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大同理想政治 杨幼炯 孔子政治思想关于实际政治之学说,既已论述;今当进而叙述孔子之理想政治论。孔子之理想政治,不在于国民衣食之保障与夫国家领土之扩张维护,却另在于理想生活或道德生活之实现。但孔子并不完全忽视与实际生活有关之政治设施,惟道德生活较诸实际生活之需要,尤为重要。故孔子答子贡之问,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盖若徒供给实际生活之需要,无道德以教化之,则教化无而民信不立,社会因之必无秩序也。因之孔子于食(经济)、兵(军事)、信(道德)之中,必须减去时,主张先去兵,次去食,而将信认为最要。故孔子理想政治之最高目标,实超越于功利之上,且更进一步,认定正因为政治目标超越于功利之上,功利方始得充分成就。可知孔子理想政治之目的,首在教化,次为社会政策实施。盖教化在于确保人民精神上之幸福;而社会政策之实现,则在予人民以物质之幸福。惟因人民物质之需要在于实现社会上分配之正义,故与秩序有关;教化在于涵养人类之理性,故有益于社会秩序之维持。要之教化为孔子理想政治之重要目的,而以君主之德化为中心。如《尚书》所谓:“天生民有欲,无主则乱,惟天生聪明,时”之说,可知天为谋社会之秩序而任命君主。君主之存在,不仅应于政治上支配人民,且应于道德上教化之,故天子有教化人民之职能。 孔子晚年之政治理想,有“大同”、“小康”二种。大同为孔子理想政治之极则,若大同之治,不可一朝企及,则必先自小康始。礼让为国,小康之极盛,由此可臻于大同之域。故大同与小康,即在“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之分别。所谓大同之治,即《礼记·礼运篇》所载: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运·大同》乃孔子悬想古代大道之行。注疏谓为五帝之善,指尧舜禅让之治,以天下为公。又《正义》云:“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即废朱均,而用舜禹是也。”但孔子此种大同思想,不主张褊狭的国家主义,种族主义,而理想出一种超国家之组织,以全世界为政治对象,专提倡世界主义,此则为对于当时封建制度一种革命思想。此种大同主义之政治组织,其出发点,在于修身,其终极在于平天下。乃为人道主义之结晶,大同理想之究极,亦即用贤以治不肖,用不乱以治乱之真谛也。 其次,小康,由于三王承统,以天下为家,故流而为“小康”之治。《礼记·礼运篇》曰: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义,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孔子思想以大同为归,但不废小康,故孔子言政,皆就小康而言。大同政治既理想甚高,不易实现,退而求其次,由小康以进大同,求其能化民成俗,近悦远来,造成“太平之极”的大同世界。 (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民国丛书》第一编第22册,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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