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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入川路上,虎患也是严重的考验。 康熙十年(1671),四川广安邓氏家族的祖先之一邓绍祖,在从广东返回四川广安的途中,“为虎所食”。 清朝初年的四川地区,在顺庆府和保宁府,甚至发生老虎成群游荡吃人的现象。清初文人沈荀蔚就在《蜀难叙略》中记载,顺治八年(1651)春: “川南虎豹大为民害,殆无虚日。乃闻川东下南尤甚。自戊子(顺治五年)已然,民数十家聚于高楼,外列大木栅,极其坚厚,而虎亦入之,或自屋顶穿重楼而下,啮人以尽为度,亦不食。” 沈荀蔚记载说,由于虎患太过严重,当时在四川省内的移民如果要去河边取水,甚至要组织一帮人马,敲锣打鼓持火把、拿着武器才敢出门,以此来恐吓老虎,但即使是这样,在清朝初年的四川,还经常听说某某州县的人,全部被老虎吃光了: “如某州县民已食尽之报,往往见之。遗民之得免于刀兵饥馑疫疠者,又尽于虎矣。” 四川广安文人欧阳直在《蜀乱》这本书中记载说,当时移民入川的风险非常大: “四川遍地皆虎,或七八,或一二十,升楼上屋,浮水登船。此古所未闻,闻亦不信。” 欧阳直记载道,有一年夏天,他乘船从宜宾去泸州,竟然见到长江两岸的沙滩上,有许多又肥又壮的老虎在晒太阳。船靠泸州时,又见数十只老虎“逍遥江边,鱼贯而行”。欧阳直有一天晚上夜行,竟然在月光下见到四只老虎,幸亏藏匿在草间,才得以幸免于难。 而比残酷的虎患更恶劣的,是移民环境的恶化。 在清廷的政策鼓励下,整个康熙年间(1662-1722),来自湖北、湖南、陕西、广东、广西、福建、贵州、云南等地的移民前后达155万人之多。到了雍正时期(1723-1735),由于开始丈量土地,限制人口流入,此时移民潮有所降低。但到了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清廷再次放开限制,前往四川的移民又增加了420万人。 由于移民剧烈猛增,后来的移民已经错过了早期通过“插占”即可大量占有,或廉价购买土地的黄金时机。于是,在乾隆、嘉庆年间,经历千辛万苦抵达四川的移民们尴尬地发现,四川早已并非先祖们传说中的天堂。无奈之下,他们只得靠着帮人做佣工,或者租田佃种方式谋生。 到了乾隆时期,整个四川的土地已经是“开垦殆遍,几于野无旷土了”。 乾隆八年(1743),四川巡抚纪山在奏疏中说: “查湖广等省外来之人,皆因误听从前川省地广人稀之说,群思赴川报垦,不知川省已无荒可辟。” 与康熙年间抵达四川、许多能当上地主的农民不同,到了乾隆年间,四川即使是荒山野岭,也几乎已开垦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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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于四川成都龙泉十陵的卢氏入川始祖卢仁彦,当初就是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从粤东历经三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才抵达四川华阳。 满以为是到了黄金天堂的卢仁彦,此时才发现四川已是无地可占。无奈之下,为了养家糊口,卢仁彦在抵达四川华阳的第三天,就开始帮别人耕田。他的二儿子帮人做佣工,三儿子则帮人放牛来谋生。 原籍广东兴宁的14岁的客家少年刘秀标,在入川抵达重庆江津县油溪镇后,以帮人放牛谋生。所幸这家女主人很有同情心,把他当做儿子一样照顾,到了晚上还帮刘秀标缝补衣服。由于刘秀标的衣服长期没有洗涤,不仅又脏又破,而且长满跳蚤,为此女主人还将他的衣服拿去“蒸湔”。 此前,刘秀标的兄长刘秀桂先行入川,当刘秀标找到哥哥时,才发现兄长由于帮别人当石匠,不小心被石头砸伤了脚,“成脓疮”。于是刘秀标到处为哥哥求医问诊,好不容易把哥哥的脚治好后,兄弟俩却花光了所有的钱财。无依无靠的两兄弟,最终在重庆街头被迫沦为乞丐。 而刘秀标、刘秀桂兄弟的遭遇,也是湖广填四川期间,部分赤贫移民艰辛生活的一个缩影。 6 ^) e: y2 W- c' Z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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