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歌《南风》与舜化南国

闽南姚斌

舜歌《南风》与舜化南国

蔡靖泉

虞舜是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五帝”之一，也是春秋战国人尤其是儒墨两家最为推崇的“圣王”。

根据古史传说并结合考古发现来看，如果说黄帝始启中国而初兴华夏，颛顼、唐尧诸“古帝”经营中原而壮大华族的话，那么，虞舜则继往开来而德化四方，以致文教施及“九州”之域，氏族社会有了飞速发展，部落联盟达到极盛而趋于解体，文明王朝孕育成熟而呼之欲出，后继的夏禹时代，就在虞舜时代奠定的基础上和创造的条件下，完成了中国历史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跃进。

“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1］巡狩江南、崩葬苍梧的虞舜，获得了先秦江南民众的爱戴和尊奉。虞舜南巡的传说，也在先秦的江南演变为美丽的神话故事。《史记·五帝本纪》所述虞舜之前的古帝，虽然也有足涉江南者，如黄帝“南至于江，登熊、湘”，却既不及虞舜深入江南之广远，也不及虞舜在江南获得如此殊荣。由虞舜巡狩南土和先秦南国民众对虞舜的态度来看，华夏先进文化的广泛南被、先秦南北部落文化心理的趋于认同、中国南北氏族社会的走向统一，或许都应主要归功于虞舜。

可以说，在古史传说中居于“五帝”末位的虞舜，虽然不及居于“五帝”之首、被尊为华夏始祖的黄帝那样地位崇高，却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贡献至大。

舜歌《南风》

《孔子家语·辨乐解》载录：

昔者帝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孔子家语》虽为魏人王肃伪作，但所述“舜歌《南风》”故事却据之有本。先秦文献《尸子·绰子》就已记“舜歌《南风》”之事并录《南风歌》之辞。

尸子名尸佼（约前390—约前330），战国中期鲁国人，曾协助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商鞅被杀后逃亡入蜀。《汉书·艺文志》录其著《尸子》二十篇，列入“杂家”。《尸子》一书或在汉魏六朝时亡佚，唐人始为辑录，清人有其辑本。

《尸子》所述“舜歌《南风》”故事，在战国后期至汉初广泛流传，其时的文化名人也多在其著作中称道。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

昔者舜鼓五弦，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

《新语·无为》云：

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

《淮南子·泰族训》称：

舜为天子，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

《史记·乐书》、《礼记·乐记》皆谓：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

世传所谓“《南风》之诗”，其内容抒写了南方之民因南风之起而产生的欢悦之情。南方酷暑易旱，令人常苦，而南风乍起，往往积云飘雨，解万物之焦渴，除万民之燥热，故南方之民在炎日燎物灼人之际，喜获及时吹来的温润、凉爽的南风，使视为“长养之风”而作歌颂之。这首诗歌直赋其事，直抒其情，辞意平易晓畅；以五言、八言句子交错为诗，形式整齐对称；将语助词“兮”字置于句末以协和韵律，声调轻曼悠扬；十分明显，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都具有至春秋后期已发展成熟的楚歌的特征。如《孟子·离娄上》记孔子适楚而闻《孺子歌》云：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此歌亦为寥寥短章，以偶句构成，且句式长短交错，整体又匀称统一，清丽圆熟而被学者指出“已开楚辞体格”［2］。此歌在南方楚地流传久远，《楚辞·渔父》就描述隐士“渔父”在劝说屈原与世浮沉、隐退全身之后唱此歌鼓杝而去，故对楚辞的形成影响巨大。两相映照，《南风歌》与《孺子歌》在艺术风格上几乎完全相同。可以认定，《南风歌》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不会是原始社会末期的虞舜所造，而只可能是战国前期的南方楚地民歌，显现出战国时代的楚歌风貌，反映了春秋后期已发展成熟的楚歌与战国后期产生的楚辞间一脉相承的关系。实际上，尽管《尸子》已录此《南风歌》，但战国至汉代的学者大都不信如此雅驯之诗产自虞舜时代，故韩非子、刘安、陆贾、司马迁等皆只述“舜歌《南风》”之事，而未从《尸子》录其歌辞。东汉郑玄注《礼记·乐记》时，竟慨叹“其辞未闻也”。

然而，战国至西汉间文人多记“舜歌《南风》”之事，可见此事传说久远、深入人心。“舜歌《南风》”的传说，透露出重要的历史信息。

首先，战国时人认定虞舜是位仁德的圣王，通过内存仁、外施德而实现了天下大治，所谓“天下太平，万民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3］、“凡古圣王之所以贵乐者，为其乐也”［4］。司马迁乃云：“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5］

其次，虞舜不畏年高，不辞途远，深入南土兴教化、施德政，竟至于如《史记》所述，“巡狩”到当时中国的南部边陲，“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因而泽被南国、德服南民，实现的是南北一体、华蛮与共的天下大治。

再次，先秦南方民众十分爱戴和高度崇敬虞舜，尊其为“解吾民之愠”、“阜吾民之财”、耿介抗行、圣哲贤明的古帝，不仅长期传颂“舜歌《南风》”的故事，而且为了美化虞舜关怀民众的圣德，在战国时创作出清雅的《南风歌》以附会为“舜造”之诗。由于虞舜在民众的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楚国的伟大诗人屈原也在其楚辞中反复称颂之，并因“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忧愁幽思而欲“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

圣王典范

先秦文献关于“五帝”传说的记述，以记述虞舜的传说最多最详。因此，据先秦文献有关记述而写成的《史记·五帝本纪》，也对虞舜着墨最多、描写最详。记述虞舜的文字，在《五帝本纪》中几乎占了一半以上。综观先秦至西汉文献中对虞舜传说的记述，可以说虞舜是“五帝”中被描写得形象最为丰满、德行最为高尚、才智最为贤明、影响最为深巨的“圣王典范”。

就先秦至西汉文献中关于虞舜传说中的记述概言之，虞舜的人格品德、行事作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孝顺友悌

相传“舜起农亩，出于野鄙”［6］，出身低微。其父凶顽，母嚚悍，弟狂傲，皆欲寻罪杀舜，而“舜顺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7］。于是，虞舜成了中国历史上“尽事亲之道”的榜样。西汉刘向作《孝子传》，称扬虞舜“大圣至孝道所神明矣”，并增华出许多事亲尽孝的感人事迹。

二、仁义谦和

在传说中，虞舜因能孝顺父母、友悌兄弟，在家持“孝亲”、“友弟”之心，处世也存谦恭、和人之德，为国自是广爱民众、大行仁政。

《孟子·万章上》、《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记述：“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或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女妫汭，内行弥谨”；“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唐尧之子丹朱不肖，唐尧乃将天下之权禅让虞舜而不授丹朱，“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虞舜的谦和宽仁，赢得天下人心，以致“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成为天子后的虞舜，令稷“播时百谷”以拯“黎民始饥”，令契“敬敷五教”而“宽以待民”……于此行仁施善，百姓率服，民风淳化，“父义，母爱，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先秦时期，随着农耕文化的发展和宗法社会的形成，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观念也自发地产生。孔孟儒家自觉地总结和阐发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体系，根据家国一体的历史发展和宗法社会的现实需要，明确指出：“孝”及于“仁”，“仁”基于“孝”；“孝”是人的基本美德，“仁”是人生的最高追求；由“孝”及“仁”，则修养成了礼智信义勇、温良恭俭让、谦和宽敏惠等综合品质；“孝亲”方可“泛爱众”，“仁义”才能“济众生”，也即修身、齐家而得以治国、平天下。孔子说：“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8］孟子进而说：“仁之实，事亲是也。”［9］于是，孔子标榜“仁政”，孟子颂扬“德政”，儒家强调“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10］。

传说中“事亲尽孝”而能行仁推德的虞舜，自然成了先秦民众心目中和儒家理想中的“圣王”，乃为儒家大加称道。孟子即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11］儒者说舜“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故事，乃谓“《南风》是孝子之诗也。南风养万物而孝子歌之，言得父母生长，如万物得南风也。舜有孝行，故以五弦之琴歌《南风》诗，以教理天下之孝也”［12］。

三、勤于民事

有关虞舜身体力行地从事劳动生产以造福百姓、务利天下的传说，在先秦至汉代的许多文献中都有记述，兹录数段：

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墨子·尚贤下》）

舜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其田历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亩，与四海俱有其利。其渔雷泽也，旱则为耕者凿渎，险则为猎者丧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归于若父母。（《尸子辑本》卷上）

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悦）之，秀士从之。（《吕氏春秋·慎人》）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畎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韩非子·难一》）

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淮南子·修务训》）

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史记·五帝本纪》）

综观这类记述，说的是虞舜曾亲自参与农业耕作、渔业生产、陶器烧制、房屋建筑及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品（什器）的制造等等，掌握并提高了当时的种种生产技术，为百姓“就时”谋利，即只要有利于百姓、造福于社会，无不躬亲为之、处苦行之。由于虞舜往为“救败”，躬藉耕、渔、陶等，带领百姓发展生产，百姓因而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再也不为食物不足而争斗，再也不因器物不良而愁苦。虞舜以其能服人，以其德化人，天下悦之、民众从之。在虞舜的领导下，生产有了大发展，社会有了大进步，原始聚落建成了都邑，原始社会形态也朝着文明社会形态跃进。

传说中的虞舜时代，大致涵容在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原龙山文化阶段。考古资料证明，距今约四五千年的龙山文化尤其是晚期的龙山文化，在农业、渔业和制陶等手工业诸方面都较之前的仰韶文化有了高度的发展，并也形成制度萌芽，原始氏族部落正在解体，适应商品聚散交换和政治集中统一要求的城市广泛出现，一般认为的文明国家形成三要素（文字、城市、金属器）中的两大要素已经具备。

最近，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首次发现了“尧舜古城遗址”。据报道，有专家据此认为：“这一重大发现，使中华民族国家起源的历史提前了近千年。”［13］

古史传说与考古资料的印证，表明虞舜时代的中国，因生产的大发展和社会的大进步，已跨到了文明国家的门槛上。身体力行、躬藉处苦的古帝虞舜，对中国由原始社会跃入文明社会的历史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四、明哲贤能

据文献记述，唐尧决心禅位给虞舜，不仅在于虞舜有孝德孝行，而且在于虞舜聪明能干、德才兼备。当唐尧听了四岳荐举“盲之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的虞舜可“践帝位”后，即多方测试考察虞舜。唐尧先是以娥皇、女英两个女儿嫁给虞舜，“观其理家之道”。虞舜娶得二女，晓之义理，使二女克守妇道；继而，唐尧令虞舜代行司徒之职，传布“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常之教”。虞舜“慎美笃行”，使天下四方遵从教化而无有违命；接着，唐尧又让虞舜为百官度事定职。虞舜使百官各明其事、各司其职、职位井然有序、事业无误其时；此后，唐尧又叫虞舜“宾于四门”、接待四方诸侯。结果四方诸侯齐颂虞舜美德，而且是“诸侯远方宾客皆敬”；最终，唐尧遣虞舜深入高山密林、大川浩泽之中。虞舜尽管在山林川泽遭遇暴风雷雨，却行路不迷。经过历试诸种难事，唐尧才认定虞舜“为圣”，“命舜摄行天子之政”。

虞舜“摄行天子之政”时，帝尧已老，天下德衰，洪水泛滥，诸侯叛逆，社会不安。虞舜励精图治，勤于政事。唐尧听信�ざ到�言而用共工为工师，结果共工淫僻；听从岳疆之请而用鲧治洪水，结果治水失败；“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唐尧久征不服。虞舜乃以其明哲之智、贤能之才向唐尧建议，“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ざ涤诔缟剑�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14］。

舜帝的明哲贤能，突出地体现在尚贤敬贤、知人善任和察恶疾恶、缘罪逐凶方面。高阳氏的才子八人——“八恺”、高辛氏的才子八人——“八元”，“世济其美”，“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内平外成”。帝鸿氏的不才子浑沌、少皞氏的不才子穷奇、颛顼氏的不才子梼杌，“世忧之”，“尧未能去”，舜皆流放之。

舜为天子后，对于尧时举用却未有分职的二十二名臣子量才任职，令其各负其责，并且“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结果“此二十二人咸成其功”。其中，对鲧之子禹，舜并未因殛其父而弃用他，反而予以重用，令他继父职、承父业平治水土。禹也不辱帝命，“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居功至伟。舜老，因功举贤，禅位给禹。

《论语·泰伯》记载：“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

《荀子·成相篇》赞云：“舜授禹以天下，尚德推贤不失序，外不避仇，内不阿亲，贤者予。”

五、推德怀远

如前引传说所述，虞舜为尧所试，“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摄行天子之政”后，虞舜不辞劳苦地巡狩四方，慎和五典，布施五教，以至于“勤于民事而野死”，因此百姓感恩，诸侯率服，远近朝贡。

《淮南子·原道训》载：“夫（舜）能理三苗，朝羽民，徒裸国，纳肃慎，未发号令而移风易俗。”

《史记·五帝本纪》说，虞舜时代，四方诸侯“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其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

“舜歌《南风》”故事，亦即虞舜推德怀远的传说。

六、安邦定国

虞舜安邦定国的传说，前面亦已述及。

还需补充说明的是，虞舜通过“遍入百官，百官时序”进而任贤分职、考功绌陟，草创出一套治理文明国家的官僚制度，由此使得邦国的长治久安、社会的稳定发展有所保证。

《管子·法法》称：“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士者，天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

《史记·五帝本纪》记述更详：虞舜始为天子，即分职任臣，授禹为司空、稷为司农、契为司徒、皋陶为大理卿、垂为大匠卿、益为虞卿（掌山泽之官）、朱虎和熊罴为虞卿之佐、伯益为秩宗（掌次尊卑和祭礼之官）、夔为乐官、龙为纳言（掌上传下达之官）。除了中央官员之外，虞舜承尧之制，对地方行政长官“十二牧”有了绝对的控制权，“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

由文献记述虞舜草创的官僚制度来看，其时的国家机构已基本建立，礼乐刑政的政治体制也臻于完备，似乎的确已是君主而臣辅、政备而令通、国定而邦安。因此，春秋乃至西汉人，大多认定虞舜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政权的创建者。先秦至西汉的文献，也几乎都把虞视为居于夏、商、周之前的中国第一个王朝。所谓：

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国语·郑语》）

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礼记·王制》）

司马迁赞叹：“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15］

综上概言之，传说中的虞舜，是一位有孝行、布仁德、躬藉处苦、爱民勤政、明哲贤能、集宗法社会诸多美德于一身又建立了地辖“九州”的王朝，实现了天下大治的“圣王典范”。

古人将尧舜并视为“圣王”，儒者也“祖述尧舜”，但在传说中，唐尧其德似乎不在虞舜之下，其功却难逾虞舜之上，所谓尧不能为而舜能为之，尧未能成而舜能成之。古人又将禹与舜并称，儒者乃同颂“尧、舜、禹、汤、文武”，但在传说中，夏禹其功似乎不在虞舜之中，其德却难逾虞舜之上，所谓“人有言，至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16］。可见，虞舜之盛德伟业，是先秦其他古帝王无与伦比的；虞舜之圣明睿哲，是先秦其他古帝王难以并匹的。

舜化南国

虞舜与其时中国南方的关系，形成于他南服三苗和巡狩南方的过程中。

三苗，又被称作“有苗”、“苗民”，是原始社会末期的南方大族，居处“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三苗的活动区域，大致主要在今河南南部及洞庭湖至鄱阳湖一带，以长江中游的江汉间地为中心，也延及江南广大地区。

尧时，壮大起来的三苗逼进中原腹地。于是，“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尧战于丹水以服南蛮”。然而，三苗并未被征服，“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如前所述，舜佐尧而“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才获得了南方的一时安宁。

舜为天子后，残存南方的三苗初仍不服。虞舜先也一如尧时惯例，遣发大军以武力征服。《尚书·大禹谟》记载了虞舜派禹征三苗的史实：

帝（舜）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 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

然而，三苗不畏强暴，虽力不敌强大的禹师，但败而不馁，“三旬，苗民逆命”。至此，虞舜乃知三苗不能用武力征服，只能以仁德感化、以文明教化。于是，虞舜制止了禹等“请伐之”的要求，偃兵修教，推德怀远，结果喻教行德三年，三苗不仅欣然诚服，而且“移风易俗”。文献中对此多有记述：

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吕氏春秋·尚德》）

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吕氏春秋·召类》）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攻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韩非子·五蠹》）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淮南子·齐俗训》）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泽之水。由此险也，以其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请服。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韩诗外传》卷三）

武力征伐不能服众，行德喻教方可化民。虞舜弃力征而以德化三苗，足显其明哲贤能之“圣”。虞舜在南国的行德，即如《南风歌》所云的“解吾民之愠”、“阜吾民之财”；虞舜在南国的喻教，也即“慎和五典”，使苗民“移风易俗”，明“五常”之义，由野蛮走向文明。

据考古资料，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北方黄河流域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南方长江流域也大致相应有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及其发展的“青龙泉三期文化”。但比较而言，后者在总体发展水平上明显地越来越落后于前者。“青龙泉三期文化”，或主要为三苗的文化遗存，其水平已难与龙山文化相提并论。不过“青龙泉三期文化”有许多中原文化因素，故有的学者将其（包括今湖南地区的这类遗存）泛称之为“长江中游龙山文化”。可以推想，虞舜在南国的行德喻教，给南国苗民带来了中原华夏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观念，使得南国苗民的生产大有发展、生活大加改善、部族大为和睦、社会大显进步，南国苗民岂会不感戴、不诚服、不亲附、不变俗？“青龙泉三期文化”中的龙山文化因素，似乎印证了舜在南国行德喻教的功绩。

舜葬九疑，古人或说是“舜勤民事而野死”，或说是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总之是与三苗有关。据文献大量记述虞舜在南国行德喻教的传说来看，虞舜当为经营南国、安抚苗民而远行南土、身殉政事。因此，泽被南土、惠及苗民的虞舜，也得到了世代南方民众的尊崇和敬奉。

传说中的虞舜，可谓蛮荒南国的开辟者、文明南国的首创者。有了虞舜的教化，南蛮开始亲附华夏；有了虞舜的巡狩，南土正式入籍中国。

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楚人尤为崇敬虞舜。这除了因为楚人大量为三苗遗裔——“荆蛮”而追怀虞舜恩德之外，还有着更为深层的历史原因。

楚国的王族，或者说楚人的核心，本为居处中原腹地的祝融部落的后裔。祝融部落曾依附华夏部落联盟，其酋长重黎受到华夏部落联盟领袖帝喾高辛氏的善待和信用，长期担任华夏部落联盟的“火正”，因恪尽司火祭天、观象授时、放火烧荒的职守而劳苦功高，被命名为“祝融”。《史记·楚世家》记述：

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

据章太炎、王国维、郭沫若等近代学者考证，“帝喾名俊，也就是传说中的帝舜”。帝舜善待和信用楚人先祖祝融，祝融后裔楚人崇敬虞舜不啻理所当然了。特别是后来祝融部落为夏人和商人所不能容，在其打击下解体分化了。南窜至江上楚蛮之地而为楚人的这支祝融苗裔，也就更加感怀虞舜的仁德了。楚人在其作品中，较多地描述了虞舜的故事。著名的如关于舜南巡狩而道死苍梧、二妃从之不及溺于湘江成为湘水女神的传说，《山海经》中就有记述，《九歌》中的《湘君》和《湘夫人》则是直接以此为题材创作的祭祀乐歌。

虞舜在春秋战国已成了世人高度称颂的“圣王”。楚人不仅颂扬他，而且自觉地效法他为人行事和形成人生理想、确立政治目标。曾任楚怀王左徒、勇为楚怀王“来吾道夫先路”的伟大诗人屈原，在诗作中歌咏：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

尧舜之抗行兮，暸杳杳而薄天。（《九歌·哀郢》）

屈原借诗歌反复表达的“美政”理想，即以民本思想和德政主张、法治思想和举贤授能主张、大一统思想和匡定天下主张为主要内容。这可以看做是遵虞舜之道所形成，是传说中的虞舜政治的理论发展。屈原在《大招》中描绘的天下一统、州土平乐、“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众流，德泽章只”的国家，与《史记·五帝本纪》描绘的舜时“天下明德”的社会，又何等相似乃尔。

楚人确定和奉行了“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这条混一夷夏的发展路线，因此建成了囊括当时中国南土半天下、较中原诸夏后来居上的泱泱大国。楚国的发展道路，可谓遵从了传说中的虞舜道路；楚文化的辉煌成就，真正体现出“舜化南国”的文明业绩。

屈原的政治理想，集中反映了楚国的政治文化。楚国长期推行的，可以说是以“圣王典范”虞舜为代表的“王道文化”。主张德先刑后、君明臣贤的“王道文化”在战国时为除秦国之外的关东六国所认同，充分体现出“虞舜文化”的巨大影响。

秦人奉行尚武逞力、严刑酷法的“霸道文化”，虽因特殊的时代和条件而吞灭六国、统一天下，却不能安邦定国。秦朝命祚苦短，仅15年即被楚人推翻。建立汉朝的楚人，又在一定意义上复遵虞舜之道、实现天下大治。从此，古代中国的历朝统治阶级，几乎无不祖述虞舜、无不认同“虞舜文化”。

诚然，传说中的虞舜，是经过夏、商、周三代人美化过的，尤其是经过春秋战国的儒、墨诸家据其政治主张而予以理想化了的。虞舜的故事，难免有许多踵事增华的虚构编造。不过，传说颂扬虞舜，儒墨推崇虞舜，自当是历史上确有虞舜行德建业的事迹可为人捕风捉影、值得人颂扬推崇。

“虞舜文化”，哪怕主要是春秋至西汉人的虚造，但一经造出，即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面文化旗帜，曾经令人瞩目、给人感召、催人奋发、导人前进。在今天它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注释：

［1］［7］［14］［15］《史记·五帝本纪》。

［2］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下。

［3］《吕氏春秋·大乐》。

［4］《吕氏春秋·侈乐》。

［5］《史记·乐书》。

［6］《战国策·齐策》。

［8］《论语·学而》。

［9］《孟子·离娄上》。

［10］《吕氏春秋·孝行》。

［11］《孟子·告子下》。

［12］《史记·乐书》正义。

［13］《文摘周报》2000年6月19日。

［16］《孟子·万章上》。

（选自九嶷山舜文化研究会编《舜德千秋》，海南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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