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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国里尽朝晖” ——读毛主席诗《七律·答友人》 郭沫若 “九嶷山上白云飞”这首七律,形象极其壮丽,声调极其和谐,令人百读不厌。我最初对于诗中的“长岛”和“芙蓉国”两个词,没有明确的了解,曾经作过种种的揣测,结果都没有猜中。 关键是在“芙蓉国”。主席告诉我们:“芙蓉国”是湖南的异称。公元九百五十年代的诗人谭用之,有《秋宿湘江遇雨》七律一首,其诗云: 湘上阴云锁梦魂,江边深夜午刘琨。 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 乡思不堪悲橘柚,旅游谁肯重王孙? 渔人相见不相问,长笛一声归岛门。 《全唐诗》中有著录,言“谭用之,字藏用,五代末人。善为诗而官不达。诗一卷”(首句“湘”字误作“江”)。 这首《秋宿湘江遇雨》一诗,虽然并不怎么好,但它却点出了“芙蓉国”的故实。可见唐五代时,湖南境内遍地都是芙蓉。芙蓉有异说,除木本的芙蓉之外,水里的荷花古人也叫作芙蓉。谭诗中的“芙蓉”到底是哪一种呢?有人说是指荷花,但在我看来就是木芙蓉。因为谭诗写的是秋天,正是木芙蓉盛开的时节,所以能得出“秋风万里芙蓉国”的佳句。如果是荷花,在秋季便已经凋败了。 芙蓉国既肯定是湖南,则“长岛”便不能离开湖南境内。我曾经猜测为广西苍梧县的长洲,山东蓬莱县北的长山岛,东北的长山群岛,乃至猜测为日本,为美国的长岛,实际上都猜错了。原来“长岛”就是长沙西面在湘江中的水鹭洲或者橘子洲。洲是沙洲,其长七里,闻长沙之名即由此而得。 因此,“九嶷山上白云飞”这首七律,所写的就是湖南的大跃进或者大跃进中的湖南。 这首诗,把有关湖南的神话传说,利用得很巧妙。前四句是利用了虞舜和二妃的故事。 《史记·五帝本纪》“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九疑即九嶷山,在湖南宁远县南六十里。 《水经》湘水注:“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举,各导一溪。岫壑负阻,异岭同势。游者疑焉,故曰九疑山。大舜窆其阳……南山有舜庙。” 《太平御览》四十一引《群国志》:“九疑山有九峰:一曰丹朱峰;二曰石城峰;三曰楼溪峰,形如楼;四曰娥皇峰,峰下有舜池……五曰舜沅峰,此峰最高,上多紫兰;六曰女英峰,舜墓于此峰下;七曰箫韶峰,峰下即象耕鸟耘之处;八曰纪峰……九曰纪林峰……有九水,七则流归岭北,二则翻注广南。”丹朱峰,《方舆胜览》作朱明;楼溪峰,作石楼;舜沅峰,云“亦名华盖”;纪峰,作桂林;纪林峰,作杞林。两者小有异同。《方舆胜览》云:“又有舜峰,不列九峰之内。”是则九嶷不止九峰,而有十峰了。照有九溪而言,十峰是比较正确的。 九峰中既有娥皇与女英,那便是唐尧的二女,即所谓“帝子”。《楚辞·九歌》中咏湘君与湘夫人二歌,《湘夫人》首句云“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注云:“帝子谓尧女也……言尧二女娥皇、女英随舜不反,没于湘水之渚,因为湘夫人。”王逸以湘夫人为娥皇、女英二人,而以湘君别为湘水之神(男性),此与旧说有异。 《史记·秦始皇本纪》:“浮江,至湘山祠,逢小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刘向《列女传》亦云:舜为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舜陟方,死于苍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此可见秦汉学者都以湘君为尧女。湘君既为亦尧女,则湘夫人为尧女无疑。故韩愈《黄陵庙碑》即以湘君为娥皇,湘夫人为女英。谓“尧之长女娥皇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次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朱熹《楚辞集注》即采用韩说。看来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古者妃后亦可称君,除见诸典籍外,金文《晋姜鼎铭》中晋姜自云“余唯嗣朕先姑君晋邦”,更是绝好的第一手证据。 最有诗意的应该算是有关湘妃竹的民间传说。晋人张华《博物志》“洞庭之山(此二字或误为虞),帝子二女啼,以涕挥竹,竹尽斑”(此据《太平御览》九六三卷所引,文有脱漏,与今传《博物志》有异。但今传《博物志》乃后人补辑)。 又《太平御览》九二六卷引南朝人任昉《述异记》:“湘水去岸三十里许,有相思宫、望帝台。舜南巡不返,没葬于苍梧之野。尧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思恸哭,泪下沾竹,文悉为之斑斑然。” 明人王象晋的《群芳谱》说得比较明晰:“斑竹即吴地称湘妃竹者,其斑如泪痕……世传二妃将沉湘水,望苍梧而泣,洒泪成斑。” 主席即根据了这些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冶铸出了诗的开首四句。 多么美啊!有白云叆叇的九嶷之山耸入云表,有一对姊妹女神(请注意:“帝子”应当是复数)从葱翠迷疑的山上乘风飞下,各人的手里拿着一枝洒满了泪痕的湘妃竹,各人的身上披着万朵的红霞,作为无限斑斓的采衣。这是多么壮丽的画面啊! 然而,我深信主席是有用意的,不是为美而美、为画而画、为诗而诗;不是单纯地在复述神话传说,或单纯地在咏赞风物山川。这些神话故事用在这里是有象征意义的,而象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费点脑筋来思索。 主席在他的诗词中,每每喜欢活用神话传说。如《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的不周山,《水调歌头·游泳》中的巫山神女,《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的吴刚与嫦娥,《送瘟神》第一首中的牛郎,都是和眼前的现实联带着在使用。它们已经不是作为单纯的神话传说或神话人物而存在,而是融冶在现实中作为现实的一体而存在。 那么,这从九嶷山上乘风而下的那么优美的“帝子”,把她们作为现实的一体,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所指的就是:根据高瞻远瞩,脱离高蹈,采取高屋建瓴之势,到群众中去,投身于火热的现实斗争中的时代精神。说得更鞭辟近里一点,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结合了起来的毛主席的思想。 故“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和《到韶山》那首七律中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是象征性的手法,所谓“比而兴”也;后者是写实性的手法,所谓“兴而赋”也。在革命斗争中,为有烈士们的牺牲,为有人民的涂炭,从事革命的同志谁不曾洒雪过千滴的热泪?为要改换日月,改造世界,献身革命的志士谁不是敢于卷起万朵红霞的“风流人物”? 再从在主席诗词中现实化了的神话人物来看,巫山神女醒来了,在惊叹世界变了样(“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吴刚为了欢迎烈士,在广寒宫中亲手捧出了他所酿造的桂花酒(“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嫦娥受到感动,在为烈士们的英灵作长袖舞(“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牛郎也在关心故乡的血吸虫情况(“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但是仅仅是惊叹,仅仅是欢迎,仅仅是感动,仅仅是关心,还没有达到主席的高度的要求,故娥皇、女英更进了一步,率性离开了神座,投身到凡尘,要和洞庭湖的波涛一道卷起连天的雪浪,要和水鹭洲的农民一道歌唱撼地的诗歌。她们也要从事翻天覆地的生产建设和文化建设,诗人的思想把神话人物彻底动员起来了。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这所指的不是单纯的洞庭湖和橘子洲,也不是单纯地在咏赞自然风物。这是通过洞庭湖和橘子洲的一角来咏赞湖南的大跃进。《送瘟神》第二首的“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所歌咏的是中国的大跃进,但无疑也包含着湖南跃进中的“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了。我相信主席会允许我们作这样大胆的联想:那“连天雪”一方面固然是指洞庭湖的波浪,而另一方面也尽可以令人联想到那连天的“银锄”;“动地诗”,更直切地令人联想到“地动三河铁臂摇”的这句诗。 关于“动地诗”,我也曾经作过两三种揣测。李商隐《瑶池》七绝中有“黄竹歌声动地哀”句,那样的诗,当然和主席的诗是联系不上的。鲁迅有《无题》诗一首,是一九三四年五月写的,他曾经题赠给日本的文化人新居格。主席在一九六一年国庆后不久,又曾经亲笔写出以赠黑田寿男所率领的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那诗是这样的四句: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首诗是含有革命意义的。我照着主席的指示曾经把它翻成日本文,同时也把它翻成了新体诗,为了使年轻的读者易于了解,我不妨把我译的新体诗抄在下边: 到处的田园都荒芜了, 普天下的人都面黄饥瘦。 应该呼天撞地,号啕痛哭, 但是,谁个敢咳一声嗽? 失望的情绪到了极点, 怨气充满了整个宇宙。 谁说这真是万籁无声呢? 听!有雷霆的声音在怒吼! 这写的是蒋介石统治时代的中国,在暗示着不久便有革命的风暴要到来。鲁迅把这首诗写赠给日本朋友,是否别有用意不得而知,但主席在一九六一年又把这首诗写赠给日本朋友,无疑,是暗示日本朋友:在日本人民中间也正在酝酿着革命的风暴。一九五九年日本人民举行了二十几次大规模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全国统一行动,让第二年准备访问日本的美国总统吃了闭门羹,是惊动了全世界的大事。 鲁迅这首诗里也有“动地哀”句,因而使我揣测到“动地诗”可能即指鲁迅这首诗,而“长岛”便可能是指日本。我在上面已经说过,“长岛”的这一种猜法是猜错了,因而“动地诗”的这一种猜法也猜错了。 “长岛”固然是指橘子洲,但也并不限于是橘子洲,也就如洞庭湖也并不限于是洞庭湖。举一可以反三,知道洞庭湖和橘子洲如此,便可以知道全湖南省都是如此。“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诗人不是已经替我们把推想的范围扩大了吗?整个湖南省都是一片东方红啊!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有句云“我欲因之梦吴越”,句法和“我欲因之梦寥廓”正相同,但字法是有区别的。李白是真正在做梦,主席却只是把“梦”字作为悬想或想象用而已。“梦寥廓”便是把想象推到更广阔的范围。据说,主席所答的是湖南友人,故主席的“梦寥廓”只及于“芙蓉国”的湖南,而没有更加扩大。在他看来,这范围是允许我们读诗者把它扩大的。大跃进不限于湖南,大跃进遍于全中国。那么“芙蓉国里尽朝晖”,何尝不可以扩大成为“神州赤县尽朝晖”呢? 大跃进的精神动力是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当前的中国实际相结合,灵活地运用和发展,使中国人民得到解放,使中国人民的创造力也得到解放,因而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高速度的进展。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断地在促进着改造世界的步骤。亚非拉美的被压迫民族,要求得到本民族的解放而免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灾难,都在憧憬着中国,敬仰着毛主席,想从中国革命的经验中求得解决问题的钥匙。解放前,中国所经历过的命运,和亚非拉美被压迫民族的命运,大抵相同。因而中国革命的经验成为要求解放的被压迫民族的普遍学习的对象。全世界被压迫阶级,既有为本阶级争取解放的要求,又有帮助被压迫民族得到解放的任务,因此同样地憧憬着中国,学习着毛主席的著作。有了这样共同的要求和任务,自然也就和我们志同道合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是人力所能转移的。 当然,任何革命的理论或任何别国的革命经验,都必须灵活地和本国当前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为物质力量。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环节。有人把结合本国实际认为是“民族主义”而加以反对,这不是出于无知,便是有意的歪曲,其结果便形成为两种倾向:不是强加于人,便是死硬照搬。或者把这两种倾向合而为一,那祸害不仅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加一大于二了。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这芙蓉国固然限于湖南,但也不单纯地限于湖南。它可以象征全中国,也可以象征全世界。我所写的《满江红·读毛主席诗词》的最后几句是:“济同舟,万国尽朝晖,新宇宙!”这就是从“芙蓉国里尽朝晖”这句诗中蜕化出来的。这就是我研究主席诗词所得出的结论。这是我的“寥廓”之“梦”,但我坚决相信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寥廓”之“梦”。 (《光明日报》196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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