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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史考略 ——关于舜出生地探讨(节选) 孙敬明 考古、古文字与历史文献三相合征,其对于古史之研究饶有发明,依据考古区域类型与分期断代的探讨,再以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和先秦典籍之科学记载来探究上古史,其不但匡正旧载史说之讹谬,更为重要者则还在于补苴史籍之缺佚。同时,由于考古与古文字资料的物质实证,借此可对相关古史时期的物质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俾便拓宽古史探讨之领域。合征三种资料,其上可推绎史前文明之肇绪,继则网络三代辩证之发展;若究一城一国一地之史迹,则正可以上下贯通,并能推及周边也。而考古所谓探研国家之起源,其滥觞则更在三代之前,而史学所探究古国之史影则多在夏商周时期。《左传》哀公七年所谓“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吕氏春秋·用民》则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今无存者矣。”殷商时期见于甲骨文、金文的族氏、诸侯、方国以及与族名、地名相关的诸妇名等,约共有698个。又据《史记·陈涉世家》记载,周武王时期侯伯尚千余人。两周时期金文所见古国族名,推其要者约有百数十事。 海岱地区自古环境优越,人类文明发端极早。《尚书·禹贡》所谓“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考古证明潍淄流域是后李文化分布之地域;此地北辛文化尤为发达;更是大汶口与典型龙山文化的上首之区。文献记载五帝时期及夏代当地古国众多,夷夏相长;商周时期方国林立,诸侯征伐。最后大都分属于齐、鲁、莒三国。虽疆土割裂,宗庙移祀,但是作为古国之名、事物之形式却依然存在。尽管地域有变,然而地名亦可移用到别处,或实在东而名居西,或张冠李戴,不一而足。但这些看似迷茫纷乱的地名变换中,仍能条梳出古国史影。而今考古注重区域文化之研究,地方则志专于历史个案之斟考。适逢此际对先秦五帝之研究,其中有关舜帝之探讨,则必由海岱地区所缘起;而在此区域则必然要对舜之出生地——诸冯(或省称作“诸”)作推考。凡此诸种,对该区古国研究以及古诸城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构成中的地位等,均具有典型意义。 五帝时期古诸之推测 五帝时期诸国或族之历史,文献失载,但按检有关典籍,似有点滴之信闻。如《孟子章句·离娄下》载: 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赵岐注: 生始卒终,记终始也。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也。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人也。 又谓: 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朱熹《四书集注》: 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在东方夷服之地。 焦循《孟子正义》: 唯青(州)居大东,海在其北,故郡称北海。海在北如负之者然。赵(岐)氏盖略闻诸冯之地之负海,而未得其实也,故浑而言之。今青州府有诸城县,大海环其东北,说者以为即《春秋》“城诸”者。其地有所谓冯山、冯村,盖相传自古,窃疑近是。 凡言人地以所生为断,迁卒皆在后。孟子亦据舜生而言东也。孙疏或引证《史记正义》,谓舜生于冀州,并援引郑玄注等,冀与卫地相近,当颛顼之野,又言舜为有虞氏。惜各家所云,含混不清,证以考古、史迹,当以孟子所云为是。山东古有颛臾国,绵延世久,至《春秋》仍有所载。其地在今临沂市境,其与颛顼定相关联。 再则《春秋左传》庄公二十九年: 冬,十有二月……城诸及防。 杨伯峻注:“诸、防皆鲁邑。据《山东通志》诸故城在今山东省诸城县西南三十里,石屋山东北,潍河南。”《水经注·潍水》亦主此说。《汉书·郡国志》琅琊国所领十三城中,有“东武、琅琊、莒、诸”等城邑。后世学者,多认为春秋“诸邑”,与汉代“诸县”为一地。 还有《路史·国名纪》云: 诸,彭姓,密之诸城西北三十里,春秋之诸国。 注云: 汉诸县故城,在西南,本鲁邑。 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释醜上》,就《路史》注之所言,而谓: 是所指者别为一国,与鲁邑不同。春秋之时,只为小邦,逼处一隅。 王氏文中所附《本文地名形势图略》,其于诸城西南标“诸邑”,并于诸城西北圈“诸国”。由此可见王氏明辨诸邑与诸国地理位置各不相同也。 后来地方志乘中,诸城北郊有村名“诸冯”至今,近且建有舜庙云耳。若将此三个诸邑、诸国、诸冯,在地图上标出,则三者正呈鼎足之势。 上所揭列之三诸,与后人考证,若以《路史》及王献唐所谓,则自古有诸国,而据《春秋左传》与《汉书》所记,则春秋时有诸邑,汉代相延建诸县。今再律之古地、族氏与国名之相互关系,和同区域内相同或相似之地名之间必有内在联系以及历史上下亦有承传的道理,则应首溯《孟子》之所记,三代之前已有“者”(诸),再则有诸国,后则置诸邑与诸县,今日则仍存诸城、诸冯之名也。 古文献中“者”与“诸”相通用,例不鲜见;青铜器明文中“者”字,大都用作“诸”,如“者侯”即“诸侯”,即其明证。从古文字起源发展的内在规律推考,自是先有“者”,而后才有“诸”。“诸冯”缘起于何时何地呢?按照考古学的划断,典型龙山文化的后期已经进入历史的夏代;大汶口文化是龙山文化的前身。若以文献纪年,大汶口文化的晚期,其与舜所生处的五帝时代相去未远。 与诸城相距密迩的莒县陵阳河一带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墓葬中,出土了20多个单字陶文,其中有的为地名或国名。这些陶文的年代距今约有4500年左右。虽然古文字学界对其是否为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古文字,有的学者尚持异议。但是多数学者认为“其系文字不容否认”。饶有趣味的是在诸城西境,即离汉代诸县不远处的前寨遗址亦出土与莒县相同的一个陶文“旦”字,其残存大部,经与莒县所出土相同的文字比较,不但文字所在的器皿与位置,而且就连书体、大小俱是别无二致。虽然前寨仅出土一件,但是律之莒县之情景,仍然可以肯定诸城前寨当时与莒县一样流行使用此种类型的文字。 对于这20余字,诸家例多释证而新见迭出,使人欣然。其中有一单字的构型:其下部犹如方形土台,上则植一主干挺立、枝条繁茂而左右歧出的树形(规律及印制繁难,且资料亦便检索,故此未摹写字形)。此字李学勤先生释之为“封”。王树明先生则认为其乃“南”字的祖形。今经与甲骨、金文比较,此字与“封”、“南”的主体结构有别,而其与商代的金文“者”字形相近似,主体结构亦较一致,因此,可以看做其是“者”字的祖型。 有据于此,我们即可推考,“者”为地或族名,已先于舜而出现,至舜时代的“诸冯”,尚简称曰“诸”,而其字则仍作“者”。尽管诸城的前寨迄今尚未见“者”字陶文,但从文化区域特征考察,今莒县、诸城两地大汶口时期的居民,其必定是同晓“者”字之明确意义的。由此例推断,当时之“诸(冯)”,应该从莒县、诸城境内寻求。但是,基于三代与汉“诸”之名多见于诸城之情形,或可更进一步推求,当时“诸(冯)”,应在今诸城境内之潍河流域。然其是否即与今所谓之“诸冯”地理位置相当,则未敢遽然断定也。 但是,由古文字发展之规律,可以断定,见于商代金文之“者”,与《春秋左传》、《路史》及《汉书》之“诸”,则应均是由此陶文之“者”孳乳发展而来的。 (《诸城大舜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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