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舜对儒家孝思想的影响

闽南姚斌

“孝子不从命”小议 ——试论舜对儒家孝思想的影响 王志轩 一、缘起 有关“孝”的思想在传统儒学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论语》有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孝经》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可见，“孝”是“仁”的基础，是儒家道德规范的出发点。 儒家所说的“孝”有如下特点：发乎情，止乎礼，合乎义。 所谓“发乎情”，我们从儒家经典中可以看到，孝行发端于对亲人的爱。匡亚明先生在《孔子评传》中指出，儒家所说的孝，实质上是子女对父母之爱的回报，是纯真无伪的情感的流露［1］。所谓“止乎礼”，《论语·为政》所言甚明：“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所谓“合乎义”，是关于儒家孝思想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指孝行要符合理性和原则。孔、曾、孟、荀对此都有论述。然而，随着儒学上升为统治思想，因政治需要而后世少有论及。近来学界对此开始了新的审视和研究，如季羡林在《谈孝》一文说，关于孝的观念，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富有理性的民族，他引用《孝经·谏诤篇》来证明这一点：“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季先生评论道：“多么合情合理呀，这与‘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句话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后者只能归入愚孝一类，是不足取的。”［2］马景仑在其论文中引用了上述《孝经》内容后，更进一步得出这样结论：“这种孝，是基于爱心、敬意而又有一定原则的行为，是一种具有高度情感和理性精神的自觉行动。”［3］马氏指出孝乃情感和理性的统一，评论可谓精当。 在前人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分析认为，儒家孝思想中这种珍贵的理性成分，乃是来源并附着于儒家典籍中舜帝的史迹。试为论次如下，就教于方家。 二、儒家关于孝子不从命的论述 盲目服从是愚孝的一个重要标志，换言之，视父母为绝对权威。这与理性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孔子对此持坚决的批判态度，多次发表看法。如上述《孝经》内容，就记载了曾子向孔子求教的情况，曾子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叱责道：“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荀子·子道》也记载了孔子对同一问题的回答，不过发问者是鲁国国君：“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孔子不对。孔子趋出，以语子贡曰：‘乡者，君问丘也，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而丘不对，赐以为何如?’子贡曰：‘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夫子有奚对焉？’孔子曰：‘小人哉!赐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4］ 孔子在这里下了一个明确的论断：子从父命，不一定为孝。要“审其所以从之”才能下结论。父命合乎义、礼，从之则为孝。父命不合乎义、礼，从之则为不孝，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当“争子”。孔子还把这一论断推广到“忠”的概念上，表现出了彻底的理性立场。 儒家孝思想这种理性成分来源于何处?《孟子》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我们试把眼光对准舜帝——中国第一位以孝道而闻名天下的人物。 三、儒家关于孝子不从命的理性认识源于并附着于舜帝史迹 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把舜视为一位理想帝王。细审之，孝行是舜帝史迹的主要内容，儒家经典对此推崇备至。《礼记·中庸》：“子曰：‘舜其大孝也舆!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孔孟把孝作为舜即天子位并教化天下的原因。儒家典籍中的舜帝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儒家理想，成为儒家据以发展自身学说的典范人物。所以，舜对儒家孝思想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舜帝史迹甚少，而且历代儒家言必尧舜，初看来，似乎反复咀嚼之食早已索然寡味。但是，如果我们能重新发掘先秦儒学之深层思想内涵，拂其积尘，仍能从中找到一些值得重新审视的内容。比如《史记·五帝本纪》载：“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舜受到父亲和后母较重的虐待时，他并不逆来顺受，而是选择逃避或离家出走。如果按后世“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令子亡，子不敢不亡”的道德标准，舜帝可谓不孝矣。而孔子对舜的这种行为持肯定态度，并以此为榜样教导弟子。 如《韩诗外传》卷第八记载：“曾子有过，曾晳引杖击之。仆地，有间乃苏，起曰：‘先生得无病乎?’”曾子这种行为受到鲁人的赞赏，“鲁人贤曾子，以告夫子”。出乎人的意料，孔子反而批评了曾参：“夫子告门人：‘参来勿内也’，参以为无罪，使人谢夫子。夫子曰：‘汝不闻昔者舜为人子乎?小棰则待，大杖则逃。索而使之，未尝不在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汝非王者之民邪?杀天者之民，其罪何如?’”［5］ 《孔子家语·六本》对此描述更详，现列于此：“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进于曾晳曰：‘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而闻之，知其体康也。孔子闻之而怒，告门弟子曰：‘参来勿内。’曾参自以为无罪，使人请于孔子。子曰：‘汝不闻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尝不在于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参闻之曰：‘参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谢过。”［6］ 1975年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出土的《儒家者言》也有对此事的记载［7］。 可见，孔子认为，如果父母虐待子女，子女要用逃跑等方式消极反抗。这样，可以避免父母犯错而受到社会道义的谴责和国家法律的制裁，同时，还保护了自身。这样做，是孝，不这样做，就是不孝。这种见识基于对事情后果的理性分析。关于保护自身，孔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孟子·离娄上》：“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这段话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孟子对此类事情的看法。 关于舜娶妻不告父母。《史记·五帝本纪》：“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有资料表明，舜妻尧之二女时，事先并未告诉父母。按照儒家的观念，娶妻这等大事，必当先告父母，才符合礼的规范，否则，就是不孝。所以世人对此多有疑问。如《孟子·万章》：“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在这里，孟子为舜“不告而娶”作了很好的辩解，认为舜之父母阻止舜的婚事，是违背了人伦。在这种情况下，子女可以突破教条的束缚、不必遵循父母的意愿，这样做也是合理的。在另一个场合，孟子又为舜增加了另一条理由，《孟子·离娄上》：“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以上列举了舜帝两点“不从命”的资料和儒家关于此的评论。可以看出，先秦儒家孝思想中具有难能可贵的理性色彩，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不盲从、非教条。在父母有过错的情况下，孝子应该理性分析，“从义不从父”。关于“孝子不从命”这一问题，荀子作了较全面的论述。荀子在《子道》篇中，除引述了孔子对孝子不从命的言论，还对“孝子不从命”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阐释，丰富了儒家关于孝的思想：“孝子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此之谓也。故劳苦雕萃而能无失其敬，灾祸患难而能无失其义，则不幸不顺见恶而能无失其爱，非仁人莫能行。《诗》曰：‘孝子不匮。’此之谓也。”至此，儒家孝思想已经具备了充分的理性标准，成为合感情与理性为一体的辩证理论体系。 四、结论 儒家经典中的舜帝定“五伦”，教天下，是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位孝子。他的史迹对儒家“孝”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对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具有深远的影响，孝已深植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之中。所以，肇始于汉唐，完备于宋元，后世选定二十四孝，舜居第一，以“孝感动天”称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舜帝孝行的思想内涵被后世逐渐理解偏颇，以至于近代以来受人批评。好在近来学者又在重新审视。综本文所述，可以指出，舜帝作为体现儒家孝思想的典范代表，其孝行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是感情和理性的有机统一。当今时代，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而舜帝所体现出的具有理性的孝思想，仍然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展。同时，可以看出，先秦儒家关于孝的思想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仅为抛砖。 注释： ［1］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2］季羡林：《谈孝》，《新民晚报》，1999年8月9日。 ［3］马景仑、赵英黎：《略论孔子及儒家“孝”的思想——〈论语〉、〈孟子〉、〈孝经〉阅读札记》，《孔子研究》1996年第4期。 ［4］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 ［5］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 ［6］《孔子家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7］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儒家者言释文》，《文物》1981年第8期。 （选自《虞舜文化研究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