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语出姚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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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羊城晚报》2010年11月24日b4发表了陈光新“与时俱进，语出姚鼐”的考证小文章。
     姚鼐，清 桐城麻溪姚也，文学桐城派的扛旗人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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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9 q$ E. v& ^0 }8 w9 U3 v/ F5 x4 T" d     “与时俱进”是一个极富时代感的用词。据考证，此语出自姚鼐。
- c( B' b2 u1 ^$ G2 d     梅花书院座落在扬州市广陵路上（现为扬州书院博物馆），创办于明朝嘉靖年间，距今已近500年。它是国内唯一专课举人的书院，培养出了无数历史名人。
4 M2 s0 q/ H* v" }6 U$ @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两淮盐运使朱纯孝官办梅花书院，邀请姚鼐出任梅花书院山长（院长）。扬州知府谢启昆久慕姚鼐的才学，将自己所写的诗文编成诗集，请姚鼐为其写序。姚鼐在《谢薀山诗集序》中写道：“才丰气盛，锐挺飚兴，不可阻遏……然先生殊不以所能自足。十余年来先生所造，与时俱进。往时鸿篇巨制，人所惊叹以谓不可逮者，先生固已多所摈去矣。”
3 y. x7 U$ S7 p; d; x1 d7 A     姚鼐用“与时俱进”一词来称赞谢启昆敢于创新、勇于摒弃的文风。此序收集在姚鼐的《惜抱轩诗文集》中。（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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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藴山诗集序
- J6 G% V( k- ^, v7 Z8 A南康谢藴山先生 奋迹江湖 回翔词馆者十馀年 出而分符秉节者 又二十馀年
鼐初识之于庶馆中 时先生之年尚少 而文采已雄出当世矣 自是先生屡有离合 惟丙申丁酉之岁
/ ]" v: w/ l% U. a, C辽东朱子颍转运淮南 邀鼐主梅花书院 适先生来守扬州 其时相从最久 游盖接影山水之间
三人屡以酬咏相属 先生才丰气盛 锐挺猋兴 不可阻碍
非特如鼐辈者望而自却 虽才才雄如子颖 亦未尝不以为可畏也
然先生殊不以所能自足 十馀年来 先生之所造 与时俱进
今者观察河淮 自定其诗集 成若干卷 而往时宏篇丽制 人所惊以谓不可逮者 先生固已多所摈去矣
% ]. j* [/ i  f( ]夫岂非才高而心逾下 识精而志弥远者欤？
是以其诗风格清举 囊括唐宋之菁 备有闳阔幽深之境 信哉诗人之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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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 y( q+ y; w0 h且夫文章学问一道也 而人才不能无所偏擅
矜考据者 每窒于文词 美才藻者 或疏于稽古 士之病是久矣
- Q0 Y5 o4 r/ d) L6 g5 `1 }. T# h2 E0 A鼐于前岁见先生箸西魏书 博综辨论 可谓富矣
及今示以诗集 乃空灵骀荡 多具天趣 若初不以学问长者
" g- u* W/ ^0 \) h余又以是知先生所藴之深且远 非如浅学小夫之矜于一得者
3 R' o8 D: ^, @7 t6 k8 C然则谓之诗人 固不足以定先生矣 子颖自去淮南 奄终于京国
2 O: n3 T: U# G: \独先生从宦益久 功名益盛 文章益多 今子颖遗集 得其子白泉观察镌刻板江宁 鼐方为之序 而先生集亦适来
回忆畴昔往来两君之间 尽睹文章之豪俊 日月逾迈 驽备如故 而两君之集 将并大传于时 间与名其间 其为可感叹而愧恧者 又何如也？是为序！

闽南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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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1 L# i$ k' q  W( L8 m# Y# g惜抱先生

闽南姚斌

人物生平　　
姚鼐是显赫的吴兴姚氏的后裔，其一世祖居麻溪（今枞阳钱桥河南岸姚王集），五世祖姚旭明景泰年间迁居桐城城里。至 姚鼐像
[1]
8 E: e( H7 g3 K; Y" o姚鼐，其家族居桐城县城已300余年。姚鼐出生于桐城南门的一个官宦书香人家。其祖先姚旭为明云南布政司右参政、姚之兰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衔，皆载入《明史循吏传》；高祖文然，康熙时任刑部尚书；曾祖士，曾任湖北罗田知县，均贤良清廉，辞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范，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著有《援鹑堂文集-诗集》，学贯经史，与桐城派祖师之一的刘大櫆情深意笃，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经学，跟刘大櫆学文。其祖父孔瑛二十六岁时即去世，父淑终生为一介布衣。姚鼐出生时，家庭已衰落，
　　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刘大櫆对姚鼐特别器重，称其“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子耳”。乾隆十五年（1750），他二十岁考中举人后，经过五次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十岁第六次应礼部试，才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独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四库全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鼐言：“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将度其志可行于时，其道可济于众”，否则，不如“从容进退，庶免耻辱之在咎已尔”。
　　自乾隆四十二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东树、刘开、李宗传、方绩、姚莹；上元梅宗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椿；新城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传，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同邑刘大櫆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历城周书昌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嘉庆十五年　(1815）85岁的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归葬枞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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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成就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成为“桐城三祖”，被盛誉为“中国古文第一人”、“中国古文的高峰”，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
姚鼐《行草七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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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 V9 _3 W8 ]5 y7 t  h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 “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僦是豪放，“阴柔"就 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 同时，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鼐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姚鼐“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词近于方，理深于刘”(《清史稿·文苑·姚鼐传》)。其为文“以神、韵为宗”(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高度评价。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程秉剑《国朝名人集题词》)。姚鼐的书法造诣很深，包世臣推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为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为妙品，故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为世重。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法帖题跋》1卷、《笔记》10卷、《书录》4卷、《尺牍》10卷、《古文辞类纂》75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登泰山记》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绘泰山风雪初霁的壮丽景色。写作特点:首先是以时间为顺序，以游踪为线索，依次记叙了作者游泰山的历程和所见到的景色，剪裁得体，详略分明。桐城派主张的“雅洁"和反对“冗辞”，从这里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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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作　　【淮上有怀】
& L: X7 p- Y% N8 V# R　　吴钩结客佩秋霜，临别燕郊各尽觞。草色独随孤棹远，淮阴春尽水茫茫。
- Q5 M" J3 m5 a　　【江上竹枝词（四首选一）】
7 P( u4 K  }' u6 S, \7 N. U　　东风送客上江船，西风催客下江船。天公若肯如侬愿，便作西风吹一年。
　　【山行】
　　布谷飞飞劝早耕，春锄扑扑趁初晴。千层石树通行路，一带水田放水声。
; }% h3 y0 Z" O& x* |　　【出池州】
　　桃花雾绕碧溪头，春水才通杨叶洲。四面青山花万点，缓风摇橹出池州。
　　【夜起岳阳楼见月】
- M3 j- Q( o, }$ c5 Q- P  i　　高楼深夜静秋空，荡荡江湖积气通。万顷波平天四面，九霄风定月当中。
- V. t. N0 k  a! k　　云间朱鸟峰何处，水上苍龙瑟未终。便欲拂衣琼岛外，止留清啸落湘东。
　　【别梦楼后次前韵却寄】
　　送子拏舟趁晚晴，沙边暝立听桡声。百年身世同云散，一夜江山共月明。
( N" J1 r. y0 F8 D; C, G　　空筏先登开觉路，锦笺余习且多情。镢头半个容吾与，莫道空林此会轻。
　　【金陵晓发】
　　湖海茫茫晓未分，风烟漠漠棹还闻。连宵雪压横江水，半壁山腾建业云。
5 }& j1 q) g+ u% e4 ]& l　　春气卧龙将跋浪，寒天断雁不成群。乘潮鼓楫离淮口，击剑悲歌下海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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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登泰山记》
, `. K, z6 J) h3 y　　　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
" W: `; ?3 ^6 E4 ~. ]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颖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廓，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 T0 u8 c+ J$ p0 v6 F$ [　　戊申晦，五鼓，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 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是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道，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圆。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时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桐城姚鼐记。
( P" C. ^3 j8 ^* R　　《复鲁絜非书》
) f& a2 f) L( P/ t　　桐城姚鼐顿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通先生。接其人，知为君子矣；读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与程鱼门、周书昌尝论古今才士，惟为古文者最少。苟为之，必杰士也，况为之专且善如先生乎！辱书引义谦而见推过当，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获侍贤人长者为师友，剽取见闻，加臆度为说，非真知文、能为文也，奚辱命之哉？盖虚怀乐取者，君子之心。而诵所得以正于君子，亦鄙陋之志也。
4 C  E8 [6 @' ~& j2 X4 A7 P　　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值其时其人告语之，体各有宜也。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有弗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廖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
' w9 m5 a  {5 s8 t4 ~2 ^　　且夫阴阳刚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则品次亿万，以至于不可穷，万物生焉。故曰：“一阴一阳之为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也。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闻乐，以为声歌弦管之会尔；苟善乐者闻之，则五音十二律，必有一当，接于耳而分矣。夫论文者，岂异于是乎？宋朝欧阳、曾间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欧公能取异己者之长而时济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观先生之文，殆近于二公焉。抑人之学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陈理义必明当；布置取、繁简廉肉不失法；吐辞雅驯，不芜而已。古今至此者，盖不数数得，然尚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为然乎？
7 F) D  a) A# N9 q& x* f8 Y* N; `% T　　惠奇之文，刻本固当见与，抄本谨封还。然抄本不能胜刻者。诸体以书、疏、赠序为上，记事之文次之，论辨又次之。鼐亦窃识数语于其间，未必当也。《梅崖集》果有逾人处，恨不识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听所好，恣为之，勿拘其途可也。于所寄之，辄妄评说，勿罪！勿罪！秋暑惟体中安否？千万自爱。七月朔日。
　　《游媚笔泉记》
　　桐城之西北，连山殆数百里，及县治而迤平。其将平也，两崖忽合，屏矗墉回，崭横若不可径。龙溪曲流，出乎其间。
2 `+ |! R5 j" s8 e/ y( i　　以岁三月上旬，步循溪西入。积雨始霁，溪上大声漎然十余里，旁多奇石、蕙草、松、枞、槐、枫、栗、橡，时有鸣隽。溪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马浴起，振鬛宛首而顾其侣。援石而登，俯视溶云，鸟飞若坠。复西循崖可二里，连石若重楼，翼乎临于溪右。或曰：“宋李公麟之垂云沜也。”或曰：“后人求公麟地不可识，被而名之。”
( I  N: y  T9 S+ S0 I$ S, [　　石罅生大树，荫数十人，前出平土，可布席坐。南有泉，明何文端公摩崖书其上，曰媚笔之泉。泉漫石上为圆池，乃引坠溪内。左丈学冲，于池侧方平地为室，未就，要客九人饮于是。日暮半阴，山风卒起，肃振岩壁榛莽，群泉矶石交鸣。游者悚焉，遂还。是日，姜坞先生与往，鼐从，使鼐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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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应该留下姚鼐故居
' w% D( ~3 |& D8 n2 n/ @! ?# Y+ X《 江南时报 》（ 2010年08月06日   第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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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克强住在南京市秦淮区门东张家衙陶家巷5号，面对门东三条营历史街区的改造，他直言，搬迁手续都已经办好，“但我不敢离开”。姚克强自称是姚鼐的后裔。据文史专家考察，他所住的陶家巷5号就是清代著名学者、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生前在南京所遗留的故居。不少市民建议，将这里打造成姚鼐纪念馆，不能再拆了。
0 R+ L4 ?# M6 q( f　　后续：本报报道之后古树挂上牌
' P8 g& C) K- w　　本报2009年4月16日曾报道《门东改造，请留下姚鼐故居》消息，陶家巷5号老宅，当年在门东一带具有很响的名气，如今，仅二进保存略好。姚克强家就住在第三进。
3 [8 \. t7 I9 L- J3 e4 l" c　　记者在狭窄的天井里看到，古黄杨树依旧挺拔。树上挂起了一块南京园林部门颁发的红色标牌，上面写着“黄杨树，树龄200岁 编号787”。
　　姚克强告诉记者，全南京“长寿”的小叶黄杨不过七八棵，分布在总统府、毗卢寺、乌龙潭等地。但是他家的这棵树明显比碗口还粗，堪称南京小叶黄杨树之最，树龄自然也超过了200多岁。而此次挂牌也是在本报呼吁下才得以实现。
　　调查：姚鼐对古城贡献巨大
　　曾经的老街坊王书宽听说记者来采访，赶至姚克强家。他告诉记者，“南京是姚鼐第二故乡，秦淮河畔的名胜古迹多次出现在他的《惜抱轩诗文集》等文学作品中。”王书宽说，姚鼐故居藏于门东的消息被很多文史专家、学者知道后，大家都希望政府能修缮姚鼐老宅，修建“姚鼐纪念馆”，留下一代文翰在南京的足迹，为三条营历史街区增添文化魅力。“在桐城，姚鼐当年亲手种下的一棵古银杏树旁新建了9个旅游点，南京这里的古黄杨树旁，为什么不能打造有关姚鼐的旅游景点？”
$ s6 C( ]6 V1 Q  Y5 y. Q8 D　　专家：将名城“明珠”串起来
2 l4 Y4 r4 x; J3 K7 N  |# F　　记者了解到，即将出炉的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中，城南门东三条营历史街区很可能将整体保护，但打造姚鼐纪念馆的想法尚未纳入政府的考虑之中。
　　有学者表示，南京改造老城南切勿太过急功近利，而忽视了名人故居的价值。此前老城南拆迁过急、过猛种种令人扼腕的行径，已折射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上的软肋与尴尬。
　　老城南究竟要发展成一个怎样的老城南？通过像打造姚鼐纪念馆这样与南京渊源如此之深的名人纪念馆，不失为一个串起名城遗落在各处“明珠”、展示名城旅游新亮点的好办法。
' R* f9 J) `5 n) }. K/ E) q　　记者 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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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学术思想述论  
; H- b5 _" W( H2 m6 K/ K/ C桐城派是清代最著名的文学流派之一。该派文人中，姚鼐是核心人物，其文章理论、文学思想受到多方推崇，其学术思想也有较大影响。学术界对姚鼐的文章理论、文学思想关注较多，研究成果颇丰1。但相对而言，对其学术思想有所忽略2。实际上，姚鼐的学术思想与其文章理论、文学思想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其文章理论、文学思想的基石，而且是对桐城派思想、学术观念的集中反映。所以，非常值得深入分析与总结。一、尊崇程朱理学姚鼐（1732～1815年），字姬传，一字梦谷。以书斋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少年时家境不佳，体弱多病，然一心向学，志向远大。伯父姚范和同里学者刘大櫆分别授其经学和古文义法。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举。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进士及第，授庶吉士。后补礼部仪制司主事，曾分别充当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还曾充当过会试同考官，并任过刑部郎中。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选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在馆不到两年，即辞官归里。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起，直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去世为止，将近40年间，始终是在书院讲学生涯中度过，先后在扬州、安庆、徽州、江宁等地，主讲于梅花、敬敷、紫阳、钟山等书院中。平生著述颇多，有《惜抱轩诗文集》、《惜抱尺牍》、《九经说》、《春秋三传补注》、《国语补注》、《老子章义》、《庄子章义》等，选编《古文辞类纂》等。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兼有方苞、刘大櫆之长。经由他及其所培养的众多弟子的努力，桐城文派走向鼎盛之期。除了文学贡献外，他也是位经学家，治经颇有心得和造诣。在学术思想方面，他以理学为宗，非常尊崇程、朱，但同时又能吸纳汉学考据之长，并不固步自封。在姚鼐心目中，程、朱之地位犹如父、师。他说：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岂必曲从之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3即程、朱之学可“正之”，但不能诋毁、讪笑，否则便是“诋讪父、师”，要遭天谴，毛大可（毛奇龄）、李刚主（李塨）、程绵庄（程廷祚）、戴东原（戴震）正因如此，才“身灭嗣绝”4。可见他极为崇尚程、朱之学，不能容忍对程、朱的任何攻击，哪怕攻击者是前辈学者。姚鼐之所以如此尊崇程、朱，主要是由于他认为程、朱之说最能继承孔、孟之统。他说：    论继孔、孟之统，后世君子必归于程、朱者，非谓朝廷之功令不敢违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无愧于圣门，而其论说所阐发，上当于圣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为大且多。使后贤果能笃信，遵而守之，为无病也。5夫圣人之经，如日月星之悬在天上，苟有蔽焉则已，苟无蔽而见而言之，其当否必有以信于人。见之者众，不可以私意狥也。故窃以谓说经当一无所狥。程、朱之所以可贵者，谓其言之精且大，而得圣人之意多也，非吾狥之也。6即后人尊崇程、朱，并非是迫于“朝廷之功令不敢违”，而是出于对他们学说的信奉，因其说“继孔、孟之统”，“上当于圣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而且圣人之经昭昭，“如日月星之悬在天上”，“不可以私意狥也”，所以说程、朱之言可贵，“得圣人之意多也”，非徇私之语。此外，在姚鼐眼里，程、朱生平行止，“无愧于圣门”，可为道德楷模，这也是其值得尊崇的缘由。他说：自秦、汉以来，诸儒说经者多矣，其合与离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实于古人精深之旨，所得为多……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实足以践行其所言，而为后世之所向慕。故元、明以来，皆以其学取士。7可见程、朱注重“修己立德”，以实际行动践行己之主张，值得后人向往。值得注意的是，姚鼐这样说，并非空发议论，而是有其针对性的。他是鉴于当时的一些士子，或不学无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仅将研习程、朱作为参加科考求取功名的工具，以此得到富贵，故有感而发：数十年来，士不说学，衣冠之徒，诵习圣人之文辞，衷乃泛然不求其义……闻耆耇长者考论经义，欲掩耳而走者皆是也。风俗日颓，欣耻益非其所，而放僻靡不为。……鼐少时见乡前辈儒生，相见犹论学问，退习未尝不勤，非如今之相师为也。所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欤！8利禄之途一开，为其学（按指程朱理学）者以为进趋富贵而已。9所以姚鼐之“向慕”程、朱，是有现实考虑的，并非仅出于对程、朱在学理上的认同。正由于姚鼐崇信程、朱学说是基于其最能继承孔、孟之统，并有现实关怀的成分在内，故而他之于程朱理学，并非亦步亦趋，可以说既不盲目崇拜，也不教条吸纳，而是能以清醒的头脑较为客观地看待其优劣短长。如他认为程、朱确系“得圣人之意多也”，但非百分之百正确，如果发现其解释有不合圣贤之意处，后人是可以舍弃或纠正的，即：若其言无失而不达古人之意者，容有之矣。朱子说元、亨、利、贞，舍孔子之说者，欲以达文王之意而已。苟欲达圣贤之意于后世，虽或舍程、朱可也。10程、朱言或有失，吾岂必曲从之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正之可也。11也就是说，姚鼐看待程、朱的标准是能否达古圣贤之意，如不能达之，舍弃或纠正程、朱之言是完全可以的。换句话说，在姚鼐心目中，古圣贤之意才是根本，才是需谨遵恪守的信条，程、朱作为古圣贤的代言人，“得圣人之意多也”，所以其学说非常值得尊敬，但无法做到绝对正确。以上所述，表明姚鼐虽尊崇程、朱，但未将其神化，还是抱有自己的见解的。也正由于此，他关于义理的某些看法并非与程、朱全然相同。当然，姚鼐不是哲学家，而是文学家，所以他没有系统的义理著作，义理方面的见解只是散见于各类文章和作品中，而且以实行实用为主，少谈虚理。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理”。程、朱谈“理”，站在形而上的高度，哲学色彩甚浓；姚鼐谈“理”，则基于文学创作的实际，认为文学创作中的规律即为“理”。他说：吾尝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然古君子称为文章之至，虽兼具二者之用，亦不能无所偏优于其间，其故何哉？天地之道，协合以为体，而时发奇出以为用者，理固然也。其在天地之用也，尚阳而下阴，伸刚而绌柔，故人得之亦然。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难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12在这里，姚鼐以天地之“道”，讲文章之“理”。他认为，天地之“道”与文章之“理”是相统一的，“文章之原，本乎天地”，而天地之“道”，不外乎“阴阳刚柔”，所以为文兼具“阴阳刚柔”四者，便为“文章之美”。当然，“天地之道，协合以为体，而时发奇出以为用者，理固然也。”文章之“理”也是如此。实际上，“文章之美”为“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的说法，表明姚鼐已认识到文学创作之“理”在于顺应自然规律，真实的反映客观自然。除了讲为文之“理”外，姚鼐对理学家常谈的气、心、性、命、情等义理命题很少涉及，所以其对程朱之道的维护，更多表现在对理学家所倡导之道德原则的坚持上。如他十分推崇忠义、孝义、节义等道德操守，认为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为可贵之处。他说：天地无终穷也，人生其间，视之犹须臾耳。虽国家存亡，终始数百年，其逾于须臾无几也。而道德仁义忠孝名节，凡人所以为人者，则贯天地而无终敝，故不得以彼暂夺此之常。13与国家存亡相比，“道德仁义忠孝名节”才是贯天地而始终的，彼暂此常，最值得提倡的便是此传之久远的道德操守。对此道德操守，姚鼐在其作品中以各种实例加以解说，不遗余力地褒扬和传扬。二、吸纳汉学之长值得注意的是，姚鼐虽加意维护程、朱，但其非为抱残守缺之人，而是较为通达，能兼容其它学说，甚至能吸纳汉学之长。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曾写信给戴震，议及戴之所作《考工记图注》，并欲求为弟子。戴震回复曰：仆于《考工记图》，重违知己之意，遂欲删取成书，亦以其义浅，特考核之一端，差可自决。足下之教，其敢忽诸！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非徒自顾不足为师，亦非谓所学如足下，断然以不敏谢也。古之所谓友，固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14戴震非好为人师者，加之其它考虑，没有接受姚鼐的请求，但他很重视姚鼐对《考工记图注》所提之建议，愿与之“交相师”15。这表明，在学术上，青年姚鼐（时为23岁）是倾心戴震之学的，至少与戴震是有共同语言的，其所关注者为戴震之考据学成果。当然此时戴震还未写作《孟子字义疏证》等著作，义理上还认同程、朱，这种立场也与姚鼐相似，双方有“交相师”的前提。由于姚鼐后来的学术主张发生变化，故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其文集不载与戴震书，但《东原文集》中的《与姚孝廉姬传书》还是使我们确知姚鼐有服膺戴震之学的经历。尽管姚鼐后来对戴震等汉学家立异程、朱的做法不满，认为他们“诽鄙程与朱，制行或异旃”，从而发出“世有宋大儒，江海容百川。道学一旦废，乾坤其毁焉！”的感叹16，甚至如前引之文所言，咒骂戴震等人“身灭嗣绝”，卫道立场十分鲜明，但综观他之学行，却也并非一概反对汉学考据。他对汉学的攻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汉学“守一家之偏”，二是指责汉学为“穿凿琐屑”之学。针对当时汉学当道，学者热衷于专门经学的情形，姚鼐批评道：当明时，经生惟闻宋儒之说，举汉、唐笺注屏弃不观，其病诚隘。近时乃好言汉学，以是为有异于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亦汉之俗学也，其贤也几何？17孔子没而大道微，汉儒承秦灭学之后，始立专门，各抱一经，师弟传受，侪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晓，其于圣人之道，犹筑墙垣而塞门巷也。18这两段话无非是说倡言汉学，系“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这种汉学“各抱一经，师弟传受”，“其于圣人之道，犹筑墙垣而塞门巷也”，根本无法通圣人之道。与之相较，宋儒才算是真通圣人之道，即：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元、明守之，著为功令。当明佚君乱政屡作，士大夫维持纲纪，明守节义，使明久而后亡，其宋儒论学之效哉！19在姚鼐眼里，汉学之弊除了“守一家之偏”、不通圣人之道外，还在于它以“穿凿琐屑”之学而诋程、朱。他说：近时阳明之焰熄，而异道又兴。学者稍有志于勤学法古之美，则相率而兢于考证训诂之途，自名汉学，穿凿琐屑，驳难猥杂。其行曾不能望见象山、阳明之伦，其识解更卑于永嘉，而辄敢上诋程、朱，岂非今日之患哉！20明末至今日，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钜，夫宁非蔽欤！21即汉学盛行，学界“以窥隙攻难为功”，实为舍本逐末，搜细遗巨，识见低下，而且“穿凿琐屑，驳难猥杂”，以此“上诋程、朱”，自然属“今日之患”。平心而论，若去除因崇程、朱而对汉学肆意诋毁的感情色彩22，姚鼐对汉学的某些批评也并非全然无理，如说汉学“琐屑”，务为饾饤之学，甚至“守一家之偏”，确是说到了汉学的某些痛处。所以不能一看到姚鼐因卫道而攻击汉学的言论，就不加分析的一概否定，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吸纳其合理之处。实际上，姚鼐对汉学之长亦非视而不见，尤其是当汉学之见有助于宋儒之学时。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夫汉人之为言，非无有善于宋而当从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粗之弗别，是则今之为学者之陋，且有胜于往者为时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说而失于隘者矣。博闻强识，以助宋君子之所遗则可也，以将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23就是说，汉学家的成就不是一无是处，其有助于宋儒之学之处该当从之，但不能大小不分，精粗不别。当然，作为崇理学的学者，姚鼐心目中汉学的位置要低于理学，汉学可以辅助理学，但不能超越理学，即所谓“以助宋君子之所遗则可也，以将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这表明他是将汉学视为理学的补充，只要汉学诂训有利于宋儒义理，就采纳之，汉学在他那里成了一个完善义理的工具。正由于姚鼐抱有容纳汉学的心态，而且又处在汉学盛行、学风趋实的大环境下，所以他对经史训诂之学也有所尝试，其所作《汉庐江九江二郡沿革考》、《项羽王九郡考》等，都是纯考辨性的文章。他的《九经说》虽以阐明经义为主，不完全同于汉学家的字句考订之作，但颇能融汇众说，不墨守成规。书中撷取儒家经书中的有关内容，分列为专题，考证其实，辨析其义，阐发其理；每经皆概述该经源流、卷数分合及前人研究大略，举各家之说于前，列己说于后，对汉儒经说与宋儒义理兼收并蓄，遇有疑点，择善而从。以是之故，该书颇为学者所重，如陈澧就曾评价道：姚姬传《九经说》，实有家法，过望溪（按方苞号望溪）远甚，虽《学海堂经解》不收，要自可传。24可见，姚鼐绝非抱残守缺的理学家，他宗理学，但能兼收它学之长，尤其是作为时学标志的汉学之长，而非落伍于时代。正缘于此，他才能提出著名的义理、考证、文章相结合的主张。三、义理、考证、文章相结合在《复秦小岘书》中，姚鼐指出：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一途之中，歧分而为众家，遂至于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胜，所取之径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执其所能为，而龇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若如鼐之才，虽一家之长，犹未有足称，亦何以言其兼者？天下之大，要必有豪杰兴焉，尽收具美，能祛末士一偏之蔽，为群材大成之宗者。鼐夙以是望世之君子，今亦以是上陈之于阁下而已。25姚鼐此言，是说为学要兼有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之长，将宋儒之性道与汉儒之经义相结合、考据与文章相统一。义理、考证、文章三途之中，又可分出各家，“而人之才性偏胜”，所以那种“凡执其所能焉，而龇其所不为者”的做法是为“陋”，“必兼收之乃足为善”。姚鼐有这样的观念，不尽完全出于学术上的自觉，当时汉学当道的学术潮流，考据之风盛行以及所导致的文风的改变，使得他必须做出某种妥协，以保护理学和古文。就像曾国藩之所言：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26即在汉学摈斥理学的大前提下，姚鼐方有“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之说，其现实针对性是很明显的。而且在姚鼐心目中，三者必以义理为根本，“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可见，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并不意味着要降低义理的地位，以程朱理学作为桐城派主导思想的观念也未改变。关于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的具体关系，姚鼐也有过解释。他说：鼐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夫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为贵。而兼之中，又有害焉。岂非能尽其天之所与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难得欤？27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结合，“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因这三个方面，各自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又相互联系。为学、为文之时，能三者兼长，博涉旁通，自然是极为可贵的，但若过于强调某一方面，就会出现弊害，如“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或者力求兼长，而又处理不当，则会相互妨害，所谓“兼之中又有害焉”。可以说，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俱佳，是很高程度的要求，它需要为学、为文者既要讲求宋学家的义理，又要讲求汉学家的考据，还要讲求文章家的词章，兼采三家之长。若用现代概念表述，义理指哲学，考据指历史学，词章指文学，那么文史哲兼通的学者方可称上乘。当然，姚鼐是文学家，他的义理、考证、文章相结合的主张，同时也是一种文学理论或文章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其所谓义理就是指文章立言之旨，对他而言，主要即为儒家经义，特别是程朱理学；所谓考证，就是要求写文章要材料确凿，实事求是，不为空言；所谓文章，就是要求讲究行文的字句章法，力求将文章写得明白晓畅，富于韵味。这样的要求，既不同于理学家“作文害道”的主张，又能矫正汉学家以考核为重而不讲文章技巧的偏颇，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是有相当积极的意义的。实际上，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相结合的主张，并非完全出于自创，戴震也曾讲过类似的话，他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然自子长、孟坚、退之、子厚诸君子之为之，曰“是道也，非艺也。”以云道，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诸君子之文，亦恶睹其非艺欤？夫以艺为末，以道为本。诸君子不愿据其末，毕力以求据其本，本既得矣，然后曰是道也，非艺也。……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譬有人焉，履泰山之巅，可以言山；有人焉，跨北海之涯，可以言水。二人者不相谋，天地间之钜观，目不全收，其可哉？抑言山也、言水也，时或不尽山之奥、水之奇。28戴震此言，将古今学问分而为三：理义、制数、文章，制数即等同于考证。三者之中，文章虽系“等而末者也”，但其可以载道，特别像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是载道之大本。至于制数、义理，汉儒、宋儒各得其一端，都不能完“圣人之道”，二者只有结合起来，才能睹此“天地间之钜观”。此外，戴震弟子段玉裁亦曾言道：始，玉裁闻先生（即戴震）之绪论矣，其言曰：“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29即在戴震眼里，义理、文章、考核三者之中，义理为本，“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这与姚鼐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不过若从时序而论，也可能是戴震启示了姚鼐。当然两人的出发点各有侧重，戴震重在讲治学，姚鼐则更注重作文之法，而且两人对义理之内涵的理解也非一致，这都是不能不提及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义理、考证、文章之外，姚鼐还主张为学要兼收各派之长，宋儒理学外，儒家的各个学派、老庄学说以及佛教思想等，都在他兼收之列。所以如此，主要在于他认为：天下道一而已，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贤者之性，又有高明沈潜之分，行而各善其所乐。于是先王之道有异统，遂至相非而不容并立于天下，夫恶知其始之一也。30这里所谓“道”，显然不限于孔孟之道，而是指“天下”之法则。此“道”为一，“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各有探寻之途，故而应兼收并蓄，以达求“道”之目的。正是基于此，姚鼐专门写出《老子章义》、《庄子章义》等著作，阐发自己对老、庄的看法。当然，他主张兼收并蓄，也非良莠不分，而是要“于群儒异说，择善从之，而无所徇于一家。”31应该说，这样的主张，体现出姚鼐学术胸襟的宽广，以此，他得到众多学者的赞誉。总之，在学术思想方面，姚鼐以理学为宗，非常尊崇程、朱，但同时又能吸纳汉学考据之长，进而提出义理、考证、文章相结合的主张，以宽容的心态兼收各家学说，其所为远非那些严守门户、固步自封的理学家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