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崇:(公元650~721年),字元之;陕州硖石人(今河南三门峡)。著名唐初政治家。 姚崇出身于官僚家庭。他年轻时喜好逸乐,年长以后,才刻苦读书,大器晚成,历任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有“救时宰相”之称,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宰相。 武则天执政时期,姚崇先任夏官郎中,时契丹入侵,军机事务繁忙,姚崇对军机文书分析透彻,处理得井井有条,武则天认为他是奇才,提拔他为夏官侍郎。 唐长安四年(公元704年),由于狄仁杰推荐他为宰相,武则天任命他为同平章事,又委以相王府长史。同年七月,武则天又让他兼夏官尚书事。姚崇明智地上奏说:“臣事相王(武则天之子,后为睿宗),不宜任兵部尚书典兵马,臣倒不怕死,但恐对相王无益。”女皇武则天也觉得亲王属官掌兵部确实不当,但还是坚持让他改兼春官尚书。不久,突厥入侵,武则天任命他为灵武道安扶大吏,防卫突厥。 姚崇第一次出任宰相是在五十岁左右,他对因告密诬陷而制造的几起冤案不满,直言不讳地向武则天提出批评,受到赐银的奖励。 唐睿宗即位后,立李隆基为太子。姚崇第二次出任宰相。当时太平公主参与朝政,宰相奏事,都要先与太平公主和太子商议后,才奏皇帝。这就助长了太平公主的专横,也引起了太平公主与太子的争斗,太平公主极力想废掉太子独揽朝政,时朝中官员大都依附太平公主。姚崇身为宰相,奏请太平公主出居东都,以削弱她的权力,但被贬职。 唐玄宗即位时,姚崇任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唐玄宗知道他曾两任宰相职务,办事干练,经验丰富,因此不顾宰相张说的反对,于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把姚崇由同州刺史召回,擢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任中书令。姚崇善于变通,实有兴利除弊,革旧鼎新思想。鉴于当时的弊政,他在任宰相前,向唐玄宗建言“十事”,让皇帝答应,否则就不肯奉诏就职。玄宗不知哪十件事,便让姚崇一一讲出来。 姚崇说:“自从垂拱(公元685年)以来,朝廷都以严峻的刑法治理天下。臣请求陛下实行宽平的仁政,可以吗?” 唐玄宗说:“这正合我的心意。” 姚崇问:“朝廷在青海败师,既不感到痛心,又不后悔。臣请求三十年不贪求边功,可以吗?” 唐玄宗满口答应。 姚崇问:“自武太后临朝听政以来,常常用宦官传达诏命,宦官成了朝廷的喉舌。臣请求宦官不干预政事,可以吗?” 唐玄宗不加思索地说:“这件事朕考虑已久了,可以。” 姚崇再问:“以武氏诸亲窃据权要,继之以韦庶人(指韦后,因她被杀后废为庶人)、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又专权用事,选官杂乱无章。臣请求以后皇帝国戚不任台、省官,凡事斜封、待阙、员外等官,一概罢免,可以吗?” 唐玄宗回答:“这是朕的夙愿。”姚崇又问道:“过去近亲宠臣触犯了刑法,都因皇帝的恩宠而免于处分。臣请求今后以法处治,可以吗?” 姚崇问:“近因皇戚贵族向皇帝贡送财物以取媚,朝官和地方官也都效法。臣请求除租、庸、赋之外,一概杜绝,可以吗?” 唐玄宗答:“朕愿意这样做。” 姚崇问道:“武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又造金仙、玉真二观,费资百万,劳民伤财。臣请求今后不再建僧寺道观,可以吗?” 唐玄宗痛心地说:“朕每次见到这些寺观,就深感不安,怎么会再建造呢?” 姚崇问:“先朝皇帝轻视大臣,有时横加凌侮。臣请求陛下对大臣以礼相待,可以吗?” 唐玄宗答曰:“本来就应该这样,有何不可。” 姚崇问:“从燕钦融、韦月将因直言被害,谏官畏罪不敢谏诤。臣请求今后臣下都可以触龙鳞、犯忌讳,畅所欲言,可以吗?” 唐玄宗答:“朕不但能容忍,还能接受。” 姚崇最后问道:“汉朝时吕禄、吕产几乎复灭西汉,窦宪、梁冀又乱了东汉,外戚干政,在我朝更甚。臣请求陛下将此事书之史书,把不许外戚专权作为万代的法准,可以吗?” 这话正中唐玄宗痛处,听后不禁潸然泪下,过了好久,才沉痛地说:“这件事真是令人铭心刻骨,难以忘怀呀。” 对于姚崇的奏请,唐玄宗都欣然应允。姚崇高兴地拜伏在地,三呼“万岁”,说:“这是陛下实行仁政的开始,是臣千载一遇之日,臣敢当辅弼,真是天下万幸。”(唐朝吴况《开元升平原》)于是,姚崇第三次出任宰相,辅佐唐玄宗治国。 这就是姚崇的著名“十事”,历数了自武则天末年以来的唐朝弊政,总结了历史上盛衰治乱的经验和教训,为开元施政的基本方针奠定了基础。而且为相后他本人也在治国和革除弊端上做了许多事,消除了中央政权动乱的隐患,时人称誉他为“救时宰相”。 姚崇为相后,独当重任,军国庶务,多由他帮助裁决。有一次,姚崇为几个低级官员晋级的事去奏请玄宗,他一连奏了三次,玄宗却仰视殿宇,不予理睬。姚崇只好退出殿廷。玄宗的近侍高力士说:“陛下新总万机,宰相来奏事,应该当面表示可否,不理人家好吗?”玄宗却意味深长地说:“朕既任崇庶政策,事之大者当白奏,朕与共决之;如郎署吏秩甚卑,独不能决,而重烦吾耶?”高力士把这话告之姚崇,姚崇很感动。唐玄宗信任宰相,放手让他们去做事,这样就调动了朝臣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君臣和衷共济,治理好天下。 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山东地区蝗虫成灾,许多地方庄稼受害。但农民很迷信,不敢得罪“神虫”,只在田边地头设祭,烧香膜拜,求飞蝗离去,结果蝗虫越来越多。州县官员也束手无策,便将此事报于朝廷。姚崇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动员人力灭蝗,他派御史任捕蝗使,分头到各地领着农民杀蝗。在他的部署下,各地采用“夜中设火,火边掘坑”的办法灭蝗,飞蝗扑入火中,便被烧死。汴州(今河南开封)刺史倪若水上表说:“消除天灾应以仁德为之,当初刘聪(十六国时期的汉国国君)就除蝗不成而为害更甚。”姚崇给他写信说:“你说要以仁德救灾,是要对害虫讲仁德。有人还说,有德的守臣,蝗虫不入其境。请问你境内有没有蝗虫?如果坐视害虫食苗,忍而不救,由此造成灾年,不知为刺史的该不该负责?”倪若水只好带领官吏领着农民捕蝗,结果仅汴州一个州就扑获蝗虫十四万石(一石为六十升),大大地减轻了灾害。由于姚崇的主持,终于避免了出现灾荒年代。 姚崇辅政,惩治不法之人,从不避皇帝。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依仗权势,横行不法,遭到御史的挖苦。唐玄宗有意宽免,姚崇却刚正不阿,坚持依法惩治,使皇亲国戚的不法行为,从此收敛。姚崇建议玄宗把掌管禁军的诸王改任地方长官,不掌军政大权,只享爵禄。他还劝告玄宗不要任用外戚做高官,把官高势盛功臣调往外任,这样就消除了争夺中央最高权力的可能,巩固了唐玄宗一朝王权的统治。 姚崇还整顿吏治,对唐中宗时任用的“斜封官”(中宗时卖官,用斜封文书形式下达任职命令,因此当时称为斜封官),姚崇一概免除他们的职务。他重用清廉的人为官。由于姚崇的整顿,当时吏治比较清明。此外,他还主张减免赋税,发展农业生产。姚崇还推荐宋璟为相,当时并称“姚宋”,由于二人为相,为“开元盛世”的繁荣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姚崇在他四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中,始终清正廉洁,治世有方,为统治者提出了许多治国良策,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公元720年,唐玄宗授予他最高荣誉官衔三公,姚崇坚决辞退。 公元721年,姚崇病逝,终年七十一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