远渐就倾圮。有真人姜善信欲更择爽塏，重建庙貌，请于朝，帝嘉其意，赐银二百锭，仍敕有司下太原木场给官材二千根，皆辞不受。勤力节用，以身导众，一岁而庙成，为地七百亩，为屋四百间，经始于至元二年之春，落成于至元五年之八月。诏赐其额曰：‘光泽之宫’，殿曰：‘文思之殿’，门曰：‘宾穆之门’，赐白金二百两，良田十五倾，为赡香火费，仍诏词臣制碑文，以纪其成。翰林直讲学士臣盘当属词。”

元法律禁止军马使臣沮坏尧、舜、禹、汤、后土等庙［218］。

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朝廷规定历代帝王陵寝“坏者完之，庙敝者葺之”，“令有司禁樵采”［219］。洪武九年(1376)，太祖再次强调对帝王陵寝的修葺和守护：

洪武九年八月，遣官视历代帝王陵寝，令百步内禁人樵牧，设陵户二人守之，有经兵火而崩摧者，有司督近陵之人以时封培，每三年一遣使致祭。乙巳，礼部尚书张筹奏，使者视历代帝王陵寝，还，言各陵有素无祠宇者，有岁久不堪修葺者，有间可修葺者，按唐开元间先代帝王有庙者祭于庙，无庙祭于坛，祠宇之壤者请勿葺。上曰：然，其庙之可葺者，葺之；不可葺者，令有司次第修之，勿亟劳民也［220］。

清代沿袭了明维修帝王祠庙陵寝的政策，对尧舜陵庙破坏的地方加以重修、保护。乾隆元年(1736年)，颁布了维修尧舜陵庙的政令，《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八十二》载：“谕各省帝王陵庙均宜严肃整齐，以昭敬礼，闻湖广地方炎帝神农氏陵庙殿宇墙垣丹雘合度，而帝舜有虞氏陵，规模狭隘，丹青剥落，不足以肃观瞻，着该督抚转饬有司，动用公项，即行修葺。其他处陵庙若有类此者，着该督抚委官察勘，动用存公银，酌量修理，务令完整。再各陵向来未设陵户，无人看守者，可酌设数户，令其专司巡察，洒扫，永着为例，钦此。”乾隆还下诏令山东巡抚尽快完成雍正七年(1728)曾下令修葺山东帝尧陵的任务［221］。由于庆都县(今河北望都县)、安邑县(今山西运城)的尧陵、舜陵年久坍塌，乾隆五年(1740)、乾隆六年(1741)，政府对尧、舜陵分别进行了修整［222］。

关于历代修葺尧舜祠庙、陵墓的资料很多，笔者在此不再赘述。下文专门列了“历代修葺、重修尧、舜庙(祠)表”，以便于大家浏览，同时，笔者还作出古代尧庙(祠)分布表和古代舜庙(祠)分布表，以飨读者。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4-2-25 02:37:11

尧舜时代研究（节选）

马光

第六章古代尧舜祭祀文化研究

第一节历代祭祀尧舜活动简述

祭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语·鲁语上》：“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周礼》更为详尽地记载了天子祭祀过程中的各种仪式及专门从事礼仪的众多职官。《周礼》虽然有理想化的成份，但仍能反映出祭祀具有国之大事的地位。可见，祭祀是国之大事，不可偏废。尧、舜是五帝中的两位，在上古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不仅对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而且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力。正因如此，祭祀尧舜成为后代朝廷庄严的国家重大政治活动之一。祭祀活动可以追溯到先秦，后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祭祀尧舜的活动从来没有停歇。笔者将祭祀尧舜的活动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个阶段，下文对其作一简述。

一、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尧、舜受到后人的崇敬，后人祭祀尧、舜。《尚书·尧典》载：“二十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百姓”指尧部族联合体内除尧的直近亲属(即所谓九族)外的所有血缘团体中的人，他们在尧去世后，视尧如自己的父母一样，表示出沉痛的哀悼和深切的怀念，很长时间内，荒远的四周也听不到乐声。人们正是以这种方式纪念尧。尽管《尧典》没有透露尧的直系对尧的祭祀，但从“百姓”及四海内的表现来看，尧的后人对其进行祭拜应该得到肯定。考古资料表明，尧舜时代已经出现了专门进行祭祀活动的建筑。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襄汾发掘陶寺中期的小城，在小城内发现了专门用于祭祀的陶寺文化单体建筑ⅡFJT1。它的发掘，使我们找到了陶寺城址的宗教中心，为研究陶寺文化的宗教体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29］。这为研究尧舜祭祀活动提供了佐证。

《国语·鲁语上》载：“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韦昭注：“贾侍中云：‘有虞氏，舜后，在夏、殷为二王后，故有禘、郊、宗、祖之礼也。’昭谓：此上四者，谓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于圜丘曰禘，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祭上帝于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黄帝、颛顼之后，故禘黄帝而祖颛顼，舜受禅于尧，故郊尧。”即“有虞氏禘黄帝”指有虞氏冬至在圜丘祭昊天上帝时，以黄帝配祭。“郊尧”指在南郊祭祀感生之帝时，以尧配之。“祖颛顼”、“宗舜”指在明堂祭祀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神时，以颛顼和舜配之。

《礼记·祭法》也有类似于上文的记载：“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与《国语》所记有异，韦昭认为：“舜在时则宗尧，舜崩而子孙宗舜，故郊尧也。”韦昭的说法很有道理。孔颖达疏：“宗，尊也，以有德可尊，故云‘宗’。”表明舜的后人祭祀上天时，在南郊、明堂祭祀上帝、五帝时，分别以尧、舜配祭。

《鲁语上》还反映了祭祀对象的准则是有功德者，正因为尧、舜在当时取得了重大成就，造福于人民，因此受到了后人祭奠。禹建夏后，南巡到衡山，曾筑台祭舜，史载：“禹南巡至衡山，筑紫金台，望九嶷山而祭舜。”［130］西周时期，武王找到舜的后人陈胡公，并令其奉帝祭舜，“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131］。

通过上文对尧舜祭祀资料的分析，可以发现先秦时期祭祀尧舜的活动有一个特点：祭祀活动主要是其后人对尧舜的祭奠，具有祖先祭祀的特征。

二、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尧、舜祭祀得以加强，并显示出与先秦时期不同的特点。关于这时期祭祀尧舜的特点，要从秦汉祭祀尧舜的活动论起。前210年，秦始皇出游，行到云梦，在九疑山(今湖南宁远县)望祭舜。《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

西汉建立后，汉高祖以尧后自居，置祠祀官，祭祀尧帝。《汉书·高帝纪第一下》载：“‘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则有秦、晋、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缀之以祀，岂不信哉!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汉武帝巡狩时，曾望祀虞舜：

五年(前106)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132］。盛唐，韦昭曰：“在南郡。”

王莽建立新政权后，追溯其族的世系，以舜后自居，在明堂祭祀虞帝：“惟王氏，虞帝之后也，出自帝喾；刘氏，尧之后也，出自颛顼。……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133］“予伏念皇初祖考黄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宜序于祖宗之亲庙。”［134］并派工匠修筑舜庙，“莽乃博征天下工匠诸图画，以望法度算，及吏民以义入钱谷助作者，骆驿道路。坏彻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阳、大台、储元宫及平乐、当路、阳禄馆，凡十余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庙。……九庙：一曰黄帝太初祖庙，二曰帝虞始祖昭庙，三曰陈胡王统祖穆庙……”［135］

东汉章帝、安帝时，曾遣使祭祀尧帝：

(汉章帝元和二年)二月(85)，上东巡狩，将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尧于济阴成阳(今山东鄄城县)灵台［136］。

(汉安帝延光)三年(124)春二月丙子，东巡狩。丁丑，告陈留太守，祠南顿君、光武皇帝于济阳，复济阳今年田租、刍稿。庚寅，遣使者祠唐尧于成阳［137］。

望祭是祭祀的一种，指在远处遥望祭祀。禹时就有了望祭，但秦汉时，望祭更为频繁，秦始皇、汉武帝都曾望祭九疑山之舜。望祭尧舜是帝王出巡时，碰到尧舜陵庙时，在远处进行的一种祭祀活动，显示了尧舜祭祀的不规范性。这是秦汉祭祀的一个特点。秦汉祭祀的另一个特点还是把尧舜作为祖先进行祭拜，如上文提到的汉以尧后自居，莽新以舜后自居。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多有更迭，尧、舜祭祀更为频繁，尧舜祭祀有了新的特点。这一时期，祖先祭祀依然进行。曹氏建立魏政权后，将其世系追溯到有虞氏，在洛阳建立圜丘，在圜丘祭祀上帝时，以始祖帝舜配：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诏曰：“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畤，神祇兆位，多不经见，并以兴废无常，一彼一此，四百余年，废无禘礼。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阙焉。曾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圜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后，终魏世不复郊祀［138］。

西晋建立后，司马氏为了达到篡权的目的，以虞舜后代自居，以获得政权的合法性，《晋书·帝纪第三》载：

是时晋德既洽，四海宅心。于是天子知历数有在，乃使太保郑冲奉策曰：“咨尔晋王：我皇祖有虞氏诞膺灵运，受终于陶唐，亦以命于有夏。惟三后陟配于天，而咸用光敷圣德。自兹厥后，天又辑大命于汉。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轨虞夏四代之明显，我不敢知。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辅亮我皇家，勋德光于四海。格尔上下神祇，罔不克顺，地平天成，万邦以，应受上帝之命，协皇极之中。肆予—人，祗承天序，以敬授尔位，历数实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於戏!王其钦顺天命，率循训典，底绥四国，用保天体，无替我二皇之弘烈。”帝初以礼让，魏朝公卿何曾、王沉等固请，乃从之。

司马炎在魏众臣的请求下，篡位建晋，于泰始元年(265)祭祀上帝，为自己篡位找到合适理由：

泰始元年冬十二月景寅，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柴燎告类于上帝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协皇运，绍天明命以命炎。昔者唐尧，熙隆大道，禅位虞舜，舜又以禅禹，迈德垂训，多历年载，暨汉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拨乱济时，扶翼刘氏，又用受命于汉。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几于颠坠，实赖有晋匡拯之德，用获保厥肆祀，弘济于艰难，此则晋之有大造于魏也。”［139］

在祖先祭祀的基础上，曹氏祭祀尧舜又含有了天帝祭祀这层含义(关于天帝祭祀的问题，后文有专门论述，此不赘述)，这是魏晋南北朝祭祀尧舜的新特点。

在祭祀礼仪上，西晋沿用魏礼，《宋书·志第六·礼三》：“诏曰：‘有司前奏郊祀权用魏礼。朕不虑改作之难，今便为永制。’”

北魏建国后，为了获得汉族的认可，祭祀尧舜的活动更加频繁。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孝文帝频繁祭祀尧舜。史载：

(道武帝天兴三年，400)五月戊辰，诏谒者仆射张济使于姚兴。己巳，车驾东巡，遂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尧、帝舜庙。西幸马邑，观灅源［140］。

(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六月戊午，幸去畿陂，观渔。辛酉，次于濡源，筑立蜯台，射白熊于颓牛山，获之。……壬申，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至广宁，登历山，祭舜庙［141］。

(明元帝泰常七年，422)辛酉，幸峤山，遣使者祠黄帝、唐尧庙。因东幸幽州，见耆年，问其所苦，赐以爵号。分遣使者巡行州郡，观察风俗［142］。

(太武帝神元年，428)八月，东幸广宁，临观温泉。以太牢祭黄帝、尧、舜庙［143］。

(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春正月戊午朔，朝飨群臣于太华殿。帝始为王公兴县而不乐。……甲午，车驾初朝日于东郊，遂以为常。丁酉，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144］。

(太和二十一年，497)丙辰，车驾次平阳，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尧。夏四月庚申，幸龙门，遣使者以太牢祭夏禹。癸亥，行幸蒲坂，遣使者以太牢祭虞舜。戊辰，诏修尧、舜、夏禹庙［145］。

分析上面的几条材料，不难看出，北魏历代皇帝非常注重祭祀尧舜，出巡时到达尧、舜祠庙时，或自己祭祀尧舜，或遣使者祭祀尧、舜，而且是把尧、舜放在同等地位进行祭祀，不同于前朝仅祭祀尧、舜其中之一。这与北魏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北魏统治者通过祭祀尧舜以获得汉族的支持和认可有莫大关系。

北齐时期，文宣帝曾下诏遣人祭祀尧祠、舜庙。史载：

(文宣帝天保元年，550)又诏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鲁郡以时修治庙宇，务尽褒崇之至。诏分遣使人致祭于五岳四渎，其尧祠舜庙，下及孔父、老君等载于祀典者，咸秩罔遗［146］。

南朝萧齐亦曾遣使祭尧庙于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北周分别祭祀尧、舜于平阳、河东(今山西永济市)：

(南朝)南郊则使三公祈五天帝于郊坛，有燎，座位如雩。五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其仪如郊礼，尧庙，则遣使祈于平阳；孔、颜庙，则遣使祈于国学，如尧庙［147］。

(北周)并以其日，使祀先代王公帝尧于平阳，以契配；帝舜于河东，咎繇配［148］。

通过上面分析，总的来看，由于这一时期政权更迭的频繁，祭祀尧舜活动更为频繁。这一时期祭祀尧舜的特点主要有三：其一，在祖先祭祀的基础上，出现了天帝祭祀，这成为这一时期尧舜祭祀的一个新特点。其二，舜合祖先祭祖、天帝祭祀于一身，被后代祭祀。如曹魏建立后，即把舜当作祖先，进行祖先祭拜，又在圜丘祭祀帝天时，以舜帝配，这样舜具有了双重的身份，这个不同于前代尧、舜只能单独作为祖先进行祭祀。晋国祭祀舜也有这个特点。尧舜祭祀的第三个特点是尧、舜被某个朝代一起祭祀，后人把尧、舜看作是他们的共同祖先，这区别于前代仅将尧、舜之一视为祖先加以祭祀。这个特点一方面体现在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上，另一方面体现了社会的进步。

四、隋唐宋元明清时期

隋唐继承了北周的尧、舜祭祀仪式，均祭帝尧于平阳、帝舜于河东，有史为证：

隋制，使祀先代王公：帝尧于平阳，以契配；帝舜于河东，咎繇配［149］。

(唐代)仲春之月，享先代帝王。帝喾享于顿丘，帝尧享于平阳，帝舜享于河东［150］。

唐高祖曾亲祭舜庙，《旧唐书·高祖本纪》载：“三年(620)春正月辛巳，幸蒲州，命祀舜庙。”天宝六年(747)，玄宗派人建尧、舜庙，进行祭祀，《文献通考》卷103载：

六载，敕三皇五帝，创物垂范，永言龟镜，宜有钦崇。三皇：伏羲、神农、黄帝。五帝：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其择日及置庙地，量事营立，其乐器请用宫悬，祭请用少牢，仍以春秋二时致享，共置令、丞、太常寺检校。

隋唐祭祀尧舜的一大特点是，在京城建立历代帝王庙，对其加以祭祀，并把这一祭祀变为常祀制度。到宋元明清，历代帝王庙制得以完善和发展。建立完善的祭祀尧舜陵庙制度在宋元明清时期也完成。有关祭祀历代帝王庙及陵庙的活动，下面作详细的说明。

宋元明清时期，祭祀尧、舜的活动依然进行。由于五代战争的破坏，宋加强了对尧、舜庙、陵的保护和修缮工作，并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祭祀尧、舜的活动。

(宋太祖)乾德初，诏：“历代帝王，国有常享，著于甲令，可举而行。自五代乱离，百司废坠，匮神乏祀，阙孰甚焉。按《祠令》，先代帝王，每三年一享，以仲春之月，牲用太牢，祀官以本州长官，有故则上佐行事，官造祭器，送诸陵庙。”又诏：“先代帝王，载在祀典，或庙貌犹在，久废牲牢，或陵墓虽存，不禁樵采。其太昊、炎帝、黄帝、高辛、唐尧、虞舜、夏禹、成汤、周文王、武王、汉高帝、光武、唐高祖、太宗、各置守陵五户，岁春秋祠以太牢；商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周成王、康王……隋高祖，各置三户，岁一享以太牢；秦始皇帝……后唐庄宗、明宗、晋高祖，各置守陵两户，三年一祭以太牢……”［151］

元丰六年(1083)，宋神宗接受范子谅建议，将祭祀陶唐氏的地点由郓州(今山东菏泽市)改为雷泽县(今山东鄄城县)。《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8载：

太常寺言，祠令岁以春秋仲月，奉祀帝陶唐氏于郓州，以司徒卨配，而郓州尧帝庙乃无陵寝，亦无古迹，乞从知濮州范子谅所言，移两祭于雷泽县尧帝庙。从之。

金规定三年一祭尧舜于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市)、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市)：

(诸前代帝王)三年一祭，于仲春之月祭伏犧于陈州，神农于亳州，轩辕于坊州，少昊于兖州，颛顼于开州，高辛于归德府，陶唐于平阳府，虞舜、夏禹、成汤于河中府，周文王、武王于京兆府［152］。

1263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建立尧庙，又于1275年在洪洞(今山西洪洞县)建立舜庙：

建尧庙及后土太宁宫［153］。

十二年二月，立伏羲、女娲、舜、汤等庙于河中解州、洪洞、赵城［154］。

元世祖规定：“春秋二仲月上丙日，祀尧帝祠。”［155］关于对舜庙的祭祀，泰定帝规定：“诏舜、禹庙依尧祠故事。”［156］

明建立后，太祖遣使访先代陵寝，修祀礼，制祝文，进行祭祀，《明史·志第二十六》载：

洪武三年，遣使访先代陵寝，仍命各行省具图以进，凡七十有九。礼官考其功德昭著者，曰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唐尧、虞舜、夏禹……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凡三十有六，各制衮冕，函香币。遣秘书监丞陶谊等往修祀礼，亲制祝文遣之。每陵以白金二十五两具祭物，陵寝发者掩之，坏者完之，庙敝者葺之，无庙者设坛以祭。仍令有司禁樵采，岁时祭祀，牲用太牢。

此后，洪武四年(1371)、十年(1377)、二十年(1387)，太祖都遣使祭历代帝王庙：

四年，礼部定议，合祀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在山东者二：东平祀唐尧，曲阜祀少昊。……在湖广者二：酃祀神农，宁远祀虞舜。……岁祭用仲春、仲秋朔。于是遣使诣各陵致祭，陵置—碑，刊祭期及牲帛之数，俾所在有司守之［157］。

洪武十年遣官祀历代帝王，凡十七位，为五室，共设酒尊三，于殿之、东、南、西向，用祝一，设于神之右，初献毕，读祝，余礼仪仍旧，祝文曰：“皇帝谨遣具官某致祭于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帝金天氏、帝高阳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汉高祖皇帝、汉光武皇帝、隋高祖皇帝、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元世祖皇帝曰：‘昔者奉天明命，相继为君，代天理物，抚育黔黎，彝伦攸叙，井井绳绳，至今承之生民多福，思不忘报，特祀以春秋，惟帝英灵来歆，来格，尚享。’”［158］

洪武二十年，遣官祀历代帝王庙，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至是去隋文帝，凡十六帝为五室，中三室居三皇五帝三王如旧……［159］

嘉靖时期，明朝新修历代帝王庙，明世宗亲自祭祀历代帝王：

嘉靖十—年(1532)七月，礼部以新作历代帝王庙成，请上亲祀，许之。仍诏，以祀之前一日预告皇祖即太庙，后寝行礼，礼部上亲祭历代帝王仪注，上览之曰：“正五坛，中案朕亲奠献，左右四坛命郭勋、李时代之，成国公朱凤、尚书王宪、夏言、汪分献两庑，余俱如拟。”［160］

清顺治初，在都城西阜成门内建立历代帝王庙，在正殿景德崇圣殿祭祀唐尧、虞舜，祀以太牢，如史料所记：

届日，大臣一人祭正殿，殿祀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武王，汉高祖、光武，唐太宗，宋、辽、金太祖、世宗，元太祖、世祖，明太祖，凡廿一帝，祀以太牢［161］。

顺治还制定了帝王陵寝祀典，规定祭祀东平唐尧、宁远虞舜，或在当地飨殿举行，或因陵寝筑坛祭祀［162］。

乾隆经常亲自祭拜尧、舜庙：

(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己丑，上躬谒帝舜有虞氏庙，前一日戊子，谕朕诣阙里释奠礼毕，因以祀少皞，谒元圣素怀良慰，今至历下，闻有虞氏之庙近在城中，缅想重华之盛，实惟元德之区，景仰匪遥仪型甚迩其令所司洁祠宇，以竢拜瞻［163］。

(乾隆五十一年，1786)三月丙午，上驻跸五台山。丙辰，两江总督萨载卒，调李世杰代之。以保宁为四川总督，鄂辉为成都将军。己未，上阅滹沱河，阅正定镇兵。壬戌，上祭帝尧庙［164］。

(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四月己亥朔，以和阗办事大臣李侍政失察迈玛特尼杂尔，下部严议。甲辰，上阅滹沱河。以贡楚克扎布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丁未，上祭帝尧庙［165］。

嘉庆十六年(1811)，仁宗上谒尧母陵，并在帝尧庙举行祭祀仪礼［166］。

祭文是祭祀中的一项，《湖广通志·卷首》记录了康熙、雍正帝几次祭告舜陵的祭文。康熙七年(1668)的祭文为：

自古历代帝王，继天立极，功德并隆，治统道统，昭垂奕世。朕受天眷命，绍缵丕基，庶政方亲，前徽是景，明禋大典，亟宜肇修，敬遣专官，拜将牲帛，爰昭殷荐之忱，聿修尊崇之礼，伏惟格歆，尚其鉴享。

又康熙二十一年(1682)：

自古帝王，受天显命，继道统而新治统。圣贤代起，先后一揆，成功盛德，炳如日星。朕诞膺眷佑，临制万方，扫灭凶残，廓清区宇，告功古后，殷礼肇称。敬遣专官，代将牲帛，爰修禋祀之诚，用展景行之志，仰企明灵，尚其鉴享。

再康熙四十二年(1703)、雍正元年(1723)祭告舜陵文分别为：

自古帝王，继天立极，出震承乾，莫不道洽寰区，仁周遐迩。朕钦承丕绪，抚驭兆民，思致时雍，常殷惕厉，历兹四十余载。今岁，时届五旬，宵旰兢兢，无敢暇逸，渐致民生康阜，世运升平，顷因淮黄告成，亲往巡历，再授方略，善后是期。睹民志之欢欣，滋朕心之轸恤，遄回銮驭，大沛恩膏，用遣专官，敬修祀典。默赞郅隆之冶，益弘仁寿之休，尚鉴精忱，俯垂昭格。

自古帝王，继天出治，建极绥猷，莫不泽被生民、仁周海宇。惟我皇考，峻德鸿勋，媲美前古，显谟承烈，垂裕后昆。朕以藐躬缵膺大寅，当兹嗣位之始，宜修享祀之仪，特遣专官，虔申昭告，惟冀时和岁稔，物阜民安，淳风遍洽乎寰区，厚德长敷于率土，尚其歆格，鉴此精诚。

上面是对尧舜进入历代帝王庙进行祭祀及举行祭祀尧舜祠庙的记载，这是这时期祭祀尧舜的两大特点，还有一特点是明代出现了圣师祭祀，明世宗开创了祭祀圣师的制度。从明世宗开始，尧、舜被奉为圣师，受到后代帝王尊崇。关于圣师祭祀，笔者在古代祭祀尧舜的分类中会具体论述。

通过上文对祭祀尧舜活动的简单回顾，不难发现从先秦到清代祭祀尧舜的礼仪制度一直存在，无论是汉族建立的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所建国家，都把尧舜祭祀活动当作国家大事来对待，而且祭祀活动由国家举行，并规定了祭祀的礼仪，属国家祭典性质，祭祀尧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第二节古代祭祀尧舜的分类与礼仪

从历史文献资料来看，古代祭祀尧舜的活动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祖先祭祀，即尧舜后人对其进行的祭祀活动；第二种类型是天帝祭祀，即祭祀上天时，以尧，舜配祭上天。第三种类型是帝王祭祀，即后代将尧舜视为帝王，对其进行祭祀，这种祭祀可分为三种情况，其一为后世帝王在京师建立历代帝王庙对尧舜加以祭祀，其二为在各地的尧、舜庙中进行祭祀；其三为在尧舜陵寝进行祭祀；第四种类型是圣师祭祀，即尧舜被看为先贤圣师，帝王专设一地进行祭祀。下文就尧舜祭祀的分类和礼仪展开论述。

一、祖先祭祀

祭祀是一种宗教活动，恩格斯曾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167］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界风、雨、雷、电等现象认识有限，于是他们对自然产生了的恐惧、崇拜心理，对这些自然现象赋予人格化，想象它们有超自然的力量，并企求这种力量给自己以保护。由是，产生了自然崇拜。同时，由于人类对自身的身体结构、生与死充满迷惑，他们认为人死后，灵魂会在另一个神秘世界存在，这就导致了灵魂观念和祖先崇拜的产生，因此出现了人死亡后随葬生活用品的现象，进而产生了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反映了原始宗教的萌芽。《礼记·郊特牲》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可见，古代对祖先祭祀的重视程度。

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中有许多祭祀遗迹，考古工作者在陶寺中期的一小城内发现了专门用于祭祀的建筑ⅡFJT1，这表明尧舜时代祭祀制度是存在的，而且规模不小。

舜被作为祖先进行祭祀，在文献资料中的最早记录见于西周武王时期。《史记·陈杞世家》载：“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胡公作为舜的后人，对舜进行祖先祭拜之礼。

西汉的创立者刘邦自诩为尧的后人，《汉书·高帝纪第一下》载：“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汉高祖即位后，设置祠庙和祀官，对其祖尧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至此，两汉皇室或亲自祭拜或派使者祭拜尧祠。

新莽政权的建立者王莽自认是舜的后人。对此，《汉书·王莽传》有记载，“惟王氏，虞帝之后也，出自帝喾”［168］。王氏在明堂举行仪式来祭拜他的祖先：“予伏念皇初祖考黄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宜序于祖宗之亲庙。”［169］除此之外，为了赞扬和宣传古代帝王和贤臣的高尚品德，“莽又封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夏、商、周及皋陶、伊尹之后皆为公、侯，使各奉其祭祀”［170］。具体说来，“封姚恂为初睦侯，奉黄帝后；梁护为修远伯，奉少昊后；皇孙功隆公千，奉帝喾后；刘歆为祁烈伯，奉颛顼后；国师刘歆子叠为伊休侯，奉尧后；妫昌为始睦侯，奉虞帝后；山遵为褎谋子，奉皋陶后；伊玄为褎衡子，奉伊尹后”［171］。这样，刘叠成为尧的后人，对尧进行祭拜。王莽还将虞帝的后裔姚、妫、陈、田、王氏五姓［172］名籍于秩宗，皆以为宗室，并建立了九庙祭祀他的先祖［173］。

魏的建立者曹氏的族系，《晋书·志第九·礼上》中有记载：“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说明曹氏出自舜。曹操还在洛阳建立圜丘，祭祀皇皇帝天，以其始祖有虞帝舜配［174］。

西晋的建立者司马氏亦以虞舜后人自居，“我皇祖有虞氏诞膺灵运，受终于陶唐，亦以命于有夏”［175］，两晋司马氏为他们的祖先虞舜进行祭祀活动。

北魏皇族自称出自黄帝。根据《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可以知道尧、舜为黄帝的后裔，正如司马迁所说：“自黄帝到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既然尧、舜与黄帝同姓，所以北魏皇族亦将尧、舜视为他们的祖先，他们在祭祀黄帝时，频频以太牢之礼祭祀尧、舜于平阳、广宁。有关北魏祭祀尧舜的史料在前文已有较为详尽的介绍，此不赘述。

二、天帝祭祀

天帝祭祀即祭祀上帝(或上天)时，以尧、舜作为配祭的一种祭祀形式。天帝祭祀起源于先秦，当时由于人们了解自然的能力有限及对科学的无知，认为上天控制了—切，把天神圣化。为了得到天神的佑护，人们经常祭拜上天，在祭拜的过程中，有高尚品德的尧、舜成为祭祀天帝中配祭的对象。

天帝祭祀中，圜丘祭天一般与尧舜祭祀有关。圜丘祀天一般于冬至之日在国都南郊圜丘举行。圜丘是一座圆形的祭坛，象征天圆之形。祭祀之前，天子与百官都要斋戒并省视献神的牺牲和祭品。祭祀之日，天子率百官在清晨来到郊外，身穿饰日月星辰及山、龙图案的礼服，头戴前后垂有十二旒的冕，腰间插大圭，手持镇圭，面向西方立地圜丘东南侧。鼓乐声中，天子牵着献给天帝的牺牲，将它宰杀。迎神之后，这些牺牲随同玉璧、玉圭、缯帛等祭品被放在柴垛上，由天子点燃积柴，让烟火升腾于天，使天帝嗅到气味。随后在乐声中迎接“尸”，“尸”登上圜丘。“尸”由活人扮演，作为天帝的化身，代表天帝接受祭享。“尸”就坐，面前陈放着玉璧、鼎、簋等各种盛放祭品的礼器。这时先向“尸”献牺牲的鲜血，再依次进献五种酒，称作五齐。前两次献酒后要进献全牲、大羹(肉汁)、铏羹(加盐的菜汁)等。第四次献酒后，进献黍稷饮食。荐献后，“尸”用三种酒答谢祭献者，称为“酢”。最后，祭祀者还要分享祭祀所用的酒醴。由“尸”赐福于天子等，称为“嘏”，后世也叫“饮福”。天子还把祭祀用的牲肉赠给宗室臣下，称“赐胙”。此后，就是送神。这就是先秦典籍中的立尸制，后代则以神主牌位代替“尸”［176］。

前文在祖先祭祀中谈及曹氏在洛阳建立圜丘，进行祭祀。它既是对祖先的祭祀，也是对天帝的祭祀。《晋书·志第九·礼上》载：

(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十月乙卯，始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诏曰：“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畤，神祗兆位，多不经见，并以兴废无常，一彼一此，四百余年，废无禘礼。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阙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圜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

资料表明魏在洛阳圜丘祭祀皇皇帝天，以舜帝配祭。舜拥有双重的身份，一是魏氏的祖先，一是道德情操高尚之人。

西晋武帝亦曾举行祭祀天帝之礼，《晋书·武帝纪》记载了这次活动：

泰始元年(265)冬十二月丙寅，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柴燎告类于上帝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协皇运，绍天明命以命炎。昔者唐尧，熙隆大道，禅位虞舜，舜又以禅禹，迈德垂训，多历年载。暨汉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拨乱济时，扶翼刘氏，又用受命于汉。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几于颠坠，实赖有晋匡拯之德，用获保厥肆祀，弘济于艰难，此则晋之有大造于魏也。诞惟四方，罔不祗顺，廓清梁岷，包怀扬越，八纮同轨，祥瑞屡臻，天人协应，无思不服。肆予宪章三后，用集大命于兹。炎维德不嗣，辞不获命。于是群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献陪隶，暨于百变君长，佥曰：‘皇天鉴下，求人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让所得距违。天序不可以无统，人神不可以旷主。’炎虔奉皇运，寅畏天威。敬简元辰，升坛受禅，告类上帝，永答众望。”

资料说明，西晋祭祀舜，同曹魏一样，都有祖先祭祀和天帝祭祀双层含义。

三、帝王祭祀

尧舜作为帝王被后人加以祭祀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后世帝王在京师建立历代帝王庙对尧舜加以祭祀；第二种情况是在各地的尧、舜陵庙中进行祭祀。

尧舜进入历代帝王庙中受帝王祭祀的礼遇肇始于隋，隋并将这种祭祀制度变为常祀，隋在京城设立三皇五帝庙。唐承隋制，在京师亦设置三皇五帝庙［177］，对帝王尧、舜进行祭祀。对于祭祀先代帝王的仪式，史料记载：

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正月，诏曰：“古圣帝明王、岳渎海镇，用牲牢，余并以酒脯充奠祀。”二十三年(735)正月，诏：“自今已后，明衣绢布，并祀前五日预给。”丁酉，诏：“自今已后，有大祭，宜差丞相、特进、开府、少保、少傅、尚书、御史大夫摄行事。”天宝六载(747)正月，诏：“三皇，五帝，于京城置令、丞。”［178］

(天宝)六载，敕三皇五帝，创物垂范，永言龟镜，宜有钦崇。三皇：伏羲、神农、黄帝。五帝：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其择日及置庙地，量事营立，其乐器请用宫悬，祭请用少牢，仍以春秋二时致享，共置令、丞、太常寺检校［179］。

资料表明，京师祭祀三皇五帝庙一年分为春、秋两次进行，并以少牢之礼祭祀，起初派丞相、特进，开府、少保、少傅、尚书、御史大夫等官员负责祭祀，后来在京师设置令、丞、太常寺专门负责祭祀三皇五帝的事宜。

明洪武六年(1373)，在京师建立帝王庙，规定每年春、秋两祭三皇五帝等十七帝。帝王庙的布局是：帝王皆衮冕坐，但伏羲、神农除外。庙同堂异室，中一室祀三皇，东一室祀五帝，西一室祀三王，又东一室祀汉高祖、光武帝、隋文帝、又西一室祀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共五室十七帝。

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亲自祭祀帝王庙，其祭祀典式大体分为斋戒省牲、迎神、初献、亚献、终献、饮福、受胙、彻豆、送神和唱祝望瘗十节，具体内容详见《明太祖实录》。每节有固定的乐曲和颂歌，且由太祖御制：迎神，奏《雍和》之曲；奠帛，奏《保和》之曲；初献，奏《保和》之曲；亚献，奏《中和》之曲；终献，奏《肃和》之曲；彻馔，奏《凝和》之曲；送神，奏《寿和》之曲；望燎，奏《豫和》之曲［180］。祭祀的祝文因祭祀的对象不同而分为六部分，其中祭祀五帝的祝文是：

惟帝金天氏金行应运，因凤纪官道继三皇为五帝。首惟帝高阳氏静渊有谋，疏通知事，洁诚祭祀，冶教万民。惟帝高辛氏聪以知远，明以察微，仁威惠信，天下咸服。惟帝陶唐氏帝德广运，圣神武文，执中传心，道统斯著。惟帝有虞氏玄德既升，恭已而治，世跻泰和，乐奏凤仪，皆盛德被于生民，大功昭于后世者也。元璋以菲德荷天佑人助君，临天下继承中国帝王正统，伏念列圣去世悠远，神灵在天，万古长存，崇报之礼多未举行，故于祭祀有阙，是用肇新庙宇于京师，列序圣像及历代开基帝王，每岁祀以春秋仲月永为常典，今礼奠之初，谨奉牲醴庶品致祭，伏唯神鉴尚享［181］。

从明世宗嘉靖帝开始，不再区分祭祀对象各作祝文，而是合诸帝祝文为一篇。洪武七年的帝王庙的祭祀仪式，使肇始于隋唐的京师尧、舜帝王庙祭祀仪式制度化，为后代帝王庙祭祀仪式开启了先河，具有重大意义。

史书记载了洪武十年(1377)太祖遣官祭祀帝王庙的仪式：

洪武十年遣官祀历代帝王，凡十七位，为五室，共设酒尊三，于殿之东、南、西向，用祝一，设于神之右。初献毕读祝，余礼仪仍旧。祝文曰：皇帝谨遣具官某致祭于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帝金天氏、帝高阳氏、帝高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汉高祖皇帝、汉光武皇帝、隋高祖皇帝、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元世祖皇帝，曰：“昔者奉天明命，相继为君，代天理物，抚育黔黎，彝伦攸叙，井井绳绳，至今承之，生民多福，思不忘报，特祀以春秋，惟帝英灵来歆，来格。尚享［182］。

洪武二十年(1387)，帝王庙的祭祀对象略微有些变化，由以前的十七帝改为十六帝，除去了对隋文帝的祭祀，同时规定了帝王庙中的从祀名臣的人选与数目。从祀名臣共三十七人，分为四坛：东庑第一坛九人，分别为风后、皋陶、夔龙、伯益、傅说、召公、奭召虎、张良、曹参；西庑第一坛九人，分别为力牧、夔伯夷、伊尹、周公旦、太公望、方叔、萧何、陈平；东庑第二坛十人，分别是周勃、冯异、房玄龄、李靖、李晟、潘美、岳飞、木华黎、博尔忽、伯颜，西庑第二坛九人，分别是邓禹、诸葛亮、杜如晦、郭子仪、曹彬、韩世忠、张浚、保尔济、齐拉衮［183］。

洪武二十一年(1388)，京师帝王庙发生火灾，太祖遂将帝王庙改建于鸡鸣山的南面，规定每年春秋在郊坛祭祀历代帝王。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以南郊之礼祀之。

洪武二十六年(1393)，祭祀帝王庙的礼仪为［184］：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4-2-25 02:37:32

［75］Elman R.Service,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An Evolutionary Prespective,p142,145.

［76］Elman R.Service,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An Evolutionary Prespective,p145,转引自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85页。

［77］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87，188页。

［78］转引自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07页。

［79］刘起：《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96年，第14~15页。

［80］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序》，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页。

［81］《经典释文》云：“上自高祖下至玄孙。”马融、郑玄及伪孔传皆同此说。

［82］见《尚书》欧阳说。

［83］林沄：《“百姓”古义新解——兼论中国早期国家的社会基础》，《吉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85］《孟子·滕文公下》。

［86］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00~107页。

［87］参见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6页。

［88］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6页。

［90］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第七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2~33页。

［91］杨宽：《读〈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第七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5页。

［9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5页。

［93］蒙文通：《古史甄微》，巴蜀书杜，1999年，第75页。

［94］如王玉哲：《尧舜禹“禅让”与“篡夺”两种传说并存的新理解》，《历史教学》1986年第1期；王汉昌：《禅让制研究——兼论原始政治的—些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杨平安：《关于尧舜禹“禅让”制传说的探讨——兼谈国家形成的标志问题》，《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钱耀鹏：《尧舜禅让的时代契机与历史真实——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线索》，《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5期，等诸多文章。这些文章对禅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95］《庄子·庚桑楚》。

［96］《庄子·天运》。

［97］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0页。

［98］同上，第250页。

［99］同上，第254页。

［100］同上，第258页。

［101］卫斯：《关于“尧都平阳”历史地望的再探讨——兼与王尚义先生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1期。

［102］王文清：《陶寺遗存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华夏文明》第1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103］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9~281页。

［104］［105］徐旭生遗著：《尧舜禹》（上)，《文史》第39辑，中华书局，1994年，第8页。

［106］许宏，安也致：《陶寺类型为有虞氏遗存论》，《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

［107］王克林：《陶寺文化与唐尧、虞舜——论华夏文明的起源》(上)、(下)，《文物世界》2000年第1、2期。

［108］《诗经·大雅·文王之声》。

［109］《诗经·小雅·信南山》。

［110］栾丰实：《海岱龙山文化的分期和类型、王油坊类型初论》，《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111］柴继光：《尧、舜、禹相继建都河东探因》，《寻根》2000年第2期。

［112］《孟子·滕文公上》。

［113］《孟子·滕文公下》。

［114］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0页。

［1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8页。

［116］［117］［120］《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118］《左传·昭公元年》。

［119］《孟子·万章上》。

［121］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6页。

［122］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页。

［123］詹子庆：《走近夏代文明》，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牡，2006年，第125页。

［124］《尚书·尧典》记载为：“窜三苗于三危。”三危，多数学者认为其地在今西北敦煌一带。

［126］詹子庆：《走近夏代文明》，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3~184页。

［127］《左传·宣公三年》。

［128］《左传·哀公十—年》。

［1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考古》2004年第2期。

［130］《大清一统志》，《四部丛刊续编》，上海涵芬楼影印本。

［131］(西汉)司马迁：《史记》卷36《陈杞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第1575页。

［132］(东汉)班固：《汉书》卷6《武帝纪第六》，中华书局，1962年，第196页。

［133］(东汉)班固：《汉书》卷99中《王莽传第六十九中》，中华书局，1962年，第4105页。

［134］同上，第4106页。

［135］(东汉)班固：《汉书》卷99下《王莽传第六十九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4161~4162页。

［13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98《志第八》，中华书局，1965年，第3183页。

［137］(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5《孝安帝纪第五》，中华书局，1965年，第238页。

［138］(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9《志第九》，中华书局，1974年，第583页。

［139］(唐)房玄龄等：《晋书》卷3《帝纪第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50~51页。

［140］(北齐)魏收：《魏书》卷2《太祖纪第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36页。

［141］(北齐)魏收：《魏书》卷3《太宗纪第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55页。

［142］(唐)李延寿：《北史》卷1《魏本纪第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34页。

［143］(北齐)魏收：《魏书》卷4上《世祖纪第四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74页。

［144］(唐)李延寿：《北史》卷3《魏本纪第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107~108页。

［145］(北齐)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第七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181页。

［146］(唐)李百药：《北齐书》卷4《帝纪第四》，中华书局，1972年，第51页。

［147］(唐)魏征等：《隋书》卷7《志第二》，中华书局，1973年，第127页。

［148］同上，第136页。

［149］(唐)杜佑：《通典》卷13《礼十三》，中华书局，1992年，第1477页。

［150］(唐)杜佑：《通典》卷106《礼六十六》，中华书局，1992年，第2770页。

［151］(元)脱脱等：《宋史》卷105《志第五十八》，中华书局，1977年，第2258~2259页。

［152］(元)脱脱等：《金史》卷35《志第十六》，中华书局，1975年，第818页。

［153］(明)宋濂等：《元史》卷6《本纪第六》，中华书局，1976年，第119页。

［154］(明)宋濂等：《元史》卷76《志第二十七上》，中华书局，1976年，第1903页。

［155］(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88《元纪六》，中华书局，1957年，第5122页。

［156］(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85《群庙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549页。

［157］(清)张廷玉等：《明史》卷50《志第二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第1292页。

［158］［159］［182］［183］(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定帝王庙祀及名臣从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160］(明)俞汝楫：《礼部志稿·特设历代帝王陵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161］赵尔巽：《清史稿》卷84《志第五十九》，中华书局，1977年，第2526页。

［162］同上，第2529页。

［163］《清朝文献通考》卷122《群庙四》，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924页。

［164］赵尔巽：《清史稿》卷15《本纪第十五》，中华书局，1977年，第536页。

［165］同上，第553页。

［166］赵尔巽：《清史稿》卷16《本纪第十六》，中华书局，1977年，第599页。

［167］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168］(东汉)班固：《汉书》卷99中《王莽传第六十九中》，中华书局，1962年，第4105页。

［169］同上，第4106页。

［17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37《汉纪二十九》，中华书局，1956年，第1173页。

［171］(东汉)班固：《汉书》卷99中《王莽传第六十九中》，中华书局，1962年，第4105页。

［172］《汉书》卷99中《列传第六十九中》载：“黄帝二十五子，分赐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妫，在周曰陈，在齐曰田，在济南曰王。”第4106页。

［173］九庙在《汉书》卷99下《列传第六十九下》中有详细记载，其文曰：“九庙：一曰黄帝太初祖庙，二曰帝虞始祖昭庙，三曰陈胡王统祖穆庙，四曰齐敬王世祖昭庙，五曰济北愍王王祖穆庙，六曰济南伯王尊祢昭庙，七曰元城孺王尊祢穆庙，八曰阳平顷王戚祢昭庙，九曰新都显王戚祢穆庙。”中华书局，1962年，第4162页。

［174］(南朝·梁)沈约：《宋书》卷16《志第六》，中华书局，1974年，第420页。

［175］(唐)房玄龄等：《晋书》卷3《帝纪第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50页。

［176］参见《陕西省志·黄帝陵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4页。

［17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9《本纪第九》，中华书局，1974年，第221页。

［178］(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24《志第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915页。

［179］(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03《宗庙考十三》，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938页。

［180］(明)俞汝楫：《礼部志稿·祭历代帝王乐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181］《明太祖实录》卷92，洪武七年(1374年)八月甲午朔，第1603~1604页。

［184］参见《明会典·群祀》。

［185］《钦定大清会典》卷45《礼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186］赵尔巽：《清史稿》卷84《志第五十九》，中华书局，1977年，第2525~2526页。

［187］《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8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188］(东汉)班固：《汉书》卷6《武帝纪第六》，中华书局，1962年，第196页。

［189］在尧舜祭祀的类型上，前文将北魏帝王祭祀尧、舜的活动归为祖先祭祀，而本处又将其划入帝王祭祀，这是因为从血缘关系来看，北魏皇室与黄帝只是一种比拟的血缘关系，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血缘关系，从而使北魏皇室祭祀尧舜的活动具有双重性。有关“北魏皇室与黄帝是一种比拟的血缘关系”的问题，见后文尧舜祭祀实质。

［190］(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本纪第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10页。

［191］(唐)杜佑：《通典》卷第53《礼十三·沿革十三·吉礼十二》，中华书局，1992年，第1477页。

［19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24《志第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909~910页。

［193］(唐)杜佑：《通典》卷106《礼六十六》，中华书局，1992年，第2770页。

［194］《资治通鉴》卷267《后梁纪二》载：“河东兵寇晋州，抄掠至尧祠而去。”第8713页。

［195］(元)脱脱等：《宋史》卷105《志第五十八》，中华书局，1977年，第2558页。

［196］同上，第2560页。

［197］(明)宋濂等：《元史》卷5《本纪第五》，中华书局，1976年，第93页。

［198］(明)宋濂等：《元史》卷76《志第二十七》，中华书局，1976年，第1903页。

［199］(清)张廷玉等：《明史》卷50《志第二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第1291页。

［200］同上，第1292页。

［201］《明会典》卷85《礼部四十四祭祀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

［202］《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8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

［203］《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7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

［204］赵尔巽：《清史稿》卷11《本纪第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396~397页。

［205］赵尔巽：《清史稿》卷15《本纪第十五》，中华书局，1977年，第536页。

［206］同上，第553页。

［207］(清)张廷玉等：《明史》卷50《志第二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第1295页。

［208］赵尔巽：《清史稿》卷84《志第五十九》，中华书局，1977年，第2532页。

［209］［210］(宋)陈思：《宝刻丛编》卷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211］(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9，《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

［212］(宋)陈思：《宝刻丛编》卷19，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213］(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214］(元)脱脱等：《宋史》卷105《志第五十八》，中华书局，1977年，第2558~2559页。

［215］同上，第2560页。

［216］《续资治通鉴》卷18《宋纪十八》，中华书局，1957年，第430页。

［217］(元)脱脱等：《金史》卷83《列传第二十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1862页。

［218］(明)宋濂等：《元史》卷105《志第五十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2681~2682页。

［219］(清)张廷玉等：《明史》卷50《志第二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第1292页。

［220］(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帝王陵寝·护视历代帝王陵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221］［222］《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3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223］(东汉)班固：《汉书》卷1下《高帝纪第一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81~82页。

［224］(唐)房玄龄：《晋书》卷19《志第九》，中华书局，1974年，第583页。

［225］(唐)李延寿：《北史》卷1《魏本纪第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30页。

［226］《湖广通志·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36年。

［227］《论语·泰伯》。

［228］(西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2002年，第43页。

（马光：《尧舜时代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4-2-25 02:38:23

尧舜时代研究（节选）

马光

结语

通过前文研究不难发现，尧舜时代在中国上古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她上承炎黄，下接禹夏，时代赋予她特殊的意义。尧舜时代正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孕育期，此前的炎黄时代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此后的夏是中国的第一个王国。尧舜时代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尧舜时期所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笔者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她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特征。

首先，考证尧舜事迹。

由于传说资料的特殊性，笔者首先对尧舜时代传说的基本文献资料作了分析，并就时间上相当于尧舜时代的陶寺遗址做出基本判断，同时对疑古思潮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上，笔者就尧舜的出生地、主要事迹及都城葬地等问题做了相关考证，同时考察了尧舜的世系与后裔。

由于史料没有尧出生地的直接记载，只能从尧母及其封地来作出推断，尧母居地伊祁山(今河北顺平县)及尧初封唐(今河北唐县)，尧的出生地应当在这个范围之内。尧的主要事迹是制定天文历法，实行阴阳历，同时选举贤能。

关于舜的出生地，笔者通过分析与舜出生有关的地名诸冯和姚丘，最后得出舜出生地在今山西永济的可能性更大。同时，史料记载中舜活动的地名大部分在晋南，表明舜在晋南活动。舜的主要事迹有包含早年劳作和家庭关系的处理，以及舜在继位前尧对舜的一系列考察，这是舜摄政前的事迹。考察合格后，舜摄政，主要事迹有观测天象、修订历法、祭祀天地、巡狩四方、划州封山、制定五刑、除四罪、设官分职。

对于尧舜的都城，笔者认为尧都平阳、舜都蒲坂，二地都在今晋南。尧舜葬地也涉于笔者考辨内容，尧葬地今已不可考，舜葬地在今湖南零陵可能性较大。

其次，考察了尧舜时代的文明发展程度。

笔者对尧舜时代文明发展程度的考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尧舜时代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另一方面指国家起源问题，即对尧舜时代社会形态进行研究。

尧舜时代社会生产发展程度已经达到史前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家畜饲养业也得到了发展。与此同时，手工业快速发展，铜的冶炼精度较高，铸造掌握了复合范铸，反映了社会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陶器制作技术得以进步，改变了过去手制的方法，掌握了轮制技术。骨器、玉器的制作趋于多样化、专业化。同时，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从事手工生产的专业工匠，某些手工业脱离了农业，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

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人们文明程度，社会上要求礼仪、习俗规范化。在此情况下，各种制度开始萌芽、发展。尧舜时代初步形成了一套祭祀天神、地祗、人鬼的吉礼；凶礼也初见端倪，有了较为固定的埋葬习俗；作为宾礼的朝觐和会同之礼业已形成。出于治理洪水得需要，公共事务的管理越来越显得重要，最后导致出现了从事管理的“官员”，这样“官制”得已确立。“官员”选拔的标准是选才以贤，并且设置了考核制度。同时，刑法得以萌芽，设置了象刑、流刑、鞭刑、扑刑、赎刑五种刑罚。在生产过程中，尧舜先民观测天象，制订了天文历法，实行了阴阳历。当然这些制度正是萌芽、起源期，尚未完善。但其作为中华文明发展中的一段，其地位不应低估。

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发展的同时，尧舜时期精神文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符号文字在陶寺遗址的发现，为学者研究、探讨中国文字起源和早期文明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音乐、舞蹈、绘画也体现了尧舜时代精神发展面貌。

随着尧舜时代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尧舜时代已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正向国家过渡。资料表明，尧舜时代社会组织为族邦联合体，并且有如下特点：

第一，族邦联合体中设有首领，首领拥有最高权力，组成联合体的族邦在地位上具有不平等性。

第二，族邦联合体中出现了人力、物力等资源的管理机构或管理者。

第三，族邦联合体中出现了社会分层现象。

这些特点表明，尧舜时代的社会组织不是传统说法中的部落联盟，而与塞维斯酋邦进化理论中的酋邦阶段相对应，且已处于酋邦晚期，国家即将破茧而出。在此情况下，禹通过治水、征伐战争，在族邦联合体中树立了自己的威信，最终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夏王朝最终建立。

最后，考察了古代尧舜祭祀文化。

从先秦开始，古代尧舜祭祀活动就没有间歇，并在不同阶段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和类型。先秦时期，古代尧舜祭祀主要是祖先祭祀，尧舜被作为祖先加以祭祀。秦汉时期，祭祀尧舜活动仍然不断。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天帝祭祀，成为这个时期祭祀的新特点。与此同时，尧、舜被放在同等地位进行祭祀，这是尧舜祭祀的又一特点。隋唐宋元明清时期，除上述出现的祖先祭祀和天帝祭祀外，还出现了帝王祭祀和圣师祭祀。帝王祭祀肇始于隋唐，历经宋元明清，历代帝王庙祭祀得以完善和发展。历代帝王庙建立在京师，属于常祀制度，这是隋唐祭祀尧舜的一大特点。在帝王庙祭祀尧舜的同时，祭祀尧舜陵庙制度在宋元明清时期也完成，这是这一阶段尧舜祭祀的第二个特点。同时期，祭祀尧舜的第三个特点是圣师祭祀的出现和制度化。圣师祭祀始于明世宗，尧、舜被奉为圣师，在文华殿举行祭祀典礼，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改在传心殿祭祀圣师。

不管四个阶段尧舜祭祀为何种类型，祭祀尧舜活动由国家举行，并规定了祭祀的礼仪，属国家祭典性质。国家在祭祀尧舜的同时，加强了修护、重建尧舜祀庙陵墓的意识，致使古尧舜祀庙陵墓得以修缮。

历代之所以对尧舜加以祭祀，且日益规范化、制度化，是有内在原因的。尧舜祭祀是实现民族认同的一种方法，祭祀尧舜在民族认同上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血缘认同，这是其最基本的含义；二是民族文化认同。从这两层含义来看，古代尧舜祭祀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试图通过加强血缘认同、民族文化认同来获得政治上的认同。具体来说，祭祀尧舜是古代帝王在血缘认同的基础上，通过认祖归宗的形式以获得其他民族、集团的认同，最终达到政治上的认同，而对尧舜文化道德的认可是后代帝王宣传忠、孝、德、义等思想，巩固其政权稳定、获得臣民效忠的手段之一。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尧舜事迹的影响来看，还是从尧舜时代的文明发展程度及祭祀文化来看，尧舜时代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这是本文写作的缘由和动力，就论文自身来看，其主要价值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整体上研究尧舜时代。过去对尧舜的研究，局限于尧舜时代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造成不能对尧舜时代的特征做出准确判断和定位。笔者以历史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多重证据法，从尧舜事迹、尧舜时代文明发展状况、古代尧舜祭祀文化三个方面入手，来阐释尧舜时代。通过笔者考察，可以得知：尧舜时代的发展史，也就是国家产生前夜的历史。研究尧舜时代文明发展，不仅便于定位尧舜时代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而且有利于了解中国早期国家产生历程，同时也有利于完善、发展国家起源理论。

第二，论文就古代尧舜祭祀问题展开论述，填补尧舜祭祀研究上的空白。就笔者掌握资料来看，以往研究古代尧舜祭祀问题的学者少之又少，还没有专门研究古代尧舜祭祀文化方面的著作或论文，学者多集中于研究尧舜文化的现代意义。关于五帝祭祀文化的研究则多集中在炎黄二帝上，而尧舜作为传说中的两位英雄人物，其所处时代在历史上的地位并不低于炎黄时代。基于此，笔者在吸取前辈学者研究炎黄祭祀方法的基础上，对古代尧舜祭祀的阶段作了划分，并分析了每个阶段的特点，同时阐述了古代尧舜祭祀的类型，最后论证古代尧舜祭祀的本质。事实证明研究古代尧舜祭祀具有现实意义，这主要体现在祭祀尧舜的人文精神上，其一，祭祀尧舜有利于发扬尧舜优良道德文化传统，对尧舜文化的认同就是对优秀传统道德的认同。其二，有利于人民和谐相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今祭祀尧舜不是搞封建迷信活动，与相信鬼神没有必然联系，而是发自肺腑对尧舜的祭拜，做到心祭重于行祭。

当然，由于史料的问题，全面把握研究尧舜时代，尚有一定的难度，这需要结合更多考古遗迹的发掘，也需要专家、学者长期不懈的努力。笔者是在目前所能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对尧舜时代在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和社会特征做出论述，以期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注释：

［1］(汉)宋衷注，(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年。

［2］《太平御览》引，见《世本八种》宋注。

［3］炎帝发明耒耜见于《易传·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4］［11］［21］［44］［48］［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5］［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临汾地区文化局：《陶寺遗址1983—1984年Ⅲ区居住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86年第9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

［8］河南省安阳地区文管会：《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3集，1983年，第32~33页。

［9］《太平御览》189，《初学记》6引《世本》云：“伯益作井。”亦云：“黄帝见百物始穿井。”无论井是黄帝时发明，还是尧舜时发明，改变不了尧舜时代使用井的事实。

［10］周本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动物骨骸》，《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12］［14］高炜：《陶寺考古发现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意义》，收入田昌五、石兴邦主编：《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60页。

［13］高炜：《陶寺考古发现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意义》，收入田昌五、石兴邦主编：《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59页。

［15］《礼记·祭法》疏引，《水经注》引《世本》无“郭”字。

［16］《尔稚》释文、《太平御览》引《世本》，“尧使禹作宫”。

［17］［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墓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7期。

［18］徐朝华：《尔雅今注》，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92页。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考古》2004年第2期。

［20］《周礼·春官·大宗伯》。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23］［28］［30］［84］［89］［125］《尚书·尧典》。

［24］《周礼·春官·大宗伯》。

［25］王晖：《尧舜大洪水与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兼论从“满天星斗”到黄河中游文明中心的转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26］《礼记·明堂位》。

［27］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58页。

［31］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9页。

［32］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0年第1期。

［33］高炜：《陶寺出土陶文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2年第3期。

［34］沈长云先生认为陶扁壶上的朱书符号不是文字。该观点见于《虞舜文化研究集》(下)，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49~553页。

［35］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2期。

［36］《初学记》引。

［37］《礼记·明堂位》：“垂之和钟。”郑注：“垂，尧之共工也。”下引。《尧典》记载垂被舜任命为共工，可见垂为舜时人，郑注有误。

［38］《礼记·明堂位》：“叔之离磬。”郑注：“叔，未闻也。”下引《世本》：“无句作磬。”皇侃疏云：“无句，叔之别名，故《路史》注引《世本》乐录云：‘磬，叔所造，乃无句也。’”

［39］《类聚》引。

［40］《史记·五帝本纪》：“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

［41］《尚书·皋陶谟》。

［42］《吕氏春秋·古乐》。

［43］《文献通考》，《书钞》引《世本》云：“舜时，西王母献白环及玦。”

［45］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2页。

［46］《礼记·乐记》。

［47］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57页。

［50］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1页。

［51］同上，第120页。

［53］同上，第125~126页。

［54］易洛魁部落联盟设置了50名首领，这50名首领由组成联盟的5个部落中选出，但名额分配不均等，但这不是说某些部落有特权，其中摩霍克部有9名首领，鄂奈达部也是9名，鄂农达加部有14名，卡尤加部有10名，而塞内卡部则有8个名额。

［55］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32~133页。

［56］同上，第135页。

［57］前文已提到易洛魁联盟有摩霍克、鄂奈达、鄂农达加、卡尤加和塞内卡五个部落组成。

［58］［59］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36页。

［60］同上，第113页。

［61］［62］同上，第116页。

［63］同上，第116~117页。

［64］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49~54页。

［65］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16页。

［66］谢维扬：《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酋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

［67］主要观点见其专著《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68］叶文宪：《略论良渚酋邦》，《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1期；《部落冲突与征服战争：酋邦演进为国家的契机》，《史学月刊》1993年第1期。谢维扬：《酋邦：过渡性与非过渡性》，《学术月刊》1992年第2期。童恩正：《中国西南地区古代的酋邦制度——云南滇文化中所见的实例》，《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1期。龚缨晏：《略论中国的史前酋邦》，《杭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澳)刘莉：《龙山文化的酋邦与聚落形态》，《华夏考古》1998年第1期。陈淳：《酋邦的考古学观察》，《文物》1998年第7期。何国强、曾国华：《从民族志和考古学资料看中国国家的起源》，《中山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李宏伟：《两种国家起源模式的比较研究——国家起源道路新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易建平：《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非专制酋邦与早期国家》，《史林》2004年第1期；《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王和：《关键在于突破部族结构的桎梏——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一点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沈长云：《酋邦、早期国家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及形成问题》，《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酋邦理论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及形成问题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从酋邦理论到古蜀国家的建立》，《中华文史论坛》2006年第4期。段渝：《从血缘到地域：古蜀酋邦向国家的演化》，《中华文史论坛》2006年第2期。有关用酋邦理论研究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问题的论文还有许多，此不赘述。

［69］Elman R.Service,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An Evolutionary Prespective,p98.本文所引塞维斯在《原始社会组织的演进》中的观点都转引于易建平的著作《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后文不另作说明。

［70］Elman R.Service，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An Evolutionary Prespective，p102~103.

［71］Elman R.Service，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An Evolutionary Prespective，p103.

［72］Elman R.Service，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An Evolutionary Prespective，p133.

［73］Elman R.Service,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An Evolutionary Prespective,p133~134.

［74］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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